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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 赵 杰

  自1996年以来,我曾多次飞赴美国,采访张学良将军及与张学良将军有关的人士。关于采访张学良将军的情况,陆续撰文发表(本刊2000年第6期曾发表了作者《张学良为何离人未归》一文――编者)。而采访的与张将军有关系的人情况,一直未曾见诸于世。张学良将军已于10月15日谢世,今年又恰逢西安事变65周年,特将我在美国采访时整理的有关章节预以发表,以纪念这位民族功臣。
  
  赠送资料惹动的关注
  1991年3月,张学良到美国探亲的第一个月,他多次婉言拒绝了一些研究机构和教会邀请公开演讲、口述历史等活动。但4月8日,张学良在纽约近郊一家私人住宅内,接见了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生,这倒是颇为耐人寻味了。
  在纽约采访贝夫人前,就知其为了充实张学良的生活,费心安排张学良与外界交往。正似她对我所言:“我到美国五十多年了,各方面的熟人很多。袁克定想和汉公相见,通过其他人和我联系后,我问他,他就同意了。吕正操和他见面,也是先和我打的招呼。”
  采访之时,听贝夫人谈到这里,我突然联想到张学良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关系,贸然问到:“汉公将留存的资料交给哥伦比亚大学,与您联系做工作有直接关系吗?”
  贝夫人立时答道:“没有!我这个人不大管闲事,该我管的我管,不该我管的我不管。”但随之她话题折转:“当时确实是立了一个合同,定的是2002年发表。想写他书的人也很多,前来采访他的人很多,因此就安排不过来。哥伦比亚大学姓张(张之丙)的女士很能干,说是要写论文,开始时是我帮助接触的,后来他们就自己搭上桥了。她采访后还跟到台湾,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接着采访。”
  听了贝夫人的介绍,我喜出望外,这说明张之丙与张学良的接触,贝夫人确实起了纽带作用。
  采访时,我也曾想了解张学良与张之丙搭上桥之后的情况,可贝夫人说:“对于他们的见面,我不愿打扰,所以没有在场。”
  张学良与张之丙当日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而后,张学良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联系,通过新闻媒体还是有所报道――
  在纽约郊外的私人寓所内,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会长张之丙女士说:“请张先生对‘哥大’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想了解中国现代史的同学,本着您狂热的爱国心跟他们说几句话。”
  张学良说:“我年轻的时候,最不喜欢年纪大的人说话,一说话就是教训。我设身处地替年轻人想,大概也不愿听我说话。不过,我可以说,如果同学中有人对清末民初的历史有兴趣,只要以东北地区为主的,我知道的可能比任何人多。我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亲身经历的,老实说,不能不着重北方这一段。我可以说,我是惟一的‘宝’。”张学良容光焕发,声音洪亮,谈吐条理分明的这一开场白,立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他回答同学们的问话,谈到蒋介石与蒋经国时说:“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的,好的、坏的,都要着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而且我认为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参加座谈的大学生深知张学良谈话的价值,便很有礼貌地提出,是否可以录音。张学良爽快地应允说:“无事不可对人言,你们录吧。无论什么事,私事、公事,假如有不可对人言的事,我不能说,不能做。”
  这时,张之丙会长对张学良说:“青年们很想向您请教,以您的经历跟他们说几句话,对他们做人与求学都会有很大的启示。”
   张学良说:“我对日本青年已经由NHK的访问说了很多了。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说到这里,他把目光转向在座的日裔青年冈本公一说:“对他们不客气地说,我恨日本!”说完,他似乎觉得言词过激,应当加以注解,于是补充道:“不是日本人。”他接着说下去:“我接受父亲的栽培。我父亲有势力,所以我下决心,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条件而做点什么?我本来想学医,救人没学成,却学会了杀人。”说到这里,张学良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问到张学良对过去的经历有何看法。他回答说:“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去当兵,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没活劲了。自己打自己,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一定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他看了看众人,继续说下去:“打了和,和了又打,到底为什么?打仗为战胜,双方不知牺牲多少有用的青年。我简单地说说我的感觉,我是很富感情的人。打仗则求必胜,要打仗必须派遣精锐亲信,也就是自己喜爱的部下。可是每次派出去的多半不再回来。我喜欢的部下,我现在想起来心中都难过……”动了真情的张学良语音有些哽咽,在座的看见热泪在他眼中涌动。
  人们理解他的心情,屋里顿时陷入沉寂。
  待他的心绪平静之后,有人问起西安事变的事情,张学良应答说:“我做事,我负责。”再无多言。
  座谈结束后,张之丙会长拿出几张照片交给了张学良。得知是昔日张氏帅府的照片,他欣喜地接过来,一张张仔细地端看着。他指着照片说:“当时,我跟我父亲住在一起,没有大帅府、少帅府之分。我记不清这是哪间房子的窗户,像是二楼,后面小楼是我父亲住的……”
  这次会见使张学良很愉快。他走出门口时,对送行的人们表示,愿意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外裔研究生再谈历史,还意犹未尽地回首高声道:“有机会我来!我很高兴,我就来!”随后又补充说:“公开场合,我都不来!”
  我们此行赴美,原拟采访张之丙教授,了解她与张学良的交往情况,但接待人员与之联系后,她没有同意。我挂通她家中的电话,当她得悉我准备以学者的身份访问时,虽然当即答应了下来,但因第二日要公出,所以要我即刻赶至她家中。我看看表,已是纽约晚10时,赶到她的住处要3个小时,我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只好作罢。
  哥伦比亚大学是“口述历史”的创始地,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此之前为了保存一套完整的近代、现代历史人物的口述资料,曾经对李宗仁、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等人进行过口述史料的采访。来自台湾的张之丙很久以前就仰慕张学良这位西安兵谏的英雄,只是无缘相见,有了贝夫人的关照,她不仅把握住了这次机缘,终于如愿以偿,而且拓展了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日后的合作。
  张学良接见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后,对于双方的合作又产生了什么想法,人们不曾知晓详情,但有一点后来却是令世人瞩目的:1996年10月22日,张学良将一生珍藏的文献手稿,赠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手稿图书馆。这些文献手稿,除张学良一直珍藏的善本图书与孤本图书外,还有他当年研究明史以及研读《圣经》时的手记。其中包括日记、照片、字画、书信等等。
  这些出自传奇人物张学良之手的资料,勿庸置疑是弥足珍贵的,只是不知里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这对进一步展示他凝聚的历史焦点有何新意?一个个问号惹动得世人分外关注。
  
  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
  在拟定赴美采访计划时, 我们已了解到张学良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往来情况,所以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史料图书馆去采访和拍摄,理所当然是我们的重点内容之一。
  到哥大采访前,因考虑双方曾订有君子协定,规定交付资料的6年之后,即2002年之后,才能对外公开,我们曾顾虑哥大不会同意采访和拍摄。但出人意料,当编导兼摄像师刘长春和徐松林先生与之联系时,对方得知我们来自张学良的故乡,而且张学良夫妇在夏威夷已接受了采访,所以不但对我们热情接待,并且对所携摄像器材并无异议。
  据中文史料图书馆副馆长安东尼・费格森介绍说,当时张学良在张之丙陪同下接见了留学生之后,提出要将自己的资料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问到是否有信件、日记、图书、实物。回答说均有。对于张学良的这一动议,这当然是张之丙和哥伦比亚大学求之不得的收获。但张学良有个附加的条件,那就是要求将他赠送的资料,存放在专设的图书馆中。因哥伦比亚大学没有此一内容的专项经费,张学良同意自己出资。而后他与哥伦比亚大学签署了一项“口述历史”的合同,同意把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全部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并在合同上亲笔签了字。现在的“毅荻书斋”,就是张学良出资,在哥大中文史料图书馆内辟室专设的。毅荻书斋,是取张学良的号“毅庵”与其夫人赵一荻的名字组成。
  按照“口述历史计划”,张学良还是在美国探亲期间,就接受了多次访问谈话,每次3个小时。访问中,张学良以中文应答口述内容,然后再由专人翻译成英语。此后的5年间,张之丙教授携助手飞返美国与台北之间,投入了对张学良口述史料的整理。由于有了现代化整理手段,访谈中采取了以当事人的录音、录像的方法,较之单纯的文字记录更为翔实和可信。
  张学良把这次口述史料的整理,视为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陈述和总结。当然,有关西安事变的口述也在其中。他觉得应该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做点实事,而不应该总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
  1996年末,《亚洲周刊》报道:“张学良从1991年起,已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今年10月,口述历史已经完成。”文中还写道:“他有太多的苦闷和真心话要发泄,但也是个余悸犹存的识时务者。所以他不愿在台湾发表回忆录,更不愿把文件留在台湾。”
  安东尼・费格森除介绍了双方有关的合作情况外,还找来管理人员,特意打开了毅荻书斋的门锁,陪同徐松林和刘长春实地拍摄。毅荻书斋设计很有特点,对开的玻璃门上嵌有英文 “毅荻书斋”字样。室内呈八卦形,地面黄色的地板也是依八卦形布局所铺,所以聚到地面中间时,愈发突现了八卦的整体意韵。
  书斋既然设计为八卦形,墙壁当然也有八面。房门占据八卦的一面,还有一面为通向阅览室所占,另外的六面分别为陈列窗柜:东北老家、西安事变、在大陆被软禁时期、研究明史及近代史心得、基督神学研究心得以及重获自由之后的手迹。每个窗柜都是以照片或张学良的手迹为主。
  由于双方协定有关资料在2002 年才能对外公布,所以现在只是简单陈列。这6个橱窗中:一为张作霖的单人照;二为大帅府照片;三为一轮小铜车;四为铜铸骑马读书老者,介绍说是老子。五为张学良收藏的几枚近现代名人印章;六为张学良在台湾北投时的红白大格衬衫头像,安东尼・费格森介绍说,张学良说自己喜欢穿有花色特点衣服;另一张是他系领带着西装的头像特写照片,安东尼谈到,这是辟建书斋时张学良特意拍照的。书斋通连的阅览室是稀有珍本阅览室,里面不仅宽敞明亮,而且用玻璃隔断。进入阅览室,贴墙壁镶有6个封闭的木门,封在里面的是张学良提供的有关资料,包括赵一荻的也在其中。阅览室内的色调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调。安东尼・费格森介绍说,哥伦比亚大学原以为按中国的文化传统,人们喜欢红色,所以准备用红色的调子。但赵一荻主张用蓝色和绿色,所以现在是这两个色调的结合。墙裙为绿色,吊灯也是绿色调。美国人真是善解人意,就连阅览室内的桌面,也用这两种颜色画上了规则的图型。
  对于“毅荻书斋”落成剪彩仪式的安排及邀请参加的人员,赵一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她不愿因此举动在亲朋间落下埋怨,于是决定只邀眷属,不及外人。赵一荻原希望居住纽约的宋美龄,就近就便也能参加,以壮声势,但没能如愿。
  张学良夫妇由于身体原因,不宜远行,拟委托周联华牧师代为宣读张学良的书面致词。周联华慨然应允后,在专程由台北飞赴纽约的途中,曾在夏威夷做短暂停留。他除为了解张学良夫妇对剪彩活动的安排外,还打算就书面致词细节再行斟酌。
  赵一荻与周联华牧师见面后才得知,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周牧师并没有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请帖。当然,在剪彩仪式上也就没有出现他的名字。赵一荻得知这一消息如坐针毡,她一面向周牧师道歉,一面通知张之丙尽快为之斡旋。由于有了张之丙的努力,请帖总算及时地交到周牧师手中,使他得以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剪彩仪式上。这一问题的出现和解决经过,赵一荻没有向张学良说,因为此时他已开始呈现出老年痴呆的症状,并未过问此事细节及为何会出现这一差错的原因。
  书斋剪彩之日, 出席赠送仪式的有张闾琳夫妇,其弟张学森的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儿,以及第三代孙辈。周联华牧师在代张学良宣读的书面致词中说:“现在要展出的是中国近百年来,我所参与和亲身经历的事实的记录,和我自己研读明史、中国近现代史、基督神学心得的一部分。希望这些文物和资料能够给国际上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参考”,“其余的将在2002年,在‘哥大’为我所作的口述历史中全部公开展出”。
  安东尼・费格森馆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到那时,世界各地的有关学者将到这里来查阅(资料),哥大是十分欢迎的。”就收藏在这里的资料要在2002年发表,刘长春问:“这一时间是谁提出的?”馆长答复是张学良本人。馆长还补充说,可能是张学良认为那时自己已上了天堂。徐松林说,在夏威夷已见过汉公,他的身体很好,活到2002年没问题。安东尼馆长很幽默地说:“上帝保佑他!”
  人们预料,世人所关注的西安事变第一手近代史史料,包括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将在口述史料中公诸于世。但那时已是事先约定的2002年,即张学良虚龄102岁之时。这个年龄,使人想起了张群作古后张学良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定与张群一样,争取活到102岁。”适时,倘若他依然健在,珍贵的口述史料还会愿意公诸于世吗?
  张学良,真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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