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自身的意愿塑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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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钮汉章 高 鹏
[内容提要]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应对接踵而至的威胁与挑战的同时，其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下滑。普林斯顿计划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对外政策中存在的症结提出了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构建“法治下的自由世界”，设想打造“民主同盟”，推进联合国的改革，促进国际合作，合法而合理地使用武力，共同消除威胁美国安全的七大威胁和挑战，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的国际秩序”。
[关键词] 普林斯顿计划 对外政策 法治 民主同盟
中图分类号：D83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3-0066-06
“9・11”事件发生后的五年里，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美国来说，伊拉克战争的泥沼还未跳出，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伊斯兰世界高涨的仇美情绪、中国的崛起、全球性疾病、环境恶化以及能源短缺等问题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威胁和挑战，为使美国对其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规划，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负责，威尔逊学院的院长安妮一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和政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共同领导的普林斯顿计划出台，它为美国的21世纪国家安全提出了战略构想，并于2006年9月27日出台了普林斯顿计划的最终报告：《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企图为美国未来构建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提供蓝图和可实施的方案。这份被称为冷战后的“x文章”的报告，内容十分庞杂，思想也不完全统一，显而易见，这是一份不同思想碰撞、妥协的作品，未必就对美国未来的内外政策发挥“x文章”那样的影响。但是，它却为我们了解未来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趋势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
普林斯顿计划提出的初衷
20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文化形成了一个重要特点，每逢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每当遇到重要威胁，美国政府总会鼓励或邀请一些智库、学者研究美国的未来对外政策并提出可行的方案。1947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乔治・凯南曾在《外交》杂志以“X”之名发表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称为“X文章”)提出了对苏“遏制战略”，并主导了随后45年里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克林顿政府时期，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于1997年起草了一份《新美国世纪计划》，将“道德”写在了外交政策的旗帜上并勇于凭借“军事力量”来强行实现“美国全球领导权”；“9・11”后，“先发制人”又在美国对外战略中高频率地使用。2003年美国的吸引力出现急剧下滑，伊拉克战争后，根据在19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其中近2/3的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对美国印象不佳。促使又一批知识分子为美国的21世纪对外政策提出新的思想和建议。
普林斯顿计划是通过召集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400多名专家，在九个彼此没有关联的研讨会经过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计划的制定者还与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舒尔茨、布热津斯基等人士就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磋商。拟勾画布什余下任期及其之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关于国家安全的普林斯顿计划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计划，它基于两党的联合倡议。其目的在于为美国制定一个可持续的、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的前言中写道：“普林斯顿计划将以凯南为榜样，对当前趋势和未来可能的情况从一个系统的和富有远见的视角来制定美国的安全战略”。其目的就是想表明这份关于美国2l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及对外政策的普林斯顿计划可与当年的“X文章”相媲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普林斯顿计划中提出了美国战略的总体目标――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生活方式。这个总体目标包括三个具体目标：①国土安全，包括保护美国的人民和基础设施不受外来攻击以及不受致命的流行性疾病的侵袭；②健康的全球经济，这是美国自身繁荣和安全的根基；③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有赖于各国间的安全合作以及自由民主的普及。不难看出后两个目标实现的出发点是全球角度，除了保护美国自身的安全外，该计划也旨在勾画未来美国领导世界的蓝图，重新塑建日益衰落的美国影响力，但这又与美国当前因为在伊拉克的“豪赌”而造成的反美情绪的泛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在当今全球化与信息革命的背景下，该计划的初衷便是深度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所面对的挑战和威胁并提出合理的应对方案，维护美国的利益。
普林斯顿计划的核心内容
普林斯顿计划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概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成功战略的标准，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设想，即“21世纪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第二部分系统分析了美国面临的“主要的威胁和挑战”。第三部分“结论”归纳该计划的总思路。总观全文，其核心内容是推出构建“21世纪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设想、分析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提出以“民主同盟”共同应对挑战。
1．构建“21世纪法治下的自由世界”
计划认为，构建“法治下的自由世界”是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总体目标的前提和保障。计划批评了布什政府把推广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核心，认为“把世界上的国家贴上‘民主’或‘不民主’‘不好’或‘邪恶’的标签”“毫无必要地”使美国的对外关系“复杂化”，无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只有在法治之下推广民主，实现法治下的自由，才是有秩序的民主，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为此，计划提出了“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三大支柱：“良治”政府、国际秩序、武力支撑。
首先，使各国政府达到“良治”(PAR)政府的标准。法治的前提，是要求世界各国都拥有一个受人民拥护的(Popular)、对人民负责的(Accountable)、尊重人权的(Rights-regarding)政府。计划中认为美国要做的就是鼓励并援助世界上，并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将那些[未达PAR标准的]政府及其公民与那些已经达到此一标准的政府和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国家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并以沟通和劝导的方式使那些旨在捍卫法制下之自由的价值和实践得以传播。
其次，构建自由世界的国际秩序。计划认为，在上述法治的前提实现的同时，应该把联合国改革作 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作为重建21世纪国际自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务之急是推进安理会的改革。与此同时，计划提出组建民主同盟、重振北约、建立有序的全球化秩序和网络性秩序。计划指出：“我们必须让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全球角色抱有信心，赢得它们的支持以合力解决共同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认可或者接受美国的价值观，通过彼此相辅相成的硬权力与软权力的运用，进而共同影响他人的行为，完
成美国的目标。
另外，关于武力的使用。计划认为从本质上讲，自由和法律都要靠武力来支撑。所以美国和“自由民主国家”必须维持军事优势；适应新的形势，革新威慑理论，必要时，有针对性地对恐怖分子和极端国家“预防性及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
2．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
普林斯顿计划用大量的篇幅分析美国当前及未来可能所面临的七大类威胁和挑战。按顺序，分别为：中东、全球恐怖网络、核武器的扩散和转移、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全球流行性疾病、能源和建设防护性基础设施。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民主样板”难以树立，文明的摇篮――中东，逐渐变为了全球冲突的发源地；恐怖主义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威胁，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基地”。等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动也越发难以捉摸；朝核六方会谈进行的同时，伊朗核问题也愈发吸引国际眼球，世界似乎正处在核危险新时代的边缘，大量核武器的存在必然给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初具有影响的事件之一，美国究竟是应当阻碍和遏制中国，还是应当“帮助中国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实现其正当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政治及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成为当前美国对外政策中必需做出的选择；不由人控制的高度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对美国威胁增大，如何解决成了难题；美国对石油的大量消耗对美国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使得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的财富转移到了专制政权手中，同时因使用石油还引起环境恶化和为此付出的财力消耗；美国国内的安全基础设施还存在大量隐患，人们安全意识还有待改进和提高。这些都成了计划制定者们定位这些威胁和挑战的原因。
3．打造“民主同盟”，共同应对挑战
计划开宗明义指出：“由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后构建、在冷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国际体系已支离破碎”，“美国显然不能依靠那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组织，这些组织需要动大手术。人们对联合国期待有加，但联合国却深陷危机。尽管联合国仍然是世界上处理棘手的国际安全问题的主要论坛，其组织结构却早已过时，其表现也不尽人意。美国必须把联合国的全面改革作为优先考虑的政治问题”。“美国在重构国际体系方面负有最大责任”。鉴于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改革的“等待不能没有时间限制”，计划主张“与盟友共同打造一个致力于自由、民主的新的国际机构”――一个全球的“民主同盟”(concen of Democracies)，以此促进联合国改革，必要时作为“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替代物”决定世界事务。
设想中的“民主同盟”将有选择地吸收成员。加入“民主同盟”者并非自称民主国家即可，而是“定期举行多党派参与的自由公平的选举”的国家，包括美国已有的盟友，北约国家，非北约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一些新的民主伙伴，如印度、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加入的国家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对于“民主同盟”的存在与否，计划提出视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机构改革进展而定。如联合国能够如美国所愿成功进行改革，“民主同盟”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联盟体系，否则“民主同盟”将开始运作，其成员国将就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得到通过的“动武事宜另行表决”，并“视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选择”。显然，该“同盟”将“重振北约同盟，更新其总体协定并扩充其国际伙伴关系”。在亚洲，则是保持和加强美日等双边同盟，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作用。进而在全球推广、维护“自由、民主”以及实现改造联合国等重要任务。布什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可能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拥有全球性的“制度霸权”。这种霸权以美国的国家实力为基础，加之国际制度和软实力奠定了美国的影响力的基础。但与伊拉克战争前相比，如今的美国对全球的战略影响力显著降低。在第14次全球不结盟领导人会议上，反美成为一致的声音。布什余下一年多的任期内上述问题难以解决，布什之后的美国对外政策该如何调整便备受瞩目。从普林斯顿计划对美国强制推行美国民主的新保守主义和冷战思维的某种否定来看，如果未来民主党人执政，美国将在对外政策方面作出一定的调整，以更好地按照美国所期待的样子塑造世界。
1．构建中东新秩序，化解伊斯兰世界仇美情绪
普林斯顿计划中提到了七个方面的主要威胁中，中东排在第一位。而且，排在二、三、五、六位的全球恐怖网络、核武器的扩散与转移、全球流行疾病和能源问题，也牵扯到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可见对于美国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政策已经为美国的智库和战略思想界所高度关切。显然，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首当其冲的是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策。
首先，采取实际步骤推动解决以巴冲突问题，改变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普林斯顿计划承认中东问题根源在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双方在领土、巴勒斯坦难民以及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上存在难以消除的障碍。另外，民族主义、宗教和种族情绪以及阿拉伯仇视以色列情绪成为恐怖活动的精神支柱。普林斯顿计划一如既往地强调美国在调节以巴事务中将会扮演领导角色。但它力图改变偏袒以色列的形象。它主张美国政府和该地区大国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合作，积极帮助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生活、改善该地区人权、提高经济增长、提高教育水平等。另外，建议美国政府不应将穆斯林与全球恐怖网络挂钩。以此建立美国和伊斯兰政府合作的基础，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同时也为美国有效地在中东推广自由民主。
其次，帮助建立“良治”(PAR)政府，消除中东“暴政”。计划称：“美国在该地区的长远战略目标应该是建立法制下的自由以及使得该地区更为和平、自由与稳定，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共同繁荣和富强。”这一目标不可谓不诱人。可以想象，美国的伊拉克政策调整，将围绕体面地从伊拉克脱身而展开。这一调整，布什政府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普林斯顿计划的“新意”是强调美国与欧盟和俄罗斯联合帮助伊建立合理秩序，防止出现威胁美国利益和地区稳定的情况发生。
再次，建立地区安全机制。计划主张效仿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建立一个中东安全合作会议(CSCME-Conferenc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the Middle East)与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作为姐妹组织，彼此效仿、鼓励、支持和监督。进一步完善中东人权维护机制。或者建立一个海湾安全委员会(Gulf Security Council)，向伊朗提供“消极安全保证”，以吸引伊朗以及所有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参与。
通过这些可能的调整，普林斯顿计划设想可以优化美国自身的领导形象，消除伊斯兰世界可能产生的集体性的仇美情绪，联合伊斯兰国家共同打破全球恐怖网络，在中东“铸造法治下的自由秩序”。
2．认真应对中国崛起，构筑“民主的东亚
秩序”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创建符合美国利益的东亚秩序是普林斯顿计划内容中的重点。计划透露，“‘9・11’以前，中国的崛起在许多圈子里被看作主要威胁。‘9・11’以后，恐怖主义被看作主要威胁”。在反恐反到现在这个阶段时，“‘普林斯顿计划’属下的‘大战略’工作组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就是将美国的关注点重新从中东转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没有完全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越发强大的中国具体抱有什么目的和野心尚不清楚”，而且美国和中国具有的三重身份：贸易伙伴、潜在的战略对手、“许多人权问题上的敌手”。计划定的基调是：中国的崛起是当今时代客观发生发展着的历史性事件，不应该单纯“围堵”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然而，透过整个计划，我们还是看到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冷战思维传统。该计划提出的中美间的“战略交易”是：美国给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体系中更高的地位”，而中国应“接受有关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理念”。可以想象，这一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民主的东亚秩序”的过程，就将是一场激烈的冲突。当今美国的战略思想界跟英国的一些政治学家不同，他们拒不承认社会主义民主同样是民主实现的一种形式，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以美国式的民主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提出建立世界的“民主同盟”，联合中国周边的“民主国家”一起对付中国。这就在无形之中重新回到了普林斯顿计划不愿意看到的“把世界上的国家贴上‘民主’或‘不民主’‘不好’或‘邪恶’的标签”，“毫无必要地”使美国的对外关系“复杂化”的局面。
最近，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牵头撰写的报告《美日同盟――让亚洲正确迈向2020》发表。与2000年发表的《美日同盟――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又称阿米蒂奇报告)相同的是，新版报告一如既往地维护美日同盟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强调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其核心是应对中国崛起。计划也认为正如德国的统一加深了欧洲的整合一样，一个强大的日本会成为亚洲一个重要的协调因素。同样，美国与韩国不断增多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进一步证明韩国是不容忽视的。计划的制定者认为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达到了他们所谓的PAR标准，可以将印度作为美国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另一个筹码。尽管计划狡猾的指出：“不应明显的针对中国”。约瑟夫・奈近日发表文章也称：“决定2020年世界大势的三大因素中首先是中国的实力以及它的使用方式。”中美关系可能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需要应对的是它认为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含糊性和复杂性。美国要做的是不应当在它的战略中明显针对中国。但是，美国如真的实行“与中国在和平维度内和平竞争”，并“希望北京接受并适应我们的核心战略利益，比如继续承认美国是东亚安全的主导性的提供者”，其民主同盟的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
3．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和能源短缺问题
除了上述提到的几方面威胁和挑战外，全球性问题和能源短缺问题也是普林斯顿计划所关注的内容。全球性问题指的主要是全球流行性疾病，如禽流感、SAPS、艾滋病的防治；全球环境恶化的治理，面对这些问题，美国是不可能独自完成的。要获得与他国合作的可能，就必须首先自身做出表率。降低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入《京都议定书》等全球性保护环境的活动，而不是以自己认为的方式一意孤行。但计划中强调，某些全球性问题领域的合作需要由美国主导完成。
在能源问题方面，数据显示到2025年美国原油消费量每年将以117％的平均速度持续增长，即每昼夜的消费量达到2920万桶；天然气的需求将快速增长，即从2001年的6400亿立方米增加到2025年的9900亿立方米；煤炭的消费量将以年均113％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将从2001年的952135吨增长到1309171吨；2001-2005年，电能消费每年增加118％。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称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将增长150％，印度也会加倍其能源消耗。能源竞争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专家们认为，减少汽油和柴油消费，仅靠汽车节能是不够的。计划中认为美国一方面在购买中东石油的同时，变相资助了独裁专制政权；另外，在高价购买石油的同时还因使用石油引起的环境恶化而花费着大量的资金。计划建议美国在国际领域应采取如强制性制定排放标准、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向主要排放污染大国如中国、印度和巴西提供排放补贴。在美国规定他国的同时自身应当作出表率作用，比如加入《京都议定书》等。在国内，建议推行新的汽油税费，即每加仑附加50美分税并且10年内每年增加20美分。
4．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
布什政府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广受争议的对外政策之一。普林斯顿计划在原则上肯定建设“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同样需要武力的支撑，并将此作为联合国改革中需要着重加以讨论和明确的问题。认为联合国应当接受“有责任保护”的原则，即“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公民不受‘本可避免的灾难’(如大规模屠杀、强奸、通过强制驱逐和恐怖手段实施种族清洗及人为造成饥荒)的侵害。如果该国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保护本国人民，国际社会则将行使此种保护责任。”此外，计划也赞成“针对恐怖主义的预防性军事行动”，而且主张联合国在面对该类问题的时候，应该“取消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但是，计划认为，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必须满足如下条件：①预防性军事行动只能作为最后的选择；②必须对情报的准确性和获得胜利有绝对把握；③必须做好有效应对各种后果的准备；④必须获得安理会的授权，或至少获得如北约等机构的认可。由此可见，美国还将把武力看成其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至少将会谨慎地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
总之，普林斯顿计划的确给美国政府提出了很多务实的建议，但是它毕竟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报告，能否真正成为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有待我们的跟踪与观察。至于美国能否如愿以偿地塑造世界，则更不是美国的一厢情愿所能实现的了。
(责任编辑：张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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