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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颂》夭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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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人不少,它那气势磅礴的场面,委婉深情、感人肺腑的音乐、舞蹈曾经陶醉了整整几代人,其中,不少歌曲至今仍作为经典老歌传唱。1968年,上海也曾集中过不少创作人员,历时半年,创作排演过一部类似于《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红太阳颂》,准备向党的“九大”献礼。尽管它夭折了,但当时却是上海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我作为该剧组领导成员之一兼主创人员,今天重提这段旧事,不仅是为记取教训,而且也是为“文革”时期的上海文艺史留下一段真实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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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调令
  1968年,我24岁,是海军东海舰队文化部创作组的一名专业创作员。大概是3月底吧,东海舰队文化部的李无言副部长找我谈话,说舰队接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知,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上海拟创作三台大戏,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红太阳颂》,二是大型革命现代组舞《长征组舞》,三是大型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为了顺利完成这项任务,除了集中全市优秀创作人员外,决定从工农兵创作骨干中抽调一批人员“掺沙子”。东海舰队决定调我参加《红太阳颂》剧组、贺宝贤参加《龙江颂》剧组。工人作家中调郑成义参加《长征组舞》剧组,李根宝参加《龙江颂》剧组。李副部长还特地告诉我,东海舰队几位首长都非常重视此事,除批示同意外,还特别指出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特别是《红太阳颂》,是直接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要怀着对毛主席的无比“忠心”完成此项任务。
  接到调令,我更是热血沸腾,兴奋无比,《红太阳颂》是向党的“九大”献礼,那肯定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时毛主席肯定会观看的,我是主创人员,肯定能见到毛主席……越想这任务越光荣,越幸福。当着李副部长的面,我热泪盈眶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态度。
  《红太阳颂》剧组成立
  接到调令的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带着换洗的军服,还有《毛选》四卷到上海音乐学院《红太阳颂》剧组报到了。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的指示,《红太阳颂》剧组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主,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歌剧院等文艺院团参与组成。大本营设在上海音乐学院。这是我第一次踏进高等音乐学府。此时的上海音乐学院早就停课闹革命,与我想像中的歌声悦耳、琴声悠扬的情景相去十万八千里。
  第二天上午,市革委会政宣组和市文化局革委会(筹)有关领导来宣布《红太阳颂》剧组成立,并做动员报告。剧组由宋学彬、曾和云和我组成领导班子,宋学彬抓排练,曾和云抓后勤,我抓剧本创作。先期的主创人员为:居其宏(上海音乐学院高材生)和我担任剧本创作;张立国(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生)和张某某(名字忘记了,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担任导演;刘福安、曹四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和陆在易(上海音乐学院高材生)担任作曲;叶银章、魏芙和李寿青(上海歌剧院演员)担任编舞。剧组成立大会上,各方领导一再强调,《红太阳颂》是向党的“九大”献礼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上海抓的三个剧目中,《红太阳颂》最重要,是直接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光辉革命路线的。因此,全体创作人员要怀着对毛主席“三忠于”的感情投入创作。同时指出《红太阳颂》不是《东方红》的翻版,不能走《东方红》的路子,《东方红》没有突出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红太阳颂》要做到每一场剧情,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舞蹈动作,包括作曲、灯光、布景、服装等等,总之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从各个方面大力突出和歌颂毛主席。这样,市里就给《红太阳颂》创作定下了调子。
  为了让剧组主创人员吃透领导指示精神,特地集中了几天时间,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大礼堂反复放映《东方红》。我们边看边议,主要是找《东方红》哪些地方没有突出毛主席,我们应该如何吸取教训,大力突出毛主席。当时我们信心十足,认为只要有一颗“忠心”,就会把《红太阳颂》写好。
  在革命圣地采风
  根据创作安排,剧组一行11人于4月12日夜离开上海,赴长沙、韶山、井冈山和延安等地采风,到毛主席的诞生地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搜集创作素材。
  出发时,我们特地用大镜框装了一幅毛主席像,走到哪里捧到哪里,这叫时刻不离红太阳。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剧组全体人员面向毛主席画像,由我带领大家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高唱《东方红》,然后,朗读毛主席语录。晚上睡觉前,则在朗读毛主席语录后,斗私批修,对照检查一天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记得在去西安的火车上,起床后,我们在卧铺车厢里搞敬祝,居然全车厢的人都自觉地跟着敬祝起来。
  我们先后在长沙参观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岳麓山爱晚亭和橘子洲头,又奔赴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然后到了井冈山,在茅坪、茨坪、大小五井和黄洋界,凡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我们都看了。由于我们打的是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红太阳颂》剧组的牌子,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准备从西安赴延安,当时陕西还没有成立革委会,陕西支左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们,去延安的路上不安全,特别是铜川那里两派武斗,公路和铁路都被炸了。这可怎么办?延安是毛主席住了13年的地方,是革命的灯塔,不去怎么行呢?最后,支左委员会的同志决定用军用吉普车,挂上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的牌子,送我们去延安。一辆车只能坐四个人。这样,临时决定宋学彬和我,还有刘福安、曹四才四个人去,其余同志留在西安。延安两派的武斗也很厉害,因为有延安支左委员会的同志陪着,随便参观,倒也相安无事。除了清凉山上还在大规模武斗,据说埋了不少地雷,没敢上去外,其他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我们几乎都参观过了。
  从4月12日离开上海,到5月15日返回,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我们只是从报刊、电影、书籍和有关资料中,知道毛主席的伟大,此次,在毛主席的诞生地和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韶山毛主席的故居,得知毛主席一家六口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感动得不知向毛主席的亲人鞠了多少躬。井冈山大井乡暴动队长邹文楷,当年是毛主席一手把他拉上革命道路的。我曾和他坐在毛主席坐过的大石头上,听他进述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故事。讲着讲着,他泣不成声,说想念毛主席啊,我也跟着哭了起来。在延安王家坪,当年的一位老房东说起当年胡宗南侵犯延安,已经打到延安城外了,炸飞的弹片也落在毛主席的院子里了,毛主席还没有走,还在指挥军民撤退。他是最后跟着毛主席一起撤退的,刚走出不远,胡宗南的军队就把王家坪占了。他说毛主席真是英明,真是伟大啊!说着说着,他给我们唱起了《东方红》,唱着唱着泪流满面,也说想念毛主席啊!当然我们也是热泪盈眶。在那个年代里,这都是非常真实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多次发誓,一定要用一颗忠心写好《红太阳颂》。   投入创作
  从革命圣地采风回来,我们便进入紧张的创作之中。我和居其宏的任务最重,要先拿出剧本和所有的歌词。只有剧本出来了,音乐才可以谱曲,舞蹈才可以编舞,导演、舞美设计等其他各部门才可以行动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肩头担子的重量,这可不是光凭一颗“红心”就可以完成的。这时,不仅是我,全剧组的人都感到了剧本创作力量的薄弱。相比之下,《东方红》创作时是集中了全国的精英,仅是写歌词的就有乔羽、韩笑、阎肃、任红举、张士燮等许多名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腕级人物,更别说其他了。说实话,当时我虽是东海舰队的创作员,但也只是写诗、散文和报告文学,从未写过剧本。居其宏是学音乐理论专业的,当时也发表过一些理论批评作品,但对剧本创作也是几无涉猎。但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已经被推到了这个台阶上,又是写歌颂毛主席的《红太阳颂》,谁敢说半点困难?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领导也一再鼓气,说我们虽没写过剧本,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根据领导小组意见,我和居其宏熬了几个通宵,先拉出了一个全剧大纲。《红太阳颂》共分八幕:第一幕“韶山红日”,第二幕“湘江风雷”,第三幕“井冈烽火”,第四幕“遵义红旗”,第五幕“延安灯塔”,第六幕“大跃进万岁”,第七幕“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第八幕“红太阳照全球”。然后,剧组开会讨论我们的提纲,市革会政宣组、市文化局革委会(筹)都派人来参加。没料到,大家一致认为提纲很好,突出了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剧组便将提纲上报了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班子和市革委会政宣组、市文化局革委会(筹)。很快,上边便批示下来,同意剧本提纲,并指示立即成立创作、排演两套人马,边创作边排演,争取国庆节彩排,于是宋学彬、曾和云全力抓排演工作。记得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大门口和院内不少地方贴出了《红太阳颂》即将排演的公告,音乐学院所在的汾阳路街头还刷上了“热烈欢呼《红太阳颂》即将排演”的大标语。为了尽快拿出本子,我和居其宏作了分工,我写一、三、五、七幕,他写二、四、六、八幕。我们一个星期完成一幕,一个月完成前面五幕的剧本文字工作。刘福安、曹四才、陆在易也作了分工。陆在易负责为我写的剧本和歌词谱曲配器,刘福安和曹四才负责为居其宏的剧本谱曲配器。我们每写出一幕便马上交给他们,有时,剧本没出来,歌词先写好了,就先交歌词。后来,导演张某某和张立国也分了工,一人跟一个,一拿到我们的剧本,他们马上准备舞台导演本子。今天回过头来想想,真是好笑,这么大一个文艺工程,怎么就这样创作呢?这又不是接力赛。那时我年轻,又没成家,身体也好,有时写到半夜三更,肚子饿得不得了,就跑到淮海路上一家天津水饺馆吃水饺。吃完水饺回来再接着写。一个多月时间,我和居其宏就把建国前的五幕全写出来了。接下来,全剧组开会听我们读剧本。大家的意见是歌词写得不错,很有感情。剧本还没有跳开《东方红》的框框,应该集中笔墨突出歌颂毛主席。于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又反复进行了修改,把凡是毛主席没有亲自参加的即使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也一律删去,如“八一南昌起义”等。因为时间不等人,听说《长征组舞》已投入排练,《龙江颂》也即将投入排练,我们决定也立即投入排练,边排边改,先把建国前的五幕排出来。经市革委会政宣组批准,专门把《龙江颂》剧组导演李仲林调过来担任《红太阳颂》剧组导演。
  排演进行不下去了
  大概7月上旬吧,上海音乐学院大门口和大礼堂前贴出了《红太阳颂》剧组第一批参加排演的导演、音乐、舞蹈、灯光、服装等各方面演职人员名单,《红太阳颂》正式投入排演。因为我和居其宏紧张地创作后边三幕,排演的情况基本上不过问。听说开头还排得比较顺利,越排问题就越多了,开始还是由宋学彬和曾和云把排演中的意见反馈给我们,后来有些问题就上纲上线了,认为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问题了。他们就叫我直接到排演场听意见。听下来,当时演员们提出的意见都是对的,都是怀着对毛主席无比深厚的革命感情提出来的。他们说既然叫《红太阳颂》,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就不能有任何一点遗漏。有人提到:古田会议是毛主席亲自参加的重要会议,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加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生命线,应该大写特写,怎么连提也没提及呢?还有人提到:延安时,毛主席转战陕北,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走,充分显示了毛主席胸有雄兵百万的伟大军事家才能,这点也没有很好表现等等。这类意见越提越多,我们也越想越对。毛主席的革命活动哪一点都重要,就说毛主席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吧,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能说不重要吗?但是这些怎么在剧中表现呢?这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是写报告文学,可以随便加上一段。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和形势下,《红太阳颂》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戏,弄不好就要犯政治错误。我想起了我们东海舰队有位政治部副主任叫南平波,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军级干部,就因为开大会时,他在台上领读毛主席语录时发生口误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时,开会时领读的人先高呼“最高指示”,然后才领读语录。这位南副主任,上来就领读了毛主席为海军题词的第一句“为了反对……”一想不对,还没呼最高指示呢,接着就高声来了一句“最高指示”,台上、台下全愣住了,连起来就成了“为了反对最高指示”了。台下马上便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南平波!”当场,这位老干部就被拉下台,没多久就被撤职了。想到这里,我才感到这个《红太阳颂》不好写,弄不好就要摔政治跟斗!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采取大家提什么意见、加什么内容,我们就加什么内容。这样一来,不像个剧了,简直成了个大杂烩,更没法排了。恰好这时,音乐学院出了一件大事,有个什么“反革命小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于会泳”,音乐学院有人为此自杀了,剧组里也有人牵连上了,搞得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传来了市里的声音,暂停排演,集中精力改好剧本。于是《红太阳颂》的排演就暂告一段落。
  写不下去了
  其实,《红太阳颂》排演时,我和居其宏就开始写建国后的三幕了。我写第六幕“‘大跃进’万岁”,他写后边两幕。我写这幕主要想歌颂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丰功伟绩。我的构思是这样的:大幕拉开,舞台上是一群农民用凿子在大石头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凿,当凿到最后一个字时,天幕上转换成“大跃进万岁”几个大字,然后是合唱和歌舞。再围绕着大跃进展开一系列的歌颂毛主席的音乐舞蹈,譬如视察黄河、视察人民公社、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等等。这个构思还没拿到会上讨论,先被我自己否定了。解放后多少大事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两个务必”、力戒骄傲的问题,能不反映?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能不表现?毛主席亲自领导“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些都是大事,哪一样都不能漏掉。与其排演时让别人提,还不如先一一写进去。于是我重新结构,苦苦思索,始终没法下笔。居其宏那边写“文化大革命”更没法写了,“文化大革命”事情更多,海瑞罢官,批三家村,五一六通知,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次接见红卫兵,巡视大江南北,支持上海“一月革命”,畅游长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况且“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还不知毛主席又要做出什么伟大举动,怎么写?前边五幕没法改,后边的三幕没法写。创作陷入了僵局。
  这时,居其宏因为面临毕业分配,他以此为借口退出来了。这一来,就剩下我一人了,这怎么行?于是,上海音乐学院又从附中调来了女学生徐小沛。又把张立国调过来,先参加写剧本。这样,7月底吧,我便带着他俩到江苏太仓顾阿桃家乡去体验生活,创作后边三幕。在太仓,我们白天去访问顾阿桃,和社员一起下田劳动,晚上回到住地,讨论剧本。我们每人写一稿,然后大家一起凑。那么热的天,下乡生活了十多天,还是写不出来。开始,我把希望寄托在徐小沛身上。可这个才女胆子比我还小。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徐韬的女儿,徐韬在“文革”中被批斗身亡。她在这个背景下,怎么敢在写剧本上惹是非呢!回来后,没多久,他俩就声称自己水平低,也先后退出来了。这样,剧本创作又剩我一人了。我也想走,上海音乐学院不让走。既然写不下去了,我也干脆不写了。
  就这样夭折了
  市革委会政宣组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从工人作家中寻找创作骨干,重新搭创作班子。于是,我又以市革会政宣组的名义,先后到国际电影院、中华造船厂和上海第九棉纺厂商谈调刘希涛、钱国梁和周美华来参加创作。这些同志还没来,上海音乐学院又接到市革委会政宣组的指示,说徐景贤有指示,《红太阳颂》和《长征组舞》下马不搞了,集中精力搞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这样,我就打起背包又回到了东海舰队。
  这件事过去四十多年了。回过头看看,既觉得好笑又觉得不可思议。连我这个当年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可理解,恍若梦中。不按文艺创作规律办事,对个人崇拜到如此地步,这就是那个逝去了的狂热年代。如此这般,《红太阳颂》不夭折才怪呢!
  (作者声明:因年代久远,文中涉及的人和事,如有出入,敬希各位当事人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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