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至周五
9:00—22:00
    
      联系电话:400-037-0800

“小政府大社会”的海南往事

杂志之家论文发表、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从海口市中心驱车前往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新址,在上下班的时间,少则花四五十分钟,多则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新的市政府行政中心坐落在海口西海岸的新区,占地面积粗略估算有四五百亩,建筑风格独特,颇为壮观。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774344.htm
  远离市中心,交通不便,规模宏大的政府办公大楼,让廖逊有些伤心,这位前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曾经是中国“小政府大社会”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也是海南省“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而仅就表面上看,宏伟的办公大楼与“小政府”的理念就已构成了某种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讽刺。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虽然地方远了一些,暂时交通不方便,但以后就好了,以前你在市里办个文件要跑好几个政府部门,要跑好几个地方,现在这些机构都在同一个地方办公,对市民而言是更方便了。”在海口市委组织部一位公务员的眼中,这也是“小政府大社会”的一面,政府办事更高效,更精简了。
  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理念,24年来,“小政府大社会”在海南的实践有着中国改革的典型轨迹。只不过,如同当初10万人才下海南的空前热潮一般,历经风浪冲刷,世事早已变迁。
  从理论到实践
  1986年,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廖逊自己也没有想到,他那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的论文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从理论研讨到制度设计,后来他历任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海南省行政学院院长。
  1987年,海南筹备建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带队前往海南做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课题研究,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的梁湘希望课题组同时为海南设计省政府机构设置,“小政府大社会”理论在中国最早的论述者廖逊被临时要求加入课题组,成为海南省政府机构设置的设计者。
  历史有时也是一种偶然。作为学术研究,廖逊的论文重点论述的是经济系统中政府与社会的比重关系,它所指向的是经济所有制问题。论文发表之后,在学界引起反响,钱学森、马宾、李慎之、吴敬琏、樊纲、于光远等人都曾参与讨论。
  海南筹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行政改革上也要尝试创新,省级政府机构设置方案被“毙”了六稿,最后一稿即是由廖逊等人所设计的第七稿。
  “当初学界讨论的时候,也有人问过我,‘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适合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实践,我当时的答案是深圳,因为当时深圳是一个新的改革区,经济基础比较好,经济所有制成分也比较多元化,但没想到却是选了海南作为第一个实践地区—一个当时最穷最落后的地方。”现已退休的廖逊对《南风窗》记者回忆。
  接到任务之后的廖逊找来了20多个国家的省级行政机构设计小册子做参考,最后明确的思路大概有两点:一是对比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的机构设置,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要打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界限,而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机构设计中,生产与流通是相结合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则是分开的。
  其二,是对比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机构设计,“1937年的中国省级机构也只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厅,刚解放那会也只有10来个厅,既然海南要作为新的经济特区,承担市场经济改革的任务,就要精简。”廖说。在那些参考的小册子里,瑞士和海南的土地面积、人口差不多,因此廖逊重点参考了瑞士的机构设计。
  在他的设计方案中,省级机构设置确定为17个厅,最后经过讨论妥协为25个,最终方案中再增加一个,为26个厅级部门。而当时其他省份的厅级单位为60多个。
  1988年9月,“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体现在了中共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其具体的内涵包括几个方面: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减高效、法制健全、下放权力。
  那时,正值中国改革激情澎湃的岁月。
  进与退
  争议、质疑以及阻力是不可避免的。在理论上,有左右之分,在实践中,则有上下之分。
  在海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许士杰,第一任省长梁湘的眼中,“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要干只能干一次,第二次就干不动了”。在廖逊看来,建省之初,大家都是局外人,屁股都没有坐稳,因此,改革的阻力是最小的。纵然如此,改革依然非常艰难。
  根据中央批准的“小政府大社会”方案,海南新的省一级机构共设27个厅、6个直属局、6个内设局,比原海南行政区机构减少了20个,人员减少了200多人。
  以政府职能转换,政企分开为目标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措施还包括原行政区的机构如水电局、水产局、轻工局、机械局等11个经济主管局,以及物质总公司、纺织工业总公司、燃化工业总公司等8个行政性公司转为经济实体,进入“大社会”。新建的省总工会、共青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等群众团体也由官办改为民办,不再列入国家机关工作部门序列。
  这样的结果之一是,地方官员原本指望着建省之后能够大面积升官,没想却被“小政府大社会”给断送了,11个经济主管局撤掉了,转轨为公司,相当于把一部分官员都赶向社会,这在当时,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在机构撤并中,最显眼的是把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合并为一个文体厅,当时戏称“4室1厅”。“文体厅的领导换了多少回,回回都有人骂我,说文体厅1个厅的编制,1个厅的工资,1个厅的经费,却要干4个厅的活。”廖逊说。
  在改革之初,当时海南的省领导为了避免一些来自上头的羁绊和干预,确实有意在一些部门设置上“设些上头找不到的部门”,但这在后来反而成为了阻力的来源之一,“当时北京来的部长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海南要健全机构。”廖说。由于海南的经济基础薄弱,省政府无力解决各行各业遇到的大量实际困难,迫使他们向中央有关部门求援。而一些部门,则要求在海南成立对口厅局,把“加强领导,健全机构”作为增加拨款的先决条件。
  从生产和流通相结合出发而设立的贸易工业厅和农业厅,是两个涵盖原商业、外贸、工业口、农业口所有政府机构的“超级大厅”,很快遇到了要求“贸工分离”的呼声。国家有关部委的压力很快变成了省内主动要求增设机构的热情。
  廖逊描述说:“难就难在上级领导下来视察,9个部委就9位部长,几十位副部长,几百位司局长。一到冬天,即使不全来,那3位厅长也忙得焦头烂额。”   如果说在建省之初,“小政府大社会”是一项顶层设计,“想得通得做,想不通也得做”,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时过境迁,它在实践中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
  首先是贸易工业厅分设为贸易厅和工业厅。接着经济监督厅逐步三分为物价局、技术监督局(隶属工业厅)和工商行政管理局,该厅名称建制最终被撤销。省属专业公司有选择地重新挂上专业局的牌子,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企业性质不变,兼具行业管理的行政职能。
  时至今日,海南省政府的机构设置已和其他省份相差无几,虽然文体厅作为“小政府大社会”的“一面红旗”仍然不倒,但整体改革和当初的设想,已相去甚远。
  在今天,对“小政府大社会”不满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机构裁并,人员怎么安置的问题。”前述海口市委组织部的公务员对记者说,“在我看来,各个部门的设计是有其合理性存在的,强行推,势必出问题。”
  “这么些年,大家发现政府也没有变小,社会也没有变多大。”廖逊说。
  成与败
  回顾过往,廖逊仍然坚持海南的改革方向是对的,在时隔20年后,中央再次提出“大部制”的行政改革思路,在很多方面与海南当初的实践是相契合的。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当初的想法就是发育大市场,培育大社会,也只有市场发达的地方,社会组织才会发达。”他对记者说。建省之初,迟曾任海南体改办主任,主持机构改革。
  这样的改革思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推动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比如1990~1992年,海南率先放开粮食价格,改变统购统销的局面;1988年,内地人才大举南下,海南第一个在国内建立了人才市场,诸如此类的改革是除了“小政府”在机构撤并之外政府职能转变的真正含义所在。
  廖逊认为,把小政府大社会理解为机构撤并也是狭隘的,一个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包括政府边界、人数、权力、编制等问题。政府的大与小,不仅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
  在迟福林看来,一个低成本、高效率,“小而精”、科学有效的政府才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而政府的扩张是一种内在的本性,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行业、部门、地方利益为代表的政府利益都具有扩张的普遍性,政府与市场、社会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之下,必然走向非理性和无序的“大”。“现在还不是简单的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怎么解决利益的问题。”他说。
  官僚体系自有官僚体系的逻辑,海南的行政体制改革中,省管县被认为是一种精简高效的行政体系,但同样面临着利益博弈问题,由于海南只有海口和三亚两个地厅级市能够提拨省领导,导致其他县的干部积极性不高,为了平衡,组织部门授予个别县领导正厅级或副厅级待遇,但这又导致其他干部的不满,最后归结原因,则认为是由于海南当初没有设置地级市的原因。
  而对于这个“方向是对的”的改革理念为什么会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廖逊认为改革走样最本质的原因是当时改革的社会基础不足,导致顶层设计和实际改革中的偏差。在改革中,官员的抵制是可以预料的,而所谓的“大社会”,是由个人和企业所组成的,但那些没有切身利益,在道义上无所谓的群众也是使改革陷入困顿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老百姓认为机构的撤并与否与己无关。“那时是没人叫好,不像现在,群众作为纳税人意识的增强,对个人财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而这会增加大众对低成本、高效率政府的追求,以及对政府扩张的监督和约束。”
  “现在改革的氛围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需要公开,需要社会的参与和监督,需要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迟福林则说。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1/view-3774344.htm

 
中国论文网—— 论文代发http://www.xzbu.com/ 行业知名品牌 电话:400-675-1600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网络110上海网警在线|关于我们|闽ICP备13016544号-6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