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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外交精英到汉奸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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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外交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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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除夕夜的枪声
  
  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上海法租界愚园668弄25号,一家宽敞的花园式洋楼内,热闹非凡,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
  洋楼主人陈�,刚刚从南京赶回来,准备在家过年和祭祖。洋楼外面已是华灯初上,离7点祭祖大典还有一点时间,陈�惬意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品茗沉思,闭目养神。突然,客厅门外闪进两个手持手枪、穿门卫制服的年轻人。陈�刚要张嘴问话,其中一人甩手就给了他一枪,子弹从他耳边飞过,他迅速地抱起沙发上的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滚到地下。就在这一瞬间,另一个持枪者又飞奔过来照准他的头部又是两枪。陈�头部、颈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年轻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的标语,放在陈尸体上,飞奔夺门而去。这就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海潜伏人员刘戈清负责策划的暗杀事件。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均用醒目的大标题予以报道。
  陈�,何许人也?
  
  也曾立志“富国强兵”
  
  陈�,1877年生于福建闽侯,字任先,号止室。早年进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法语。1901年,武昌自强学堂毕业后,留校教授法文。那时的陈�,受甲午战败刺激,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于1903年争取到了“留学生领班”的职位,护送八名被清政府选派的学生赴德。后转赴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907年毕业,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后,陈�参加清政府廷试,被授予法科进士,随后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法律馆编修、外务部考工司郎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大力起用留学生,对学法语出身、熟悉国际法的陈�尤为看重,委任他为外交部政务司司长。1913年12月,陈�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全权公使,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官。
  
  处理外蒙,赢得声誉
  
  陈�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是与外蒙古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民初,沙俄为谋求自身利益,策动外蒙古王公闹“独立”,制造外蒙古事件。1913年12月,迫于俄国政府的压力,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署了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中俄声明文件》及其附件。其中规定,关于中国及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均应由中、俄、蒙三方酌定地点,委派代表进行接洽商定。由于陈�曾追随陆征祥和继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参与过中俄外蒙古问题谈判,了解和熟悉内情,于是被委任为中方“会议外蒙古事件全权专使”。
  
  1914年9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开议谈判。至1915年6月,费时达九个月,正式开会48次,会晤谈判也不下40余次,才最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22条。当时,北京政府在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压力下,无力用军事手段作为谈判的后援,陈�纯粹依恃口舌在谈判桌上相争,成效自然不难想见。恰克图《协约》的签订,使中国保持了名义上的宗主权,却失去了在外蒙的实际统治权。不过,陈�也为中央政府争得了册封哲布尊丹巴名号、在库伦派驻大员监视外蒙古自治官府及其属吏行为等权利,并促使哲布尊丹巴宣布撤消独立。
  恰克图会议为陈�赢得了声誉。随后,陈�出任都护使驻扎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办事大员,成为当时中国处理蒙古事务的首席长官。在任内,他完成了中华民国总统册封哲布尊丹巴的程序,促使哲布尊丹巴派人晋见民国总统,同意中央政府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外蒙西北,后为苏联兼并)设立佐理专员,维护了中国在外蒙古的正当权益,逐步把外蒙古从“独立”的状态下,拉回到了承认中国宗主权的“自治”现实中。对于此段史事,陈�有《蒙事随笔》、《蒙古逸史》等著作存世。
  
  代理总长,备受煎熬
  
  处理外蒙古事务,为陈�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外交经验。1917年5月,陈�结束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戍边”任务,回到北京。同年底,出任外交部次长。不久,陆征祥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陈�遂以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总长职位。这是陈�外交生涯的顶峰。
  巴黎和会是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资格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作为代理外交总长,陈�担负着将巴黎中国和会代表团信息及时上告决策中枢,并将政府政策下达代表团的重任,参与了中央政府外交事务的决策活动。由于巴黎和会的主导权掌握在美、英、法、日、意五大国手里,中国权益成为强权交换的筹码,致使中国政府和代表团难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处境艰难。在北京发生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质问”陈�的外交风波就是明证。
  1919年1月27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向五强陈述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主张,并表示随时可提请中国政府将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文件发表。2月2日,小幡迫不及待于中国春节大年初二紧急约见陈�,质问此事。小幡声称:“日本政府并非不愿发表前项文书,无论何时,但得两国政府同意,均可发表。今顾氏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可以发表,日本政府殊不愉快,且与外交惯例不符。”陈�答称:“该代表等所来电报,并未提及……发表何项文件之事,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等言及此事,且陆总长最看重我两国之邦交,深信不至如此操切。”日方咄咄逼人,陈�只得推诿,筹谋良策。情急之下,陈�将小幡秘密约见内容透漏报端,一时掀起中国社会声讨小幡行为的“外交风波”。
  巴黎和会最终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彻底暴露了列强的嘴脸,也将中国北京政府置于火山口上。外交部更是首当其冲,陈�深受冲击,不敢到部办公。当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后,陈�认为“不签字害多利少”,要求辞职并拒不到部办公。而“山东问题”、“福州事件”等中日冲突相逼而来,外交总长陆征祥迟迟不归,陈�备受煎熬。直到1920年2月中旬,随同回国要求辞职的陆征祥,陈�再次递交了辞呈,并在辞呈中表明了他当日的困窘:“一年以来,临深履薄,陨越时虞,困苦艰难,担荷之肩交瘁,风云变幻,维护之力已穷……”
  
  留法学生漩涡中的
  “法国通”公使
  
  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陈�为驻法国全权公使。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八年,是晚清和民国期间任职时间最长、并享有“法国通”美誉的驻法使节。但是,由于秉承北京政府意旨办事,陈�成为中国留法学生和团体矛盾攻击的对象。
  1921年2月,陈�刚到任,就遇到了棘手的中国留法学生请愿事件。一战结束后,在华法教育会的鼓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蓬勃兴起。陆续来法的学生仅华法教育会送出的,就达1600多人。但是,抱着奢望来到法国的大批青年学生,不久便陷入入学不得、工作难找乃至生活困难的境地。而华法教育会则于1921年1月发出通告,声明与来法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于是,学生转向中国驻法使馆申诉,几经交涉,使馆得到北京政府复电称: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陈�只得请来法国警察维持秩序,又允诺公使馆发给学生6月生活维持费,并答应继续替无工可做者找工作,才暂时化解了危机和矛盾。6月,陈�参与了北京政府专使朱启钤、随员吴鼎昌组成的代表团,秘密与法国政府谈判借款三亿法郎事宜,中国担保条件是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及滇渝铁路、两粤铁路之建筑权。此事在周恩来、蔡和森等中国留法学生的竭力反对下,被迫中止。9月,陈�又与进军法国“中法里昂大学”,要求“求学权”的留法学生发生冲突,支持和默许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学生回国。一时间,陈�成为留学生“公敌”。1922年3月20日,四川留法学生李合林用手枪枪击陈�座车,所幸没有击中。
  1928年7月,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解除了陈�驻法公使职位。失意的陈�,黯然伤神,离开了外交舞台。
  
  失足沦为“汉奸”外长
  
  1928年底,50岁出头的陈�卸任驻法公使,回到上海。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安抚陈�,曾于1934年委任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和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等虚职。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留在了上海。不得志又不甘寂寞的陈�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并很快自甘堕落,同意出任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他的儿子陈友涛也担任了伪外交部的总务司司长。由于陈�曾经的显赫经历,他的投敌被认为是日伪方面的重大胜利,也促使重庆方面下决心除掉他。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死于非命的陈�,晚节不保,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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