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任贤思想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陈南

　　摘要：《战国策》中蕴含着一种强烈且富于时代精神的任贤思想。这种人才观的核心是重才能而轻门第；且具体表现为名利奖赏、高度信任与平等待士并重的揽才举措。
　　关键词：《战国策》；任贤思想；礼贤下士；用人策略
　　《战国策》是一部主要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诸侯陈词献策的史书。虽然各诸侯国国力强弱有别，但各国统治者在举贤任能方面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他们运用各种招贤纳士之策网罗天下英才以为己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人理念。这种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用人思想在《战国策》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一、宗法“礼治”的崩塌是《战国策》任贤思想形成的重要内因
　　战国时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出现了剧烈的变化。而宗法“礼治”的崩塌则是政治剧变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春秋时期，周王室虽已有衰微之迹象，然名义尚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即载晋国大夫狐偃向晋侯谏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晋文公因之而霸。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周王室连这一点名义也荡然无存，几乎衰微到朝不保夕、如履薄冰之境地。《战国策·东周》中首篇《秦兴师临周》即写秦齐两国均有求鼎之意。范祥雍先生在《战国策笺证》中认为：“九鼎乃国之重宝，时周王虽无实权，犹居上位，故鼎在西而王仍得主之”。可见秦齐两国虽名曰“求鼎”，实则欲夺周王之权而自代之。过去犹被各诸侯国所恪守的“礼信”、“宗周”、“宗姓氏族”等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传统宗法“礼治”的丧失对政治最直接的影响，即是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以求富国强兵之径。所以内能治国安邦，外能合纵连横的贤才自然成为统治集团所渴求的稀缺“资源”。《战国策？齐策》中甚至记录了一则君臣因“养士”而产生不睦的故事：“邹忌事宣王，仕人聚，宣王不悦。晏首贵而仕人寡，王悦。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进仕几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从齐宣王对邹、晏二人态度的微妙转变中，我们不难发现：重贤纳士对统治阶级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富国强兵那么简单，而且事关统治者内部的权力制衡。
　　宗法“礼治”体制的动摇对政治的另一大影响是国与国矛盾加剧，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正是基于激烈与残酷的斗争形势，善于外交辞令的策士成为了周王室以及各诸侯梦寐以求的人才。如《战国策？东周》中的颜率借齐国之力以解东周之难，《战国策·秦二》中陈轸说秦王以解楚之危等故事均体现出外交人才对国之安危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各诸侯国将是否具有外交才能视为任贤的重要标准，所以大量出身并不高贵的策士，凭借其卓越的辩才和独到的政治见解得到了各国君主的赏识，往往因一事之功而平步青云。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苏秦。苏秦始说秦王而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而后说赵成王成，不但“封为武安君，受相印”，而且得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溢”，可谓名利双收。
　　二、《战国策》任贤思想的核心：独具时代特色的人才观
　　正如刘向自己在《战国策？秦策一》中所言：“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时代的各国统治者均体现出了强烈的任贤意识。然而作为一国之君，仅有求贤若渴的热情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拿出一套完备且实用的用人策略，才可能在激烈的斗争形势下，网罗更多英才。这自然会涉及到一个择才标准的问题。什么样的贤士才可令君主“敬以国从”，始终是各诸侯国所奉行人才策略之核心。如《战国策？秦二》中记“齐助楚攻秦”之事。齐楚并力攻秦。秦王惧，使张仪说楚王亲秦而绝齐交。楚王昏聩，尽信仪之言，而不听陈轸之谏，遂绝齐交。最终导致杜陵大败。作者在评价此事时，不禁感叹道：“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足见君主任贤标准于国之危亡的重要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用人标准有了明显的不同，更重实用性。春秋时期对贤才的评论多重其“德”与“礼”。《左传？鲁僖公二七年》记录晋国将欲伐曹、卫而救宋，晋侯欲于群臣中择一元帅。大臣赵衰即谏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在赵衰看来，“德”、“义”才为人之根本。即使是选拔军事人才，统治者依然十分看重贤士道德层面的素质。而这一择才标准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国策·秦策五》中记载了一则“四国为一”的故事：燕、赵、吴、楚四国并力攻秦。秦王以重金百乘委姚贾以绝四国之谋。韩非认为姚贾出身低贱“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不足以当此重任。连秦王也对姚之能力提出了质疑：“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子逐臣。”姚贾则举出多则明主纳贤之例来反驳韩非的用人思想：“太公望齐之逐夫，韩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在“明主”看来，评价贤才的最重要标准在其是否“立功”，而非所谓的“德”与“礼”。这恰恰与战国时代实用主义用人标准相吻合。所以姚贾在面对秦王及韩非的质疑时，才理直气壮的提出“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的观点。
　　综上所述，作为一部以记录战国时代策士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史书，《战国策》的确描写了一些策士为博得君主的信任与支持，往往肆意倾轧异己，有时甚至已到了无耻的地步。如张仪曾经两次“恶陈轸于秦王”，而甘茂伐韩之时亦遭樗里疾 、公孙衍之诽议，武安君李牧虽为赵之股肱却为韩仓所害。类似的例子在《战国策》中可谓不胜枚举。然而《战国策》所体现的任贤思想却是颇具教育意义与历史价值的。如郭隗为燕昭王所献的虚心纳士与“千金买马”之策，颜斶见齐宣王所提出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贵士主张。这些任贤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战国策》所体现的用人理念有其只讲功利而不论道德的一面。这种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思想倾向在今天是不应被提倡的。然而我们更应重视并借鉴此书所蕴含的那种高度重视人格平等的任贤思想。因为相对于过去以“君命”或“天命”为核心的人才观，《战国策》中所包含的任贤思想无疑更具人本主义精神，也更具历史的进步性。正如宋代苏洵在他的《谏论》中所谈到的那样：“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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