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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访中共广东党的创建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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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8年起,我开始进行“五四运动在广东”的专题调查研究,与此密不可分的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等问题必列其中。我除了阅读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已有的有关资料外,还从1981年起,先后在广州、北京等地走访了谭祖荫、刘石心、黎昌仁、胡根天等(现均已辞世)有关人士并整理成资料,一部分在内部资料发表过,另外还有七件是后来访问材料和他们自己写的回忆及给我的信件,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这些资料已历时近三十年,经三次搬家,幸而保存下来,实属万幸,现逐一予以公布,以飨读者,供大家研究参考。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28258.htm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全国隆重庆祝纪念。可是,关于广东共产党创立的问题(包括成立时间、组成人员、机关刊物等)争论已有多年,至今仍未统一。这次我所提供的主要是当时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20年代亲历的事情,从另一角度,对上述争论问题的认识,也许会给予一些启示和帮助。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沙东迅
     2011年2月10日于广州
  
  访谭祖荫(一)
  (1981年3、4、6、7月)
  口述:谭祖荫
  访问者:沙东迅
  我于1894年1月13日在广州出生,祖籍广东新会。家庭出身商人,本人成份学生。我1899年至1907年在广州念私塾,十一岁时父亲病逝。1908年至1911年在香港学习英文。广州辛亥革命反正后第三天我就回到广州。
  我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很偶然的。1911年底(此时我十七岁),广东新军正在组织学生北伐军,我们想参加,就先到广东军事体育会学习,那里专门召集非中学毕业生训练,准备组织学生北伐军。上午上课,下午军事训练。1912年8月,南北议和,故此军事体育会解散。有一军事体育会陆姓同学考上南海县中学(设在广州西关)念书,他看到报纸上登广告,说“晦鸣学舍”有书发,该学舍在广州西关十八甫存善东街。这位陆姓同学叫我一齐去取书,那里有人(我们不认识)发书,给我们每人一本,书名叫做《无政府主义粹言》。我的这位陆姓同学没有受影响,后来当小学老师,不久病死。我拿到此书后,由头读到尾,内中的文章多是由李石曾写的或译的,刘师复写的亦有。看完后思想受到影响。那时候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书中的文章鼓吹自由、平等,提倡人不剥削人,主张无压迫、反强权,讲绝对自由,不受限制。我觉得当时社会不好,官吏、恶霸多,不平等、不自由,对那时的现实不满,所以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于当局检查,“晦鸣学舍”就搬到澳门,后又搬到上海租界。我们自那次去领书后再没有找过他们,也没有什么组织活动。
  1916年,我在广东高等师范读书,看到上海的报纸说“晦鸣学舍”复办,出版宣传刊物《民声》。我因为好奇,就寄信汇款去买书,他们寄来《伏虎集》(主要是刘师复写的批江亢虎的文章)等十几本小册子,我全部看完,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区声白也在高师读书,但那时还不认识,没有来往。
  我看完书后,就想出让。1917年底,我写了一个“告示”贴在学校里,说谁要这些书就照原价转让。后来高师附中学生黎昌仁、黄庆买了几本书,他们也受到影响,但我们都主张绝对自由,没有建立什么组织。黄庆后去北大念书,回来后当过广雅中学校长,他要我到广雅中学当班主任,我没接受,仅见面一次。黎昌仁1923年入高师,1927年毕业。后只作认识的朋友来往。
  刘师复(1915年已在上海病死)、刘石心的弟弟刘抱真,那时刚入高师预科读书,他见到“告示”就来找我,他对我说,我哥哥刘石心刚从新加坡回来,你想不想见我哥哥?原来他见到我对无政府主义有信仰,想介绍我与他哥哥认识。我说好的,就由他带去见刘石心。刘石心当时寄住在梁冰弦家里。刘石心与我同年,比我小几个月;梁冰弦比我大六、七岁,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从此我认识了刘石心和梁冰弦。他们也看过“晦鸣学舍”的书,是无政府主义者。
  1917年寒假,梁冰弦、刘石心去上海租界办《劳动》杂志。二次革命后,因当局要捉梁冰弦、刘石心,他们就跑到南洋去,梁冰弦当小学校长,刘石心当小学教员。以后我们成了朋友,但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活动,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平等,不能叫别人去做什么。
  1917年至1918年,有一俄国人(忘其姓名)来广东高师教世界语。因我在南武中学已学过世界语,学校就叫我去招呼他,陪他在广州参观游览。不久这个俄国人就走了,当时他没有宣传什么主义。
  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搞护法政府,许多国会议员来到广州。四川籍的国会议员吴玉章也来到广州,当时他也信仰无政府主义。1918年春,有一次他邀请在广州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在“大三元”吃饭,参加人数不到十个。我记得的有梁冰弦、刘石心、刘抱真、梁一余和我等(当时区声白、黄凌霜等还在北大念书),可能是吴玉章认识梁冰弦,通过梁冰弦找到我们。吴玉章问候大家身体好、工作好,随便聊天,吃完饭以后没有再见面和联系。我们与外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没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1918年暑假我在高师毕业后,通过梁冰弦介绍去新加坡《国民日报》(国民党办)当英文翻译,没有宣传无政府主义。我与刘石心同路,他去印尼《苏门答腊报》(中文报纸)做编辑。刘石心曾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炮兵科读过书,会骑马。刘石心当编辑时曾宣传过无政府主义,1920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印尼。他回到广州,当时陈炯明在福建漳州,他就去了漳州。
  我在新加坡做了一年英文翻译,因为薪水低(每月五十元新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货币贬值(一元新币等于五角港币),无法养家(家有妻子、孩子共三人),所以1919年9月回到了广州,由高师介绍到肇庆中学教英文,没有宣传无政府主义,因为当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是很危险的。教了一年英文,因换校长就被解聘。
  1920年暑假后,我转到新开办的广东惠来中学教英文。陈炯明率粤军赶走桂军打回广州前,我从惠州经汕头去香港,见到梁冰弦。可能是由梁一余介绍,通知梁冰弦在香港接俄国人,一个叫Perkin(波金),懂英语,另一个名字已忘记,不懂英语,他的夫人同来。他们是由黄凌霜(又叫黄文山,广东台山人,当时在北大念书,是无政府主义者)陪同来的。黄说是李大钊让他陪他们来的。梁冰弦和我去香港省港码头接船。波金和我们讲了首先要集中力量在机器工人中开展工作,并交给我们一百元港币(当时一港元比一银元的价值高),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经费。很快波金就乘船返广州。当时我们没有谈到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陈炯明打回广州后几天,我和梁冰弦即从香港回到广州,时间大约是1920年11月。刘石心原在漳州教育局当秘书(梁冰弦当局长),陈军打回广州后,刘石心才回到广州。区声白、梁一余、梁雨川原在广州,黄尊生(又叫黄鹃声)不知在哪里。1921年1月,我经梁冰弦介绍,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当时二十七岁)。廖仲恺的大姐廖冰筠在那里当校长。我在女师主要是教教育学,兼教英语,从1921年1月一直教到1925年8月,共四年半。当时黄尊生在女师教英文,刘石心在女师教国文,区声白在岭南大学教中国文学史。
  两个俄国人到广州后的公开身份是办俄华通讯社。黄凌霜把他们介绍给梁一余、区声白、梁冰弦(均为无政府主义者),他自己不久即返北大上课。
  两个俄国人在广州永汉北租了“光光”眼镜店的二楼(即现在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1921年1月中旬,我就住在这里,还有梁一余(一向在报馆做校对)的弟弟梁雨川(常做生意,我们叫他做“生意佬”),也同住在二楼。梁一余兄弟可能由于“晦鸣学舍”的宣传影响,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负责招呼俄国人,帮助他们租屋、请保姆等。经常到这里来的还有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黄尊生等人。上列七个人,即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黄尊生、谭祖荫、梁一余和梁雨川,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时我们不公开自称为无政府主义,但两个俄国人知道,不当面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七个人当时没有什么组织,没有头头,谁要做头头就会被别人反对。另外,还有广州河南协同和机器厂工人李德轩和×××(忘记姓名,此人曾在西伯利亚做工十多年,能听、讲俄语),也来过一次晤谈工人运动之事。俄国人另在东山租屋住。两个俄国人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二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当时两个俄国人也不可能找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共产党。那时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他们不知道此事。也可能他们以为两个俄国人常和我们在一起开会,就以为我们组织了广东共产党,其实这是误解。为了对历史负责,作为当事人,我有必要郑重澄清这个问题。

  我们在广州开展工人运动,是在广州南沙头咀,通过李德轩拉了几十个工人搞工人俱乐部,主要是协同和机器厂工人参加。日间我在广州女子师范教书,晚上住在“光光”二楼备课或开会。这里无形中成了一个机关,但门口没有挂什么招牌,广州各大中学校有的学生、老师也常来此,成立一个半公开的机关,当时陈炯明手下的人和广州警察局都知道。
  1921年2、3月间,陈独秀找我们开会,讨论合作问题,参加开会的人有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和我等五个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新来广州的俄国代表(忘记名字,英语讲得甚好)。波金等两个俄国人没有参加。开了两次会,第一次谈在广州开展工人、农民运动问题;第二次谈到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问题。陈独秀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我们认为如果合作,我们可以跟你们做,革命成功后再分家。陈独秀说这样不对。我们知道合作不了,就分手了。1921年1、2月份,我曾领过俄国人给的生活津贴费(每月20港元),3月份散了,我再没有领取生活津贴费,从此“光光”二楼退租,我和梁雨川也搬出来了。
  1921年3月某天,两个俄国人在东山寓所请我们五个人(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冰弦和我)吃饭,是中餐西食。俄国人波金用英语致词,感谢我们这段时间的合作和帮助。我们几个人推我用英语代表大家致答词说,今后如需要帮助,我们一定乐意出力。席间大家都绝无谈到共产党问题,自此以后也绝无来往,各干各的。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也从没有什么组织,各奔前程,没有联系。以后我自己在政治上守中立,任何政治党派也没有参加,国民党、共产党两边都不帮,自己只做教师找饭吃。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60年因年老有病在甘肃师范大学退休,后到北京大女儿住处,1962年回到广州住至今。
  我只记得梁冰弦、刘石心于1918年在上海办过《劳动》杂志,但我不知道谁在广州办《劳动者》周刊。我们没有办报纸杂志。我没有见过《劳动者》杂志,可能是法政学校几个家里有钱的学生办的。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成立广东共产党,也没有以《劳动者》周刊为机关刊物。
  1920年至1921年共产党成立前,广州没有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郑佩刚当时主要在上海,极少来广州,他对广州的情况不大了解,他说广州此时有“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回忆是不可靠的。
  无政府主义应译为“无强权主义”或“安那其主义”。讲实在的,当时我们对无政府主义是没有什么理论研究的,认识很肤浅。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有研究的是黄凌霜和巴金。他们写过和翻译了不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刘石心、区声白、梁冰弦、黄凌霜等人后来都做了国民党的官,就忘记了无政府主义。
  1936年黄凌霜不在上海当教授,却回到广州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又做广州市高级中学校长,做到1938年广州沦陷前。当时,广州市市长是国民党CC派曾养甫。
  我估计1920年秋天或年底,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可能是1921年3月(或统称1921年春天)由陈独秀、几个俄国人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我们因观点不同,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个人印象,开头来的两个俄国人不是来建党的,而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与陈独秀不接头,没有多少联系。后来来的那个俄国人才是来建党的,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前两个俄国人,可能是为了邀功而虚报在广东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广东共产党小组,其实这是没有的事,应该澄清,这才是尊重历史。
  (沙东迅访问整理,1981年7月1日经本人审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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