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主流”：多元的传播学术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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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对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主体内容及其在传播学中的意义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关键词　传播学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906　文献标识码A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尤其在美国学者的意识中，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世界的中心或主流，是全球传播学者的标杆。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就是一个宣言：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就是美国传播学，或者说。美国传播学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然而，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却不认可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唯一性，在他们的《传播学简史》中，不仅明确对工具化、行政化的美国传播研究提出了批判，而且似乎要努力消解传播学研究的美国“主流”观。
　　
　　一
　　
　　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一书篇幅很小，译成汉语后不过12万字左右。但视野宽广，内容丰富，不论在叙述还是阐释上都很有特色。欧美许多大学的“传播学理论”或“传播学史”课程都将它列入必读书目。
　　该书的法文原版书名是《传播理论》(Histoire des theories dc Ia communication，Editions La D~couverte,Paris，1995)，译成英文后书名改为《传播理论简要》(Theories ofCommunication：A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SAGE，1998)。作者在“导言”指出，该书只是“简略地描述了”传播学的各种“学派、潮流和趋势的发展顺序，着重描述它们发展路径的环行态势”，因此，英译本的书名加“简要”，中译本改为“简史”，都是有一定依据的。
　　《简史》深入浅出地概述了传播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流派和学派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做了简要的解释。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呈现了理论和思想的多元性，包括与主流的“大众传播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同的学派。如芝加哥学派、无形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以及晚些的结构主义和民族志方法等，还涉及与语言学、新的接受理论、文化全球化和政治经济学有关的传播思想。
　　该书主体部分七个章节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第一章“社会有机体”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与传播理论的出现：18世纪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概念是传播理论发展的第一步”，19世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中包含着“最初的传播理论”，而19世纪后期的都市化背景下关于新型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管理、社会控制的研究包含了重要的传播学思想。第二章“新大陆的经验主义”概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传播理论和研究，从活跃在头30年的芝加哥学派到20―50年代形成的经验学派。再到50年代米尔斯的另类(非实证的)传播研究。第三章“信息理论”介绍了30-40年代的信息理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以及它们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介绍了反对线性通讯模式并尝试将系统功能理论应用于传播研究的“无形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互动传播模式。第四章“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阐述了40－70年代欧洲的批判理论、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传播思想。第五章“政治经济学”概述了60－70年代兴起的各种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传播研究。第六章“回归日常生活”介绍了60年代至90年代初各种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的传播理论和方法，包括常人方法论”、符号互动理论、传播仪式观、言语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解释美学、民族志方法、“使用与满足”说、“选择”说、“有限效果论”等。第七章“支配性传播”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传播思想。其中包含着第一作者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所表述的思想。
　　根据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发展，作者作出“结论”：在线性进步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今天。传播研究转向日常生活趋势具有思想和方法上的意义――认识结构和系统盼同时也重新认识主体，关注量的同时重新关注质、分析制度的同时也分析生活经验，从而使人文和社会科学更接近“普通主体”，而理性主义支配下的行政化、工具化的美国式传播研究则违逆这一趋势。
　　《简史》没有严格按时间顺序，也没有简单套用“经验学派”、“批判学派”、“文化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阐述传播理论，它更关注各种传播思想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对立，如通讯理论与效果研究主导的大众传播理论、系统论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系统模式、符号互动论和解释社会学与常人方法论和互动学派、言语行为理论与常人方法论、接受美学与“有限效果论”、文化霸权理论与接受理论之间的联系，创新扩散理论与传播网络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与自生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多元性理论之间的对立，同时，它试图从近百年各种传播理论的产生和变化中寻找传播学的发展趋势。《简史》体现出作者对传播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宏观把握。
　　《简史》的“点到为止”笔法，使得宽广的学科领域与有限的篇幅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正文(汉译本，含“导言”)才，125页，其中“译者注”还占了约17页版面，而参考文献却有29页，所列文献387项，正文与参考文献的篇幅为4：1。这使《简史》具有各种传播理论“索引”的功能。它不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更适合于有传播研究兴趣的学者和研究生，帮助他们从“共时”关系和“历时”发展两条轴上去认识和把握各种传播思想、理论和学派。
　　
　　二
　　
　　传播理论“简要”或“简史”应该写什么?怎么写?前者是要确定叙述对象，关涉学术“边界”，也关涉传播学术观：后者是要确定内容组织方式，不仅涉及体例问题，更涉及学术评价问题。《简史》在这两方面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首先，透过该书各章的标题和内容，我们似乎看出一条贯穿全书的脉络，那就是传播理论与“社会工程”的联系性，仔细阅读该书的“导言”和“结论”，可以体会到这一宏观性主题。正是这种传播学术观，决定了内容的取舍和编排。作者显然继承了批判学派的特质，将传播(学)的发展和结构因素与宽广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
　　
　　该书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对立，冲突”的传播学发展观，即对立与冲突是传播理论发展的动因。作者在“导言”声明，他们将尝试“在物质与非物质网络、生物学和社会学范式、自然和文化、技术设备和言语、经济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村落与全球、个体与系统、自由意志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把握学科发展的张力”，“清理这个领域的各个派别及其差异”。在他们看来，“传播学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些词语之间的冲突的记录，是各种尝试关联或分离这些词语的记录”。这样，不同学派或流派的差异就可以从这些二元对立的“关键词”去把握和辨析。这体现了作者的结构主义思想：不仅把目前“共时”存在的多元化的传播理论现实看作是对立和冲突的结果，而且把这些传播理论看作是系统中各具自身价值的部分。根据这些“关键词”作为二元对立(+或一、是或否)的指标(indicator)，可以确定各种传播理论的“区别性特

征”(distinctive feature)。
　　基于这种对立，冲突的发展观和结构主义思想，各传播理论或派别之间没有什么主次、高下之分，传播理论不存在什么“主流”或“典范”，而是一种多元并存的状态。多元化或多样性是阿芒・马特拉的传播学术观，也是他的社会发展观。
　　该书给人强烈的印象是，作者要竭力消解传播学界的美国经验研究“主流”观，将传播学去美国化。在篇幅上(汉译本)，信息理论11页，批评学派的传播理论29页，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传播理论13页，日常生活取向的传播理论17页，而美国的传播理论也只占20页(其中有5页是关于芝加哥学派和米尔斯)，并没有特殊的青睐。这与罗杰斯传播学术观形成强烈的反差，厚厚一本《传播学史》中只用五六页来阐述非美国的和非经验的传播学。《传播学史》所列参考文献共834项，《简史》为387项，《传播学史》有16位学者超过4项，《简史》有17位超过3项，具体为：
　　《传播学史》中，除了达尔文、弗洛伊德等，基本是清一色美国学者，而《简史》中，美国学者的文献数与欧洲学者的基本均衡，“四大奠基人”和施拉姆的文献数与艾柯、雷蒙，威廉斯、罗兰・巴特、加纳姆、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等非美国学者的差不多；罗杰斯不感兴趣的美国学者，如非典型的经验研究的米尔斯、赫伯特・席勒以及达拉斯，斯迈思等，在《简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如果说《传播学史》固化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意识，那么《简史》是要努力地消解这种“主流”意识。这是两本书对不同传播研究的价值认同的差异。
　　不仅如此，《简史》对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除了“使用与满足”理论、“选择理论”外，美国的经验，实证传播研究已经被权力和资本彻底工具化了，成为政府和企业控制和操纵大众的“共谋”，这样的传播研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背道而驰。作者认为，“政治自由现在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一个人实现愿望的权利，它还包括一个人控制自己愿望生成过程的权利”(第123页)。这就是说，真正的民主自由不仅是“非压制”的，而且是“非控制”的。而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却是为“控制”提供服务。
　　笔者更愿意将《简史》看做是一篇论文，它融“叙”、“释”、“议”为一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态度、立场和观点，包含着对传播学的深刻理解。
　　
　　三
　　
　　简短的《简史》难以深入阐述这么大的主题，但它的“轮廓”启发人们深入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传播学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传播学的对象、目的是什么?怎样进行传播研究?
　　施拉姆认为。传播研究只是人类研究的一个“领域”，不是“学科”，而这个“领域”处在各种学科的交叉路口上，不同学科的人可以来到这里，用他们自身学科的方法和视角进行传播研究。《简史》也有类似的表述――“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导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着相同的传播观。施拉姆所谓的“各种学科”，主要限于社会学、心理学(包括认知科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经验研究主导的学科，施拉姆的设想中，这些学科连同传播学可以归人行为科学的“统一体”中。两位马特拉的视野则要宽得多，不论是社会学的、心理学、政治学的，还是哲学的、历史学的、文化研究的、地理学的、经济学的、生物学的、信息科学的，不论是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是经验研究的还是非经验研究的，是关于大众的还是人际的，是关于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只要关于传播的思想理论，都在“传播学理论”名义下集中起来，将它们纳入这个“交叉点”。《简史》拓展了传播概念的外延和传播研究的覆盖面，回答的是广义的“传播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传播研究的对象当然是传播活动，它可以着眼于宏观层面，也可以着眼于微观层面。宏观研究把传播活动看作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它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传播与社会发展、传播与政治民主、传播与权力、传播与技术、传播与文化等问题的理论性探讨；微观层面则研究传播活动本身，研究它的结构要素、过程，以及这些要素、过程与外部因素的联系性。以此来衡量各种学派或方法，批判学派、文化学派、政治经济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侧重宏观层面。而经验，实证学派、常人方法、互动学派以及信息认知，解释研究等则更多美涉微观层面。
　　拉斯韦尔的传播“5W说”基本上与通信理论的传播模式相一致，它的“单向性”多为人诟病。“5W”是传播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微观层面的概念。确实，它揭示的只是一种单向性的传播模型，而且是抽象的模型，抽去了传播活动、传播内容、传播语境、传者、受者、传者与受者关系、传播后果的社会性等。但是，这一单向的抽象的模型，为传播研究构筑了非常简明的核心框架。各种复杂的传播活动，其基本单元就是一次单向的传播行为，“反馈”性传播行为本身也是一次“单向”的传播行为，只是原先的受者转变为了传者，对先前的传播行为进行回应。因此，由传者与受者交替转换角色的单向传播行为“串”构成的互动性传播活动，也可以用这一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如果说“5W”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它忽视了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即语境――传播活动及其效果所处的具体情景和社会环境。传播活动的进行依赖于各种语境因素：传者与受者的社会属性及其彼此关系、双方关于特定信息的预设、双方的背景知识、社会主流价值等等，以及霍尔的“高语境”、“低语境”，都会对传播活动、解码和编码、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简史》阐述的“主体间性”思想、互动思想、常人方法论、接受理论、无形学派的情景分析，都关涉传播的语境问题。
　　詹姆斯・凯瑞区分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前者“基本上把传播视为一种为控制的目的传递远处讯息的过程”，后者则“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而主导美国传播研究的是“传递观”。有人认为拉斯韦尔的“5W说”及其研究实践强化了传播“传递观”，把美国传播研究的注意力导向了传播效果。其实，“5W说”是中性的，不论是传递观主导还是仪式观主导下的传播研究都无法回避这“5W”，脱离了“5W”，传播研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同样，效果问题也是传播研究不得不面对的，即使“仪式观”指导下的传播研究，也必然要追究传播的效果――共享信仰、社会维系方面的效果。凯瑞倡导的传播“仪式观”中，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芝加哥学派注重的恰恰是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批判学派同样也着眼于传播效果问题，只是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不同于经验学派。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研究的传递观模式源于商业扩散和宗教扩张活动，而且经历了“一个日渐世俗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关于传播思想起源，两位马特拉也有类似的认识。他们也认为传播概念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着联系，但他们认为“传播”是“作为人类社会整合因素的概念”出现的，与“劳动分工”和“社会有机体”思想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传播”概念一开始倒是与凯瑞的“仪式观”思想相一致的。关于美国传播研究的问题，两位马特拉的认识不同于詹姆斯・凯瑞的“传递观”和“世俗化和科学化”说法，他们认为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最大问题是“行政化”和“工具化”。两位马特拉看得更准，击中了美国传播研究的要害。“行政化”和“工具化”的传播研究为工具理性所支配，关注传播的控制功能，忽视传播的社会协调功能。
　　《简史》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还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导言)。确实如此，尽管美国主流传播学者们认为传播研究非常重要，欣喜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努力提高他们的定量研究的科学性――用《简史》的话说，即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确立自身的学术合法性，但是，在美国许多高校尤其在研究性高校中，传播学一直没有改变其边缘性地位。想想也是，传播学拿什么去跟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去抗争?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它们有完整的学科体系，有丰富的学术积累，有庞大的学术群体，而传播学至今没有“普通传播学理论”、也没有厚实的学术积累，其学术群体、流派也只是传播学旗帜下聚集起来的一群“异质”学者，许多人并不以传播学为主业。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传播学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我们必须正视传播学的现实。传播学的现实是没有权威，没有主流，没有标准范式。这对中国传播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务之急则是摆脱为外国传播学理论做注解的角色，研究自己的现实问题。研究“真问题”，建构“解答中国的问题的理论和话语”，积累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为传播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才能在世界传播学领域获取话语资格。
　　总之，《简史》反映了两位马特拉的史学观、传播观和传播学术价值观，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带有法国甚至欧洲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失落感，但它促使我们反思现行的传播观、传播学术价值观，这无疑对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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