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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茶叶领域的缉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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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榷茶法是禁榷法的一种,其起源于唐,兴于宋。宋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文章重点论述了宋代四川缉私法的运作情况,因为相对于“书本上的法”,我们更应重视“实际中的法”。为了保证榷茶法的顺利实施,从生产领域、贩卖领域到告赏法的推行以及官吏缉拿私茶的法律责任,政府召人买扑等方面,宋政府都制定了详细的预防和处罚等法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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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宋代;四川;榷茶法;缉私法
  [作者简介]魏晓欣,乐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四川乐山614004
  [中田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4―0105―04
  
  一、榷茶法的起源
  
  (一)禁榷法的起源。禁榷法起源于齐国管仲相齐桓公时所推行的“官山海”之法。对此,《盐铁论》也有所记载:“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
  管仲曾向齐桓公说过征税的弊害:“籍于储君吾子,则必嚣号”,人民会起来反对。禁榷盐铁,国家可以增加收入,“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海王篇》)。同样,铁也是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又盐、铁“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二者不是人人所能生产,又不得不买,故禁榷盐铁,国家可获巨利。
  由此可见,禁榷盐铁克服了征税的弊害,可以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民爱可洽于上”(《国蓄篇》)的效果,又能增加收入,故管仲日:“唯官山海可耳”(《海王篇》)。结果“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禁榷法起源于齐国管仲相齐桓公时,兴于西汉,历代相沿,只是禁榷方式和范围有所不同罢了,榷茶法就是从唐代开始实行的,当然属于禁榷法的范畴。
  (二)“禁榷”一词的含义。禁,国家禁止私人生产销售某些物品。榷,《说文解字》上说:“榷,水上横木,所以渡也”,即水上独木桥之谓,则禁与榷合在一起,就是垄断的意思,故禁榷就是国家对某些重要物品(如盐、铁、茶等)实行垄断性经营,禁止私人自由经营。
  禁榷不同于“专卖”,也不同于“专营”。因一种商品要进入市场需经过生产、运输、销售等几个环节。专卖显然只包括其中的一个环节――销售,而禁榷既可对生产,又可对运输、销售等环节实行垄断。另外,“专卖”一词来自日语,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现代中国学者动辄说中国古代盐铁专卖法云云,实际上是对古代“禁榷”的现代化称谓。二者在细微的枝节上还存在差异,在语义重心上各有侧重,起初的“官山海”往往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矿产权问题。各种名词在不同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往往存在不可通约性。禁榷与“专营”不同之处在于,以“专营”所生产的产品不需要进入市场,当然也就不存在运输、销售的环节,完全是政府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禁榷分为局部的禁榷和全部的禁榷;狭义的禁榷和广义的禁榷。局部的禁榷指商人经营这些重要物品(如盐、铁、茶等)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封建社会初期,多采用全部的禁榷,如唐代王涯曾实施全部的禁榷制,“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卷87)。封建社会中后期,一般采用局部的禁榷制。狭义的禁榷指国家对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一部或全部环节实行垄断;广义禁榷指国家虽未对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实行垄断,但有限制性规定。如宋初在四川所实行的通商法,“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卷100,“天正元年正月”条)。本文采用广义的禁榷制。
  
  二、宋代四川的榷茶法
  
  关于宋代的榷茶法,《宋史・食货志》如是记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悉送六榷务鬻之。”(卷183,食货下五)。可见,宋政府在东南地区设置六个榷货务和十三个山场来管理榷茶事务,而中央的榷货务是主管全国茶盐贸易的总机关。六榷货务负责茶叶的运输和销售,设在淮南产茶区的十三山场管理茶园户的生产,同时也负责销售茶叶。江南各地的产茶区的山场只负责收购茶园户的茶叶,故又叫“买茶场”。
  宋代茶法的显著特点是变动频繁和地区差异大。整个两宋东南茶法与四川茶法一直没有统一起来。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开始征榷东南茶;仁宗嘉�四年(1059年),下令废除东南地区的狭义的榷茶法,改行通商法。
  四川等地的茶法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卷183,食货下五)。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征榷蜀茶,实行“茶马法”。两广地区因产茶很少,故未曾禁榷,允许自由通商,但禁止把茶叶运到境外。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罢东南地区的通商法,改行“茶引法”,“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箕,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卷184,食货下六)。政和二年(1112年),在崇宁四年茶法的基础上,开始施行合同场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食货二九)。商人贩茶,应于“茶务请长短引”,才可以“不经官司,许往赴茶园户处私下任便交易”(食货三○之四一)。此时,四川的茶法仍为茶马法。南宋时,东南茶法基本上仍沿用合同场茶法。而四川茶法却有了很大变革,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四川开始实行“茶引法”。
  可见,终宋一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一)通商法。宋初,政府令“川峡诸川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诏禁止蠲除之”(卷七,乾德四年五月),明令罢去四川的榷茶法。苏辙曾说:“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卷36,“论蜀茶五害状”)对此,《宋会要辑稿》则云:“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食货二九之七)《宋史・食货志》如是记载:“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卷183,食货下五)
  (二)茶马法。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开始对熙河用兵,为解决军需问题,朝廷开始变更川峡茶叶政策,“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

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卷183,食货志)。对此,《宋会要辑稿》曰:“(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十一日,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公事,太学中舍李杞,三司勾当公事蒲宗闵,并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赐对,遣之。”(食货三○之一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蜀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令官买官卖,置提举司以专榷收之政。”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熙宁七年,始建(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人蜀,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卷18,征榷考)。可见,茶马法开始于熙宁七年。
  (三)茶引法。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朝廷就令赵开做“都大提举川峡茶马司”,赵开“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场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茶户十或十五成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卷374,赵开传)。
  
  三、宋代四川茶叶领域的缉私法
  
  在宋代四川的不同时期,私茶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四川实行通商法时,“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卷183,食货下五),私茶主要表现为出境销售,当然贩茶到少数民族地区出卖也以私茶论。四川实行茶马法和茶引法时,私茶主要表现为官吏的私贩,园户与茶商的私相交易,贩卖伪劣茶等。私茶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榷茶法的实施,因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严密的法律措施来预防和处罚私茶。
  
  (一)茶业生产领域中的缉私法律措施
  建炎二年(1128年),赵开将保甲法引入四川的茶叶生产中,规定“茶户十或十五成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卷374,赵开传),在茶叶生产者周围设下了层层罗网,严防其以身试法。
  
  (二)打击贩卖私茶的法律规定
  1.对官吏贩卖私茶的处罚措施。宋政府针对官吏贩卖私茶的情况,曾制定了一些法律措施,“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992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卷374,赵开传)。但官吏贩卖私茶的情况依然很严重。
  四川实行茶马法时,宋政府特规定:“如诸官司客旅等辄敢支卖与兴贩,其买卖之人官吏等,并乞以不应为从重科罪。如有计嘱情弊,自依本法,本部看详。所乞专用博易马,已有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旨外,有官司客旅兴贩,并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职官四三)。但仍有官吏私自把名山茶卖给吐蕃商人,以获得厚利,“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三日,户部状茶事司奏:‘……累年以来,买马大段稀少,盖因官司及客旅收买名山茶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职官四三)。
  2.对茶商贩卖私茶的处罚措施。熙宁七年,四川实行茶马法后,“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卷18,征榷五・榷茶),商人私贩茶四十斤,就会受到徒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卷36,论蜀茶五害状),而“盗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卷184,食货下六)。可见,宋政府对私贩茶叶是严厉禁止的。
  熙宁七年,朝廷把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岷州等地区划分为川茶销界;八年,又将凤州、凤翔、永兴军、环庆路划为川茶销界。商人贩茶不许越界,否则要受到处罚。“私辄买卖博易、兴贩及入陕西地分者,并许人告捕,依私贩腊茶法施行”(食货三○之二九);也不能途中“私卖与诸州人”,或转卖他处,否则依“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食货三○之一九);更不能与少数民族交易,凡“私贩川茶已过抵接顺蕃处州县,于顺蕃界首及相去伪界十里内捉获犯人,并从军法。若人抵接顺蕃处州县界未至顺蕃界县捉获者,减一等,许人告捕,所贩物货并给充赏”(食货三一之三)。
  为了防止东南茶入川峡影响茶马法的实施,商人不得在川茶销界内贩运东南茶;“诸路贩川茶、南茶、腊茶,无引杂茶犯界者许人告捕,并依私腊茶法施行”(食货三○之一九)。
  茶子、茶苗一旦进入少数民族,就会生根、发芽,一旦少数民族拥有了自己的茶树,就会影响战马的来源。故朝廷对贩运茶子、茶苗与诸色人,更是严厉禁止。商人将茶子、茶苗“贩卖与诸色人,致博卖人蕃及买之者,并流三千里。其停藏负载之人,各徒三年,分送五百里外,并不以赦降原免”(食货三一之一八);连贮藏、运输的人也要受到处罚,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免其罪。
  3.对茶园户贩卖私茶的处罚措施。北宋熙宁七年,四川实行茶马法后,茶园户必须把茶叶卖给官府的买茶场,否则要定罪处罚,“园户赍茶往不置场处并用有引茶及空引带私茶”(食货三○之一九),都要定罪。茶园户也不得将茶子、茶苗“贩卖与诸色人,致博卖入蕃及买之者”,否则将“茶园籍没入官”(食货三一之一八)。
  4.对其他人贩卖私茶的处罚措施。南宋初,牙人若参与私贩,则“止坐二分论一分之罪”,绍兴二年,则“与犯人同罪”(食货二八之二○);出借人借钱与私贩人作本钱,则“依犯人法”(卷28,榷货总类),与犯人同罪;对于违法持有私茶者,则依所持有量而量刑,量大则刑重,“一两笞四十,四斤加一等,四十斤徒一年,四十斤加一等,六百斤不刺面配本城”(卷28,榷货总类)。
  
  (三)告赏法
  宋代政府为了有效地缉拿私茶犯,对拿获私茶者给予奖赏。“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卷18,征榷五・榷茶);商人“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卷36,论蜀茶五害状);商人“私辄买卖博易,兴贩及人陕西地分者,并许人告捕”(食货三○之二九);途中“私卖与诸州人”,依“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食货三○之一九);“私贩川茶……若入抵接顺蕃处州县界未至顺蕃县捉获者……许人告捕,所贩物货并给充赏”(食货三一之三);“诸路贩川茶、南茶、腊茶,无引杂茶犯界者许人告捕”(食货三○之一九);园户“赍茶往不置场处并用有引茶及空引带私茶”(食货三○之一九),告捕者“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一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食货三○之一九)。可见,赏赐还是很丰厚的。
  
  (四)官吏缉拿私茶的法律责任
  各级茶官对贩卖私茶有查缉的责任,若查缉不力,则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如茶子、茶苗若被“贩卖与诸色人,致博卖人蕃及买之者”,州县官失于觉察,将受到处

分(食货三一之一八),本管界内私茶“被他人捕获,二百斤罚(当职官)俸一月,每二百斤加等,至三月止”(卷28,榷货总类)。
  对于查缉有力者,则给予奖赏,“生擒或捕杀正贼首第一名赐与修武郎,第二名从义郎,第三名秉义郎,各更支赏钱五千贯,添差升等差遣一次”(兵一三之三)。这种奖惩分明的措施,有利于鼓励官吏全力缉私。
  
  (五)政府召人买扑
  在四川道路特别险阻的地方,官吏没有置场,贩卖私茶很严重。为了制止这一情况,宋政府曾召人买扑,以协助官吏缉拿私茶。如元丰二年四月,依提举成都府茶场的要求,令州县督责洋州鸡雄、仙游、少府等镇铺的买扑人,编栏抄发,以阻止私贩西乡县茶(卷297)。
  
  四、私茶兴盛的原因
  
  尽管宋代统治者缉拿私茶的法律措施如此严密,从生产领域、贩卖领域到告赏法的推行以及官吏缉拿私茶的法律责任,政府召人买扑等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的预防和处罚措施,但私茶依然很兴盛,“比年禁其私贩,五木巨械,钳首贯足,考一逮十。考十连百,囹圄常空,刑余半道,而冤痛之声,至不忍闻”(卷12)。其原因在于:
  (一)宋政府对官吏贩卖私茶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限度,便听之任之。既然立法如此宽松,执法又不彻底,官吏当会大肆贩卖私茶。“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笔者在此借用赵晓耕教授的观点:宋政府听任官吏贩卖私茶,是因为官吏的身份特别,虽有贩卖私茶的事实,但在观念上毕竟与茶商不同,不能因此而与茶商同列。不能因官吏贩卖私茶而对其征税,而在事实上破坏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身份制度和本朝优礼士大夫的祖制,这是现实政治统治的基础;如果对官吏贩卖私茶征税,则无异于从禁止方面以法律承认这一行为的合法化,这同样是因小而失大。这样一来,虽朝廷屡颁禁令,偶施重刑,但都难改这一源自体制上的弊病。
  (二)从事茶叶贸易非常有利。“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卷18,征榷考),又“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临川集,卷70),茶是人们一日不可缺少的饮品,而且饮茶也是宋人招待客人的一种习俗,“至则啜茶,去则啜汤”(卷一),加之“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故宋代城市中茶店林立,茶叶的消费市场是多么的兴旺。而私茶又具有官茶所没有的特点:私茶不用负担课税;不用承担各种无名之敛;没有行引地界的限制等等。再者,私茶的质量一般比官茶好,百姓也喜欢私茶,这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私贩贸易,“而今官场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夫夺民之所甘而使之不得食,则严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尝少驰,而私贩私市亦未尝绝于道路也”(临川集,卷70);“来有甚远,价有甚贵而人争取之者,味美也;涂有甚险,法有甚重而人争贩之者,利厚也,巡按之吏,逐捕之卒,日驰于野,黥额之吏,鞭背之人,日满于庭,愁怨愈多,而奸不可禁;督责愈重而财不可阜,势之所迫,未如之何也已”(卷16)。即使官吏日夜缉拿私茶,私茶仍然存在,真可谓:“约束逾密,而冒禁愈蕃”(卷188,嘉韦占三年九月辛未)。
  一位论者在论及食盐专卖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食盐专卖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王朝政权掌握了盐利,可以借此操控社会和对付敌手;另一方面,它又导致大规模的走私。”宋代四川的榷茶法也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宋代政府获得了军事上的需要,借以抵御外敌;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私茶的产生。二者就这样矛盾地并存着,对此,宋人方大琮在《铁庵集》中这样说:“山海之利,本与众共之,官榷,非得已。私贩一条路,古来不能塞,且有不容塞者。”
  
  [责任编辑: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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