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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这个时代的文学空气太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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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13-01-22 发布: www.xzbu.com  

  王安忆鲜少出现在公众场合,更极少接受采访。即便如此,她的名字仍然是媒体的宠儿,她每部作品的面世,总能吸引到密集的关注与目光。2012年年底,一条消息快速传播开来:王安忆的最新小说《众声喧哗》将于2013年1月8日推出,当当、卓越等网站已开始预售。8日当天,《众声喧哗》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正式亮相,淡蓝的底色上,一张黑白的图片占去大部分空间,旁边只用很小的字号标注着书名、作者与出版社,简单,却让人忍不住细细翻看,一如王安忆作品多年来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也是在这一天,王安忆如约守在电话前,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展开了一番对话。作品如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众声喧哗》并不厚,不过10万字,由同名中篇小说及6部短篇小说结集而成。其中,《众声喧哗》于2012年6月首发于文学期刊《收获》。小说的情节一点也不复杂——妻子去世后,欧伯为了排遣晚年生活的寂寞,开了一家纽扣店;英俊高大,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与欧伯相处密切,成为彼此精神上的依靠;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自称是满清贵族后裔,走进了两人的生活,最终却又离开他们。3位主人公在上海的繁华都市中过着卑微而琐碎的生活。在关于新书的介绍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写的是市井小民,延续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新书以《众声喧哗》命名,让人不禁想起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王安忆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说,书名的确来源于此,但她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就像写《长恨歌》时,‘长恨歌’虽然因为白居易的千古名作成为约定俗成的3个字,但我也通过我的小说赋予了它们新意义。”“写小说的人,尤其是我这样的现实派,可能不太喜欢特别传奇性的东西,倒是对生活的表象,尤其是那种日常性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王安忆笔下流淌出的,总是对生活最简单、最细致的描摹,却不断地给人惊喜。就好像她自己的人生,简单到“用几百字就能概括完”,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每一部作品的养料。1954年,王安忆生于南京。她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是著名作家,曾写出《百合花》等新中国经典小说;父亲王啸平是导演、剧作家,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姐姐王安诺曾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弟弟王安桅从事文艺研究工作。王安忆出生后不久,母亲从南京军区转业,带着两个女儿迁往上海。在这座城市,王安忆接受了最初的教育。“母亲和她的同事、作家朋友谈创作,我会在旁边听一点……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风雨,不愿意让孩子再去涉足是非不断的文学领域。但我小时候还是喜欢上了文学,开始写儿歌、日记,经常参加写作比赛。姐姐借了不少外国小说,我俩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地读着那些书。”1969年,15岁的王安忆初中毕业,次年就到淮北宿县农村插队。日子很乏味,她开始给母亲写信。茹志鹃曾说:“在(她的)信里我不仅可以看到她的形态,而且还可以摸到她的脉搏的跳动。她不仅使我知道了她所住的环境,也使我认识了她的一个个小伙伴,她的生活、劳作、思想感情……”正是在这些信里,王安忆展现了她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1972年,王安忆考入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同时,她开始发表散文,写小说,并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李章。6年后,她调回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平原上》。不久,又发表了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渐渐地,王安忆发表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接一部,题材和风格从不雷同,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她的好友、作家陆星儿暗暗诧异:“安忆的生活积累到底有多大蕴量?翻看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传奇。只见她去农村转两天,就写出《小鲍庄》;在劳改农场采访3天,写了《米妮》。‘王安忆还有什么可以写的?’不少人都在揣度。安忆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潜心地写,写《岗上的世纪》、《三恋》、《叔叔的故事》……简直像一口不断喷涌的井,显示着澎湃的创造力。”王安忆自己对此的回答很简单:“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而真正写出作品要看你理性的准备有多少。”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从写《雨,沙沙沙》开始,王安忆习惯了每天坐下来写作。直到现在,她的写作还是靠着最原始的纸和笔,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写1万字,写好后再自己敲入电脑。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作家要有自己的艺术理想,不然就是浪费自己的才华和经历”。您的艺术理想是什么?王安忆:好看的故事,这是不能忽略的。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那些人们不喜欢看的东西,很难读的东西。人年轻的时候都会走这条路,非要把人难倒了才觉得自己厉害。但现在,我就希望我的东西是很普通的人都能看懂的。环球人物杂志:我看您的书,也发现您喜欢用的字、句、语言,都是特别常用的,上过初中的人就能读。王安忆:对。小时候常听老师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就念给老婆婆听。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对了。好的故事,就是连村夫都能听懂的,像民间故事一样。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您也会在故事成形后拿出来先与身边的亲朋分享?王安忆: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写作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不可能和别人进行太多的交流。所以你要有这个自信,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一个故事,如果你自己写的时候都没有兴趣,恐怕别人也没兴趣读下去。你就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通俗易懂,您眼中的好故事还要具备哪些条件?王安忆:它要具备美好的境界,得是高尚的、合乎人道的。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升华”这个词听起来很俗,但其实是很有意义的。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并不强求自己具有社会责任感,是指这种责任感不体现在对某个具体事情的发言上吗?王安忆:其实,当你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你对这个社会已经有责任了。因为你的小说不是放在抽屉里自己看的,要出版给大家看。所以,写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对社会的发言,或者说,它表达了我对这个社会的期望,实现了我对生活的一种向往。我喜欢美好的东西,不太满足于生活就像我们所过的这个样子。生活在了一个被过度曝光的时代生活中,王安忆不上网,也不用邮箱,电子邮件都是丈夫帮她收发。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特立独行,总是强调,有很多作家,比如莫言、余华和苏童,都跟她一样,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坚持着写作。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很多作品,描述的都是都市的喧嚣和生活的琐碎,但现实中,您的生活状态却非常简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王安忆: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只是外面看起来很寂静,实际上,我们不断在写东西,不断在通过自己的作品发声,这也算是一种“喧哗”吧。环球人物杂志:您是更喜欢隐在自己的作品背后,与现实生活的喧嚣保持一定的距离吗?之前联系您的时候,您拒绝的理由也是自己“曝光度太高”。王安忆: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最初写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安静的时代,作家也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职业。但现在,好像每个人渐渐地都生活在了一个被过度曝光的时代,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写小说,还是希望别人认识的是我的小说,而不是我别的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在这种如此暴露的情况下,人非常容易受伤,我(这样做)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过去,我并没有这么拒绝媒体,但在目睹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和媒体保持一种比较谨慎的关系。我也是普通人,也有胡说八道的权利,但如果将自己放在这么暴露的环境里,这种权利就丧失了。没有自由,这不是我要的。环球人物杂志:随着时代从安静到喧嚣,除了生活,您的创作是否也被影响?王安忆:(思索片刻)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在这个时代到来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见。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充满暗示的环境里,渐渐地,他们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自己的很多素材来自于生活积累。但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巨变的速度快于积累的速度,作为一个专业作家,怎样才能让自己不枯竭?王安忆:这是个蛮好的问题。其实,一个作家枯竭与否,与这个时代、与你拥有的写作素材并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作家都心怀使命感,希望能创作出史诗性的作品,但我从来不给自己下这样的任务,从来不企图及时地表达时代。时代一定是快于我们的,而我们一定是落在时代后面的。我记录的,只是一个时代里个体的命运。年轻时,我写得非常多,现在,我不喜欢写得太多,因为多的话肯定会泥沙俱下。真正和一个作家的生命力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是想象力,另一个是写作、表达的欲望。这些并不是人为掌控的,可以说是一种命运。写作就像一个人的体力,耗尽了他就会停笔。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有生长周期,如果哪一天我不想写了,肯定不会勉强自己。写作是一种天赋,你很难去左右它。就像有人用绘画来表达,有人用戏剧来表达,有人用小说来表达,都是天赋。天赋多,就充沛地去用,少就少用,不必勉强。环球人物杂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您认为自己在写作方面是有天赋的?王安忆:至少写作这件事始终能让我感受到乐趣。感到快乐了,我就可以去写,而不去顾忌是不是卖得好。环球人物杂志:这种个性化的写作、相对独立的表达,反而让您得到认可。王安忆:读者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似乎是介于小众与大众之间,思考着小众的问题,却得到了比小众稍多的读者的认同。这是我运气好吧,运气是很重要的。环球人物杂志:您好像一直在强调“顺其自然”。您是一直试图跟着自己的内心感受走,回归内心?王安忆:这就要看你和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真正认识一个事物和从中得到乐趣,这两件事情谁先谁后,但我的确越来越能感受到,小说的结构、语言的表达里,藏着一种很深的乐趣。环球人物杂志:其他作家呢?在您看来,当代哪位作家拥有更多的天赋?王安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相对可能好一些。一来是天赋与大环境的相互促进。这群人在80年代的文学写作,是在严格的标准下进行的。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媒体、那么多娱乐,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文学,文学可以满足很多社会要求,如对历史的反省、对社会的分析、对思想禁区的突破、对情感的表达,等等。其二,那时候人的感情也很充沛。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完全不同,外界的信息太多,人的生活方式反而太单一了。我还是认为文学的发展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都是有周期的。你不能要求它一直处于良性运行的状态,它总会有衰落的时候,然后再兴起。我们现在的文学周期,好像是走到一个比较薄弱的时候,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起来了。环球人物杂志:外部环境要达到怎样的状态,这个周期才能向兴盛的方向走?王安忆:很难说。从文学史上看,天才大多出现在(文学创作)特别旺盛的时代,比如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以及中国90年代的当代文学,在巨大的量中出现那么几个“质”的变化。从目前来看,这个时代的文学空气比较稀薄。环球人物杂志:在这样稀薄的文学空气中,您会怎么去生活,去创作?王安忆:在这个时代来临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有写作的欲望,也自信还有想象力。能写,写了后还有读者看,我已经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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