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杜马与孟什维克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段珊珊
摘要：国家杜马作为1905年革命的产物，是俄国旧有的君主制的立法机构，并被一系列法律文件赋予了法定的地位。孟什维克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支，在四届国家杜马中都进行了实践活动。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家杜马在人民心中的威信逐渐下降，直至1917年10月结束了它的命运。而孟什维克固执着于国家杜马这一政治舞台，最终没有解决人民普遍关心的土地、面包和自由问题。在国家杜马与孟什维克之间，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俄国；国家杜马；孟什维克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5-0069-04
杜马，作为俄国式的议会，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0世纪，俄国就出现了以咨议性为特征的波雅尔杜马，亦称领主杜马，是当时专门从事为沙皇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的机构。“杜马”一词来源于俄文Дyma的音译，其本意是思想、思考或思维的意思，后经发展引申为议会。在俄国历史上，只有当杜马真正具备了现代意义中的立法权，才称之为国家杜马。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安抚社会各界的反抗情绪，决定设立国家杜马以期能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杜马由此诞生。随着《十月十七日宣言》的颁布和新版《国家根本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出台，国家杜马在俄国宪政历史中便以合法的形式最终得以确立。帝俄时期，四届国家杜马历时近十一年。它以人民代表机关的形式，在俄国政治舞台上影响着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生活等。由于1905年革命后众多党派的形成，革命派、自由派和君主派政党纷纷代表各自阶层的利益在俄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作用。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俄国革命政党中的重要一支，于1898年在明斯克成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成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虽然两派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在革命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在对待国家杜马问题上，孟什维克表现出它们自身对杜马的理解。
一、孟什维克在四届国家杜马中的主要实践活动
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会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此次大会能够消除两派存在的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带领工人阶级进行反对沙皇及其反动政府的斗争。但是这种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在对待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态度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表现就不同，孟什维克从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始就决定进入杜马。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由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完全抵制国家杜马的态度，孟什维克便代表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第一阶段的选举，获得了18个席位。但当选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却拒绝参加杜马进一步的活动。孟什维克的这种做法是想要充分表明，他们既想要顾及工人阶级对杜马的抵触情绪，又想要利用杜马达到为革命服务的目的。孟什维克认为，获得合法地位的国家杜马可以为俄国争取到改良社会的办法，在国家杜马中至少可以利用选举活动达到利用杜马为革命服务的目的。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日至1906年4月25日）同第一届国家杜马（1906年4月27日至1906年7月8日）召开的时间前后相继，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便提出争取社会民主工党代表进入杜马的建议，以此可增加社会民主工党人的革命经验和阅历。孟什维克的领袖阿克雪里罗得号召代表们参加杜马进行选举。他认为社会民主工党不应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并再次重申了孟什维克主义原则。他指出，虽然国家杜马拥有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是它毕竟赋予工人一定的选举权。后来列宁也承认对待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策略是不正确的：“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孟什维克大多以非党的方式进入国家杜马。尽管第一届杜马是由代表亲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控制的，但沙皇及其政府对杜马的态度却是冷淡的。在旧有传统制度的影响下，第一届国家杜马仅存在72天就被解散了。1906年7月9日，尼古拉二世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这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的反响。孟什维克内部对于沙皇的做法也表现出态度上的不一致，有的人主张举行全国政治罢工以抗议解散杜马，有的人提出要进行武装起义，还有人号召以群众性暴动的形式支持国家杜马。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时期（1907年2月20日至1907年6月3日），由于孟什维克对待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态度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放弃了当初的抵制政策，两派都参加了杜马的活动，准备利用杜马这一国家机构，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共有65名。在这些代表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名，其余10位代表则仅有发言权。而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孟什维克代表占据了一半以上，达36名。年轻的孟什维克亚·格·策列铁里是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领袖。在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作为批评斯托雷平政府的合法阵地，以维护在斯托雷平改革中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失业者的利益。策列铁里代表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他认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是无法可依的，它只是被政府合法化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而他认为政府应该牺牲地主的土地利益，建立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同时，孟什维克坚持土地地方公有（市有）的主张，将没收的国家的、皇室的、内阁的、寺院的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策列铁里论证道，这种支配土地的权力不应交由国家。如果土地国有化，当政府复辟或权力发生变化时，会成为制服农民的武器，同时，土地国有化会造成官员在分配农民土地时以权谋私。他还认为土地国有化是对俄罗斯国家的小民族的极大不公平。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孟什维克站在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孟什维克认为：“不是组织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彻底根除阻碍资产阶级取得不受拘束的权力的社会政治秩序。”孟什维克在很多问题上都选择站在立宪民主党人一边。1907年6月3日，《关于解散国家杜马、关于新杜马召集的时间及改变国家杜马选举制度》的诏令被颁布了。这一诏令的颁布显然违背了1905年新版《国家根本法》的规定。它使得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席位发生了改变，左翼及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专制制度恢复的反革命。 根据1907年6月3日颁布的新选举法，1907年11月1日第三届国家杜马开幕，共有社会民主工党代表19名，他们决定继续采取利用杜马的策略参加选举。但是1907年末，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裂进一步加深，不仅布尔什维克分裂成多个派别，孟什维克党团内部也分裂为四个派别，即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正统派、孟什维克取消派、孟什维克调和派以及中间派。唐恩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称：“现在，在俄国作为一个组织的孟什维克主义的确已经不存在了，把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组织起来也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国内的政治恐怖活动，对革命的残酷镇压，此时，许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与活动家被迫离开祖国，侨居国外。但孟什维克仍旧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并认为“六三政变”后有更大的可能性发展工人阶级，建立众多组织，密切与群众的联系。
1912年6月，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法定期限到期了，同年11月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卢森堡认为该届杜马作为“政变所产生的最反动的四级选举权的最反动的产物，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机关”。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人14人，其中7人是孟什维克，6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剩余的1位代表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但是倾向于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仍旧延续着上一届的利用策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周后，自布拉格会议彻底分裂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决定临时联合起来，共同发表反战宣言，宣布一战中交战国家的各方政府都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在有关军事拨款的表决事项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以共同退出杜马大厅的行动，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态度。同时，孟什维克倡议：“无产阶级是人民自由和人民利益的一贯保护者，在任何时候都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保护人民的文化财富不受侵犯，不管这种侵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在此届国家杜马中，由于孟什维克暂时支持政府在战争中取胜，而没有遭到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清洗镇压。1916年11月1日，国家杜马召开第五次年会，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作了著名的“是愚蠢还是背叛”的讲话，指出了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他的讲话赢得很多与会代表的支持。孟什维克领袖齐赫泽代表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支持进步联盟通过利用各种合法的方式同政府作斗争的行为。然而，杜马并未如人民大众所设想的那样，人民大众开始抱怨国家杜马的消极态度。国家杜马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下降。1917年的国际妇女节，包括妇女、工人和学生在内的许多群众为抗议粮食供应短缺举行游行示威。几日后形成了多达30万人的全俄政治总罢工，二月革命爆发。然而，国家杜马对此并没有立即作出任何反应。齐赫泽要求国家杜马立即制订出相关法案，并必须考虑“街头的情况”了，但是国家杜马已形同虚设。1917年2月26日，沙皇停止了国家杜马的工作。在27日召开的国家杜马成员私人会议上，孟什维克和劳动派提出让杜马重建新政权的主张，获得一些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如沃尔科夫和阿本莫夫的支持。但米留可夫却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尚不清晰。在孟什维克党团坚持认为杜马在革命爆发后应有所作为的时候，国家杜马却一再退让，始终都站在反对进行革命的立场上。国家杜马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斯科别列夫认为“国家杜马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国家杜马消失了，立宪会议万岁！”策列铁里也认为不需要杜马的观点占据了主流位置。1917年10月6日，临时政府宣布解散第四届国家杜马，这样历时11年的国家杜马在帝俄时期的历史上结束了。
二、孟什维克参与国家杜马的原因探析
孟什维克从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始，就表明态度参加杜马选举，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对国家杜马的认可。首先，孟什维克中的很多领袖和活动家，如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唐恩等有着丰富的流亡国外的经历。欧洲的生活经验及第二国际各政党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在分析俄国现实问题时，他们往往会根据欧洲的经验，倾向于欧化的方式，把西欧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运用到俄国实际之中。西欧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也影响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认为应该利用国家杜马这个具有合法地位的代表机构公开地活动。也正因孟什维克多位领袖和活动家深受西欧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应具有全民的性质，俄国的资产阶级更应该关注革命的结果。在国家杜马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人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而加入国家杜马的孟什维克在对很多问题的态度上同立宪民主党人站在了一起。虽然孟什维克也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所具有的作用，但与布尔什维克不同。孟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不应在革命中担负领导的作用，不应去追求做革命的领导者，不应去追求接管沙皇政府手中的权力。无产阶级应是革命运动的倡导者，担负斗争的主要重任，代表所有被剥削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者，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作出坚决的表率。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历史还没有准备好可以烙出社会主义之饼的面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才是革命中的领导阶级，就如同18－19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是象征性的、暂时性的。随着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的颁布，孟什维克认为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更不合时宜了。孟什维克中的一些人认为，在1906－1907年的杜马时期，领导权就已经在立宪民主党手中了。因而，孟什维克早早就认同了杜马在一定程度上对革命的作用，从第一届国家杜马伊始就决定加入杜马，参与选举。
由于对杜马不同的认知和定位，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更早地决定加入杜马进行政治活动。在杜马内，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多数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往往成为代表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主要力量。尤其在战争期间，孟什维克还能够公开地进行活动，并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最主要是归于孟什维克选择了杜马党团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合法的政治舞台。在由沙皇政府作出让步而成立的国家杜马，拥有法律的保护，具有法定的地位。孟什维克利用这样合法的国家机构，通过合法的途径发表自己观点的做法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后来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对待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态度是错误的。
国家杜马是否真能在沙皇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权衡？就杜马来说，这是代表专制制度的沙皇政府迫于稳定社会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定让步。沙皇批准国家杜马的成立，颁布了相关的法律，给予其法定的地位。但是杜马对于政府的干预权力却是有限的。前两届杜马可谓是激进的杜马，政府对其表现十分不满。因此，这两届杜马存在了短暂的时间就被解散了。列宁认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一个世界上（20世纪初期）最革命同时又是最无力的议会，它的决议没有一个是付诸实现了的。”而第二届杜马则“表明最落后的国家人民代表机关的成分在欧洲是最革命的”。第三届杜马是帝俄时期四届国家杜马中唯一一届完成法定期限的，但它却是在“六三”选举法的基础上产生的，缺少革命性。而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期限内，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革命，由于俄国社会矛盾的加深，杜马在始终致力于避免发动革命，坚持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在沙皇面前，国家杜马只有表现得驯服才能长久存在。而想要通过杜马进行政治活动的革命党派，尤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便显得举步维艰。
曾被孟什维克委以重任的国家杜马，在历时11年的短暂光阴后便结束了。经历了激进时期和懦弱时期的杜马，虽然给予孟什维克一个看似具有法定性的充满革命性的政治舞台，然而只要沙皇专制统治制度存在，杜马的命运始终都掌握在沙皇自己手中。国家杜马作为1905年革命的产物，毕竟还是旧有的君主制度下的国家机构。它的力图通过改良变革国家的主张终究在俄国行不通，被淹没在1917年的革命浪潮之中。孟什维克没有能够及早地揭开国家杜马的面纱，逐渐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如果孟什维克能及早地、务实地关注土地、面包和自由，那么它便能为病入膏肓的俄国实行必不可少的手术。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责任编辑：张梅]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39148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