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特立独行,不一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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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日本的作家一直在寻找一种真正的、确切的日本文化。他们试图创建一种根植于日本本土，带有明确的日本色彩，并能指导日本行事的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最早的紫式部，到后来的本居宣长；从芥川再到川端，从大江再到村上，一直在努力。然而，不得不说，直到今天，也没有成功。伴随着美国文化长大，又眼见着经济衰落的作家成长起来，他们的作品中，像上一代一样的迷茫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加严重。他们不仅被社会放逐，而且进行着自我放逐。他们宁可选择自己走到社会的边缘。他们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矛盾、痛苦着，一步一步地寻找着解决的方法。
　　笔者认为，现今日本遇到的文化难题，具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不是一个选择A或者B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把两种文化相加，而是要立足于日本本土文化，找到日本文化的特质，以及和其他文化的矛盾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文化特征；个人；集团；自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7-4309(2011)01-0114-4
　　
　　“……日本人，……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我们(美国人)信仰自由和平等，各执一端，因此对我们来说，很难恰如其分地把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可能的社会结构来理解。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
　　这是《菊花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社会的评价。当然，这是在二战刚刚结束时一个从未到过日本的美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评价。我们不能把这个评价作为绝对的标准来评价今天的日本。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即使是今天，我们对日本社会所存在的等级制度依然无法否认。而且，这种等级制度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制度，而是停留在更深刻的文化层面。等级已经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固定在日本人的文化层面上，指导着日本人的生活，包括政治制度、教育模式、文化生活，甚至于文学创作。在日本，所有人都会毫不掩饰地对自己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准确的评价――绽社会(直立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更确切地说，是这种社会结构背后独特的思维模式，使得日本的文化带有浓厚的本土气息，除了语言，还可以很轻易地通过一些细小的地方来辨别出日本人的身份。这些独有的特点，使得其他国家一直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
　　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学，日本文学同样值得关注。尤其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日本文学更是被全世界所关注。在西方人眼中，日本文学和日本社会，有着一样神秘的色彩和独有的系统。
　　
　　一
　　
　　走在东京原宿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穿着奇怪衣服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坐在明治神宫之前。在电车上，皮肤晒得黝黑、染着金黄头发、盘腿坐在敬老席上大声讲电话的女生，也比比皆是。她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周围的人，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指责。在人们眼中，这种年轻人并不值得注目，她们就如不存在一般，隐藏在这社会中。
　　大江在谈到《万延年的足球队》的创作动机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我得以根植于我边缘的日本乃至边远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路”“……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以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在20世纪60年代，大江这样的日本作家就已敏锐捕捉到日本经济复苏期间，社会异化所带来的边缘文化的出现。可是，这种边缘多少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地域性的不平衡。而在背后所隐藏的中心文化的侵入，边缘文化的消亡，人们思想被统一化，这种社会异化才是大江所担忧的。
　　然而，在进入21世纪以来，边缘已经不是地域性的，而是整体性的。所谓边缘化，首先，是生活边缘化。对于日本这个等级和秩序森严的国家来说，生活的边缘化并不是指简单的失业、生活条件恶劣等。相反，在日本这个国家，由于大量自由职业的需求存在，大批的自由职业者完全不需要正式的工作也能生活。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就陷入了不景气的阶段，失业率逐年升高，但是作为自由职业者，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压力。那为什么说他们生活被边缘化呢?这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组成部分。
　　“半年前……做临时办事员的白汤子也由于人员裁员被辞掉了。在小酒屋和她再会时，她正在和男友争论，她既没有钱，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刚才和男友吵架分了手，住的地方也没有了。于是，我把白汤子带回了家，做了爱。那期间，她一直在望着天花板。同男生一起住，做爱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们的生活不像普通的上班族，而且他们本身也不想成为上班族。他们利用各种手段获取钱财，满足自己的生活，然后继续自己不被社会主流所承认的生活。援助交际、暴走族、宅男，各种奇怪的生活方式层出不穷。他们坐在车站或是公园，一边嘲笑着匆匆忙忙的上班族，一边酗酒、乱交，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于主流社会，成为彻底的边缘。
　　
　　二
　　
　　随着生活边缘化而来的，就是心理边缘化。
　　1965年，日本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已经不是战后了”，晴天霹雳一般划过日本的天空，日本进入了没有目标的“空白社会”。日本进入了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社会日程生活也没有了目标，工作失去了意义，人们变得不知所措。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日本进入经济稳定发展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为止。传统的日本文化进一步崩溃，日本人陷入了矛盾中。一方面，自古以来留下的集团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渗透进了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价值体系；另一方面，由于长时期美国的统治，整个社会又不得不被大众文化所侵袭，而这种带有强烈自由意识的文化和传统的集团意识是相矛盾的。于是，日本就处于一种追求自由，却不得不被集团所限制的夹缝中。这个时期的文学往往描写的是年轻人在这种夹缝之中的无奈、彷徨和不知所措，最后自甘堕落。“我们知道自杀才是唯一的行为，而且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我们自杀。但我们不能鼓起勇气，纵身一跃。于是，我们只好活下去，去爱，去恨，去性交，去参加政治运动，去同性恋，去杀戮，去获取荣誉。然而一旦觉醒，发现自杀的机会就在眼前，等着你去决断。不过，一般都没有这种自杀的勇气，所以我们活在无处不在的自杀机会的眼皮下。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这种边缘，都是主动性的。是这些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开叉的舌头，你听说过吗?”
　　“什么?开叉，你是说舌头有分开的?”
　　“对对，就是像蛇呀那样的舌头。人的舌头也可以变成那样呢。”
　　他说着，有滋有味地将嘴里的香烟取到手里，调皮地将舌头伸得长长的。他的舌头，果然像那蛇舌似的，中间是分开的。我凑过脸去想仔细看一下，可他马上把右边那片舌头灵活地卷起，把手里的香烟一下子夹在两片舌头的中间。

　　“……好酷呀!”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蛇舌。“你，不想也来个身体改造?”听了他的话，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像这样将舌头割成两片，据说是现今酷男靓女的时尚，用他们的话来讲就叫做身体改造。方法是先在舌头中间打孔，戴上饰环，慢慢将这个孔弄大，将舌尖的部分用洁牙线或钓鱼的尼龙线什么的缚住，最后用手术刀或剃须刀将舌尖切开，这样蛇舌就成功了。他这样向我仔细介绍了改造舌头的程序，又补充说，这是一般人使用的方法，另外还有些性急的人，干脆一下子动手术将舌头切开。这样不要紧啊?舌头一下子切开不会死人呀?对我这样大惊小怪的质问，他只是淡淡地解释道：
　　“切开后用熨斗烙一下就止血了，这样的办法可是立竿见影的，不过我这舌头还是用戴饰环的方法改造的。这方法时间是长些，但比动手术一下子切开的舌头好看。”
　　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背后的边缘情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传统文化中集团意识的禁锢之间的冲突。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就此结束。对于日本人来说，如此战败是从未有过的事情。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否定自己是“现世之神”。《日本国宪法》也同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证据。”“战后的日本常被焦虑感所困扰，比较直接的根源就在于以民主为基础的国家宪法，这些原则是在西方演化而来的，和位于传统社会中心的集体主义格格不入。”因为，这两种文化根源于绝对不同的两种理念。要在现代社会中确立真正的民族自我和民族意识，就必须将两种截然不同而且常常无法调和的文化糅合在一起，一种文化是本土的、天生的，扎根于历史之中；另一种文化则是外来的、难以驾驭的。一种是来源于等级社会和原始神道的“前现代”日本的观点：个人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另一种文化则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等概念的基础上。其本质就在于，集团和自我的矛盾。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没有个人这一概念的。如前所述，在原始神道的统治下，日本的思想是处于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元论的支配下。即使在天皇失去权力的时代，作为信仰符号，依然存在。效忠天皇就是效忠神，这种效忠是由最原始时代人对自然的崇拜传承下来的。后来的贵族和武士，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大力宣扬所谓集团，并诞生了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这种对自己所效忠的集团绝对服从的意识，个人认为就是出自于日本独特的自然观所带来的顺从习惯。而掌握权力的集团利用这种精神，把对天皇的服从扩展到了对自己所属集团的服从，这也是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所以贵族集团、武士集团都宣扬为了集团的利益，个人的牺牲是应该被表彰的。在日本有名的“忠臣藏”的传说可以说是代表。另外，虽然幕府实行强权政治，规定了森严的身份等级，实行了长时间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文学创作受到压制，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同时德川幕府提倡儒教治国，各个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使“国风文化”迅速兴起，新兴市民和商人也和武士贵族一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而这些由贵族和武士阶层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把统治阶级所宣扬的思想带到了下层社会，从而使对天皇的崇拜、对集团的服从的思想渗透到了日常的生活习惯中，形成了注重集团、忽视个人的处事原则。如前所述，集团意识也是出于日本原始的自然观，和原始神道一脉相承。随着天皇的“回归人间”，神的概念的消失，集团化没有瓦解，依然是日本社会的处事原则。笔者认为，其原因是除了长时间的封建社会和二战前的一元化统治带来的习惯之外，对于处于战后重建的日本，集团意识、集团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战后的日本可以说是一片废墟。包括受到原子弹袭击的广岛、长崎在内，全国119座城市化为废墟，一半以上的工矿业瘫痪，加上天皇制的崩溃，重建困难重重。这个时候，有一个良好的秩序存在，对于重建来说至关重要。而集团性协作，恰恰就是作为维护社会平稳而存在的良好秩序。由于在集团中，个人的利益要服从集团，也就是要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集团利益。这种压制个人的思想，虽然现在看来并不可取，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日本的战后重建是在美国资金、技术的帮助下，大量吸取先进科技，从而使日本的制造业、改装业都大规模发展，并且变成了一段时期内日本的支柱产业，大规模流水线工业流程使得在生产层面上经验尤为重要。而集团意识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这种经验至上完美融合，使日本社会变成了一个“竖直社会(立社会)”。而这种等级制的处事原则，下级对上级、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在某种意义上使得个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但是这种处事原则却有利于大规模操作工业的开展，从而使得日本经济在1955年以后飞速发展。从1956年到1973年，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增长了8.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3.6％，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四番，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国。可以说，日本这种空前的经济发展和集团意识是分不开的。
　　相对于集团意识，日本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叶谓渠先生说：“日本近代的自我是由强化了的天皇权威的集团意识来支配，用统一的思想意识、单一的思维模式来严格规范的。从整体上说，缺乏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以及积极的能动精神。以盲从为美德，这样就不能不严重压制了近代日本文化所萌生的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这一特征又与日本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忠诚观念和等级观念非常顽固，个体的自我对整体的忠诚往往是单向的、绝对化了的。这种集团的志向性形成日本人的集团心理结构，乃至成为日本人的行动基础。所以日本文化在人的基本关系，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整个观念中，其核心所在就是对集团的忠诚、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依附于一种服从性的社会关系，而自我本身缺乏自由平等意识。”这种矛盾并不是一个只存在概念中的空泛而抽象的问题，它直接表现为自我观念的缺乏，表现为每个社会成员都体验过的生命的虚无感，并让他们深感不安。
　　这种困惑，就是自我意识的呼唤，更确切地说，不如说是自我的悲鸣。在中村文则另一部小说《蜘蛛的声音》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希望逃离这社会的愿望和迷失掉自我带来的疯狂的恐惧。
　　“对于他们来说，我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我静悄悄地靠近、攻击他们，一定会成功的不是吗。……或许，我的潜意识中，对整个世界来说，我都处于有利地位。我在安全的地方，感知着世界。现在的我的存在，不被世界所知。如果我有导弹，我可能会在这里发射。世界是混乱的，不知飞向哪里的导弹，人类在制造恐怖不是吗?我要藏起来，不想被任何人发现。”对子这些从小接受美国文化成长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内心中自我的萌芽，和社会的价值结构格格不入。而且他们无法反抗，反抗的结果，只能是悲剧。就像《我们的时代》中的三个男生一样，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希望以炸死元首的方式来出名，其结果是一个被炸死，一个吓跑，另一个更是走向

了所谓“背叛”的道路。在一种民族意识的习惯之中，他们一次又一次鼓起勇气喊出自我，却又亲手把他们掐死。
　　
　　四
　　
　　在现在的日本，天皇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而并非是政治核心。事实上，日本的政治核心是集团。中国唐代时期，随着日本和中国交流的密切，中国的先进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都传入日本。日本很快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以后，伴随着天皇势力衰弱而来的是，贵族力量的增长。但是像前面所说，贵族虽然把天皇变为了傀儡，自己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权力，却没有破坏天皇的神权地位，天皇依然作为一个信仰的中心符号存在着。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江户时代，全国的土地被分为大小不一的封建领地，幕府将军占有最多的土地，其余的封建领主的土地被称为“藩”。这些封建领主被称作领主，并被专属的武士追随。这些领主、武士以及领主所属土地上的其他阶层人士，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封建集团。而最大的领主，就是幕府将军。随着这些集团的日益强大，贵族为首的集团意识开始出现并壮大，虽然没有危及到天皇神的位置，却在日本社会中留下了集团的概念，这种以家族为基础的庞大的贵族集团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影响并不小于天皇。为了稳定这种社会结构，幕府规定了严格的身份制度，以“士”、“农”、“工”、“商”为代表的四个阶级的出现，使日本的社会结构得以稳定，同时各个阶级，尤其是商人的发展，对日本社会将来的巨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商人文学的出现，也成为那个文化封锁时期少有的亮点。在这个时期，天皇完全成为傀儡，幕府将军把持着整个日本。同时，这一时代宋学的大量引进，和日本文化相融合。宋代儒学所宣扬的王权至上，使佛、神、儒三者相互融合，进一步巩固了天皇的神的地位和集团主宰个人的思想。“日本封建社会是个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固定的。德川氏(德川家康)巩固了这个制度，并规定了……日常行动细则……表明阶级地位以及有关世袭身份的必要事实。他所能穿的衣服，他所能买的食物……都是根据这种世袭身份规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天皇的服从和集团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和日本的原始神道是分不开的。到明治维新为止，日本一直处于原始神道的支配下，把天皇作为神的代表，把集团意识作为基本的处事原则。从《占事纪》等书籍中的记载的原始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原始的自然观。日本古代神话一开始就将自然作为神来崇拜，将自然和神一体化，所以日本人认为草木皆有灵性，都作为崇拜的对象，是神的化身，日本的自然观也就由此形成。随着崇拜自然神到崇拜人格神、祖先神，神话也由自然神话进入到了人文神话。自然神变成人格神，天皇就是至高无上的神的象征。所以对于天皇的服从，本质上是对自然崇拜的延续。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下日本的自然观。在《占事记》和《日本书纪》留下了很多自然神话的故事，以此说明在日本最早的自然不是神创造，而是自然本力形成的。
　　这就是证明了，日本人尊重自然的原始自然观和尊重自然的原始美意识，“人与自然的亲和与一体化，人与自然共生就成为日本人的美意识”。私认为，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种自然观导致了日本人对自然更多的是崇拜，而主动能动地去改造自然的意识就相对淡薄。由于日本国土与周边国家相比，进行大规模农业耕作比较困难，也就是大规模地改造自然相对比较困难，更多的时候是顺从自然，也就是刚才说的“与自然共生”。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神道里面几乎每处自然都有神灵的存在的原因。而当自然神变为人格神的时候，对自然的崇拜和顺从，自然会转到对天皇的崇拜和顺从。前面所说，日本神话中几乎没有英雄神，这也和日本独特的自然观有关。众所周知，英雄的出现，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是代表着一种反抗自然的精神。但是由于日本人习惯性地对自然的顺从，个人反抗意识自然就不强。
　　从自我意识自身来说，日本社会的自我意识带有严重的缺陷。诚然，日本的自我是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体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战后的日本，由于天皇人格化，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天皇神授的一元论政治体制，被美式民主主义和象征性天皇制的二元论所代替，这有助于自我的确立。但同时，在日本，自我是“先天不足”的。“日本的自我与西方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我不尽相同，它主要是以群体为中心，依存于群体。自我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根植于传统的日本社会组织中的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两者并不平衡，即过分强调自我服从于群体，而忽视自我在服从群体时所应表现的个体独立性，忽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力和独立价值，这就必然削弱自我的完整性。”由于自我意识的不完整，必然会造成由于无法承担重担而导致不被社会包容，最终变成自我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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