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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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无受格动词假说”和“布尔兹欧定律”理论框架下，对汉语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进行考察分析与理论探讨。无受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是同属一元动词中处于鲜明对立的两类不及物动词，但大都牵涉到带“宾语”现象，因此有学者提出将一元动词不加区分，进行统一处理的观点，本文认为不太合适；指出将一元动词带“宾语”皆归因于及物动词用法引申生成的理论站不住脚。本文经过考察分析与理论研究，提出非作格动词带施事宾语，无受格动词中的被动词、作格动词和存现动词带的都是受事宾语的假设。
关键词：一元动词带宾语；无受格动词（被动词、作格动词、存现动词）；非作格动词；述补结构（使成式）；受事宾语；施事宾语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三
本文上篇就刘探宙（2009）关于非作格动词也能有带宾语的论元结构的论断，以及付义琴（2012）对一元动词带宾句进行历史探源所下的“非宾格动词或直接由及物动词的用法引申生成”结论提出了质疑。下篇再就其“非宾格动词或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理论，与之商榷；最后提出一元动词带宾语假设。
付学者认为《三宝太监西洋记》中一句“把座敌楼推塌了一角”的“推塌”是述补结构，“推”是“塌”的原因和方式；《封神演义》的 “飞云阁塌了一梁”一句是 “一元动词带宾句”。一元动词“塌”是由上句中的述补结构“推塌”的上字“推”脱落发展而来。她又从《三侠剑》中挑出一段文字：“把桌子又撞倒了一个……，眼看桌子板凳倒了十数张……。”用这段文字之中后面的一句“桌子板凳倒了十数张”中的“倒”字，来证明是前面一句“把桌子又撞倒了一个”中的述补结构“撞倒”的上字“撞”脱落变成。该作者自以为“从中我们可以较明显地看出二者的源流关系。”
因此该作者如此类推并进一步泛化，认为一元动词皆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生成。例如“倒”是由“撞倒”和“推倒”的上字“撞”和“推”脱落而生成；“死”是由“打死”、“药死”、“杀死”和“跌死”的上字“打”、“药”、“杀”和“跌”脱落而生成；“跑”是由“追跑”和“打跑”的上字“追”和“打”脱落而生成。
我们认为该作者提出的一元动词带宾句是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理论既违背人类语言发展趋势，又违背汉语语法的发展规律，更违背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
根据张今（1981）“关于原始动词的假说”，我们认为人类语言发展的趋势，是由单语素词向双语素词和多语素词发展，没有理由和证据证明单语素词是由双语素词的上字脱落，或下字脱落而生成。人类语言的这种发展趋势，正是帮助和促成人类由低级的具体思维，向高级的逻辑思维发展的催化剂。人类的这种语言和思维发展的趋势，在儿童的语言和智力发展过程中，就以缩影的方式大体上再现和印证了人类语言由单语素词向双语素词和多语素词发展，人类思维从具体思维上升发展到抽象（逻辑）思维的历史进程。故此，应该说汉语双语素的作格动词，也就是该文所说的“述补结构”，例如： “撞倒”、“推倒”和“推塌”；“打死”、“药死”、“杀死”和“跌死”；“追跑”和“打跑”等等，是由一单语素的使役动词和另一单语素的存现动词构词配置而生成，因而形成作格动词集使役动词所蕴含的行为义、使役义，和存现动词所蕴含的结果状态义，三义于一体的语义特征。作格动词也是一元动词！在句子的表层结构上是不能带宾语的！它的语义上的宾语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形成受事做主语的句法特征。例如：“板凳撞倒了”，“妖怪打死了”，“和尚打跑了”等等。应该说，这样的语言发展趋势，揭示了人类语言的发展推动人类逻辑思维发展的进程。
该作者提出“一元动词带宾句”一是由致使动词发展而来，二是由述补结构发展而来的理论时，引证了王力先生（1980）对致动用法的衰落和使成式的产生和兴起的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我们认为刚刚在这个问题上，该作者的立论认知与王力先生的研究结果，在因果关系上是本末倒置的。而王力先生关于致动用法的衰落和使成式的产生、兴起与我们此前引证张今关于人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该作者所讲的致使动词和述补结构，就是王力先生（1980）所研究的致动词（用法）和使成式。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1980）中对致动用法的衰落和使成式的产生和兴起，进行详细考察史料后发现，致动用法在上古时期盛行，但随着使成式自汉代开始产生，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完善于宋代，便逐渐取代了致动用法。
使成式（causative form）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如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如打死、压倒、吹散）；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现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王力先生（1980）说：由致动发展为使成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因为致动只能表示使某事物得到某种结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此一结果。它们的作用相似，但是有两点差别：1、致动只用一个汉字，是单语素词，使成式用两个汉字，是双语素词；2、致动是一种临时职务，使成式是一种经常职务。试比较：
致动 使成式
小之： 削小、裁小、砍小它
正之： 纠正、改正、扶正它
死之： 打死、药死、绞死、吊死、淹死、咬死它
广之：放宽他
活之：救活它
孰能一之： 谁能统一它
王力考察大量史料发现，除了动词以外，能用作致动词的大多数是形容词，还有名词、代词和数词等。
由致动发展为使成式经历了十好几个朝代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使成式是两个词的组合，在它发展的前一阶段，由于二者的连接关系还不是十分紧密，上字和下字，即动补之间还常常被受事宾语隔开。例如“石角钩衣破，谁能拆笼破，长绳百尺拽碑倒，检书烧烛短，寒天催日短，大风吹云散”等。宋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使成式的上字和下字，即动补之间的关系就已经结合得十分密切了。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言的影响，使成式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就是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大量增加，这种结构逐渐占了优势，因为西洋语言有许多动词或行为名词是来自形容词的，而这种来自形容词的动词或行为名词，用使成式的结构来翻译最为合适，例如improve（改善）， strengthen（增强）， widen（扩大）， innovation（革新）， correction（改正）。当然也增加了一些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例如改进、增进等。在现代汉语里，有些使成式逐渐单词化了，例如“推翻、扩大、改善、革新”等，因为它们的背景是西洋语言的单词。 由此观之，汉语使成式这一仂语结构的产生、发展、变化，经历了长达10多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由“外动词带内动词（如打死、吹倒、驱走、放去、增进、吹散、用尽等）”和“外动词带形容词”构成的两种使成式，前者表示“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行为”，后者表示“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情况”。根据王力先生对使成式的结构配置和语义蕴含的考察和界定，本文推翻付义琴（2012）提出的“一元动词带宾句是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的理论，就既有语言理论依据，又有充分的语言事实的支持。因为该作者将王力先生称作“内动词”的存现动词，说成是由使成式的“上字脱落”而来的。然而语言发展和语法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存现动词在使成式，即述补结构之前，早就已经产生、存在并且能够带宾语了！
王力先生进一步指出：使成式的产生，使汉语语法更完善，更能表达复杂的思想。然而该作者的理论与这一发展趋势完全相反。王力先生对使成式的考察与研究证明他所讲的“使成式”与我们所指的“作格动词”几乎相似。
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刚刚才咿呀学语的儿童，在还不知道“打”、“踩”和“死”这样的单语素词的概念和低级的具体思维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我把虫虫踩死了”、“虫虫被我踩死了”、“虫虫踩死了”这样的双语素词概念和高级复杂的逻辑思维？还推导出一元存现动词“死”是“述补结构”“踩死”的上字“踩”的脱落而生成的？儿童只可能在爸爸妈妈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学着念“打”、“踩”和“死”等单语素词，并无数次地做“打”、“踩” 和“死”的具体动作，才在大脑中形成低级的具体思维。在此基础上，一天孩子看见地上有一条小虫，爸爸说“打，”“踩”，孩子才能照着爸爸的话做了。爸爸看见虫子死了，便说，“哟，死了。”孩子也学着说，“哟，死了。”“谁踩死的呢？” “我踩死的。”于是孩子才将这些单语素词联系起来，也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联系起来，学到了双语素词“打死”和“踩死”，脑海里的初级的具体思维逐渐发展为高级的逻辑思维：“我踩死了虫虫”，“虫虫被我踩死了”，“虫虫踩死了”。我们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而编造出违背语言产生、语法发展和思维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所谓语言事实来。
另外，将所谓的“述补结构”认定为完全“及物性”，也是使该研究陷入死胡同的症结。“述补结构”，就是王力先生所指的“使成式”，即“作格动词”，既是及物的，也是不及物的。当它用做及物动词时，有施事和受事的共同参与，施事充当主语，受事充当宾语，例如，“展开豹皮幅子看时，……”。（西游记第七十回）当它用做不及物动词时，用做及物动词时的施事主语自动消失，而用做及物动词时的受事宾语成为它用做不及物动词时的主语，但仍然是受事，例如，“连连在饭店住了几天，盘缠也用尽了”。（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母亲肢体折伤，疼痛而死。”（镜花缘第十回）因为这种所谓的“述补结构”还有一个由及物性变异为不及物性的“及物性变异的过程”。这种异变过程有时甚至对于成年人，也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逻辑思维过程，孩子要理解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说来，作者所提出的较为简单的单语素的存现动词，是由很有难度逻辑思维的双语素的所谓“述补结构”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理论，就更站不住脚了！更何况充当述补结构下字的绝大多数是形容词和普通不及物动词，存现动词只是少数。
王力先生笔下的使成式，一种由外动词带形容词构成；另一种由外动词带内动词构成，内动词指的是存现动词和普通不及物动词。我们反复考察和分析使成式的构成及其语义蕴涵后发现，所谓述补结构上字脱落后，留下来的下字能够带宾语的只有存现动词，而存现动词本来就能够带宾语；而构成绝大多数使成式下字的是形容词和普通不及物动词，但都不能带宾语，所以例句16b和17b皆成为病句：
16.a.他把汽车修好了。
b.*好了汽车。
17.a.大风把乌云吹散了。
b.*散了乌云。
然而，凡使成式，即述补结构根本用不着上字脱落，都既能够用作及物动词带宾语，譬如例句16、17、18、19、20的（a）所示；也能够用作不及物动词生成“受事主语句”，即“作格句”，如下例句18、19、20的（b）所示；还能够用作一元“作格动词”，生成作格动词带宾句，如下例句18、19、20的（c）所示：
18.a. 他把汽车修好了。
b. 汽车修好了。
c. 汽车修好了两辆。
19.a. 车队把队伍冲散了。
b. 队伍冲散了。
c. 队伍冲散了一大半。
20.a. 他们把桌子板凳撞倒了。
b. 桌子板凳撞倒了。
c. 桌子板凳撞倒了十数张。
使成式，即作格动词也是一元动词，和存现动词、被动词一样也可以带宾语。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没注意到而已。最后所讲的这些除了验证“上字脱落”论不能成立外，还说明语言研究，除了立论认知必须把握准确以外，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只知其一，不知有二的研究方法应该避免。
四
我们现在回到一元动词中有哪些动词能够带宾语，带的是什么类型宾语的论题上来。
所谓一元动词，是依据动词的论元结构规定只有一个论元的动词。余澄清（2013）的专著《无受格动词研究》在对动词进行重新分类时，将一元动词分成非作格动词和无受格动词。无受格动词下分五个次类，即被动词、中动词、作格动词、存现动词和提升动词。按照普遍语法规则，及物动词才能够带宾语，一元不及物动词是不能带宾语的。然而独特的汉语却滋生着大量一元动词带宾语的现象，因而也就成为语言学界争相研究的热点话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理论价值。
根据“无受格动词假说”和“布尔兹欧定律”，非作格动词唯一论元为域外论元，带施事论旨角色，无域内论元；无受格动词唯一论元为域内论元，带受事论旨角色，无域外论元。学者们在研究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时，只注意到存现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很少有人提及被动词，更无人涉及作格动词，这也是不能全面、正确、深入认识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的原因。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宾语假设：
一、无受格动词旗下五个次类中，有被动词、作格动词和存现动词能够带宾语；无受格动词带宾句的生成，遵循动词语义上的宾语滞留在宾语原来位置上的句法操作过程，因此带的宾语都是受事宾语。
二、非作格动词也能像无受格动词一样带“宾语”，然而非作格动词带宾句的生成，完全不同于无受格动词，走的是一种非常规句法操作程序，因此带的所谓“宾语”其实是后置到宾语位置上的主语，是施事宾语。宾语的形式主要是以计数名词组，或表示对比焦点的光杆名词，逻辑上应该是无定的。
主语假设：
一、无受格动词带受事宾语句的主语，必定是非施事论旨角色，但可以拥有任何一种论旨角色。
二、非作格动词带施事宾语句的主语，以整体-部分关系和领属者论旨角色为主，兼有少数处所、工具等论旨角色。
以被动词为例，考察分析无受格动词带宾语的理据。邓思颖（2004）提出被动句由作格化推导出来的句法机制，给我们研究无受格动词带受事宾语的假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衍生的无受格动词都是通过作格化变异而来的。“作格化”（ergativization）是一种让动词由及物动词变为不及物动词的句法过程。经过作格化后，动词的施事主语消失，动词也失去指派受格的能力，被动词、作格动词和中动词都是如此。不带宾语的被动句，即直接被动句是由得不到受格的宾语进行移位生成，如例句21所示：
21.张三i被土匪杀了[ti]。
例句21说明受事宾语“张三”不能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必须移位至主语的位置得到主格，成为受事主语。
带宾语的被动句，即间接被动句由宾语滞留在原来的位置，从作格化动词获得部分格而生成，如例句22所示：
22.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
从例句22可以看出，动词原来的施事外论元“土匪”从主语位置消失，只能依附介词“被”字而现身。这一事实说明，不管是被动词的主语还是宾语都不可能是施事论旨角色了。滞留在被动词后的宾语为保留宾语，故此断定被动词带的宾语“父亲”绝不是施事宾语，而是受事宾语，因而证明被动词带受事宾语的假设成立。
一是经过作格化后，动词的主语不再是施事，二由于被动词带宾句的主语并非直接由宾语而来，所以被动词带宾句的主语除了不能是施事以外，但可以拥有任何一种论旨角色：可以是领属者，如例句23a的“张三”；可以是整体-部分的关系，如例句23b的“十个苹果”和“两个”；也可以是处所，如例句23c的“那块地”，和23e的“珠宝店”；还可以是工具，如例句23d的“那块肉”：
23.a. 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
b. 十个苹果被张三吃了两个。
c. 那块地被他们种了土豆。
d. 那块肉被妈妈炒了青椒。
e. 珠宝店被劫了大量黄金。
邓思颖（2004）用作格化推导出被动句的句法机制，毫无疑问同样适用于作格动词。作格化后，作格动词原施事论元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法得到格位的受事论元移位到主语位置，成为受事主语，如例句24所示：
24. 镜子i摔破了[ti]。
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如邓思颖（2004），都将作格句称作“受事主语句”。如果作格动词带宾语的话，其句子生成机制遵循像被动词带宾句一样让宾语保留在原来位置上的句法操作过程，带的宾语也只能是受事宾语，绝无可能是施事宾语，因为作格动词的施事论元在句法层面不存在。如下例句25所示：
25.a. 屋檐撞塌了一角。
b. 西服弄脏了一只袖子。
c. 10架飞机击落了9架。
d. 奶奶的眼睛哭红了一只。
e. 毛笔写坏了无数只。
和被动词带宾句一样，作格动词带宾句的主语不能是施事，但可以是领属者，如例句25a的“屋檐”和25b的“西服”；可以是整体-部分的关系，如例句25c的的“10架飞机”和“9架”、25d的“奶奶的眼睛”和“一只”、25e的“毛笔”和“无数只”。但有的情况又与被动词带宾句不一样， 作格动词带宾句的主语不能是处所和工具论旨角色。
至于存现动词，根本就无法进行作格化。按照邓思颖的说法，因为“这类动词在词汇库里早就已经是作格动词了”，既无施事者外论元，也没有指派受格的能力，即与被动词和作格动词一样了。那么，存现动词带的宾语也绝无可能是施事，必定受事无疑了。请看下面存现动词带受事宾语的例句：
26.a. 他们家跑了一只鸽子。
b. （教室里）出去了一个人。
c. 树底下蹲着一个老头儿。。
d. 这把椅子坐过很多人。
e. 七月份一共死了40多人。
f. 村里来了两个勘探队员。
g. 昨天走了两个游击战士。
然而有些学者如易洪川（1997）、张伯江（1989）等，将存现动词带的宾语定位为施事宾语。他们认为施事宾语的语义特点是“宾语是动作的发出人（施事者）”，并引用孟琮（1987）的《动词用法词典》的释义作为理论依据：施事宾语语义上“是动作或活动的发出者或当事者”；形式上有“动词和宾语的位置可以颠倒，宾语变为主语而意思大体不变”的特点。如：出去了一个人——一个人出去了。此例句和上面例句26全部引自他们论文中被认定为带施事宾语的句子，都是存现句。但是根据我们提出的“宾语假设”，存现动词和被动词、作格动词一样，带的宾语是受事宾语，绝不是施事宾语。
首先，本文提出的存现动词，和被动词、作格动词一样，带受事宾语的假设，得到“无受格的动词必无外论元（论旨角色），无外论元的动词必无受格”的布尔兹欧定律提供的理论支持，这一理论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跨语言事实的证明。存现动词无施事外论元，只有内论元。这个内论元就是语义上的受事宾语。 其次，被动词能进入存现句的语言事实，给我们提出的“宾语假设”提供了有力佐证： 存现动词带的是受事宾语，不是施事宾语。我们知道，英语的存现动词全部来源于不及物动词，但是有些及物动词的被动式可以进入存现句。请看下面例句27：
27.a. In the cemetery were buried many war heroes.
b. Under the bed was found a sleeping cat.
我们刚刚讨论过直接被动句是由得不到受格的宾语必须移位至主语位置而生成。但是被动词进入存现句后，完全受存现句法结构的严格制约，使受事宾语仍然停留在被动词之后的宾语位置上，如例句27所示。被动词的受事宾语在存现句中可以停留在被动词之后不用移位的语言事实证明，被动词像存现动词一样，在存现句中可以保留宾语不用移位，并且可以解决受事宾语的格位问题。如果不是在存现句中，英语被动句的受事宾语绝不允许滞留在被动词之后，因为滞留在被动词之后的受事宾语由于通不过格鉴别式（Case Filter）而使句子成为病句，如例句28所示：
28.a. *Were buried Many war heroes in the cemetery.
b. *Was found a sleeping cat under the bed.
汉语及物动词的被动式进入存现句的例子就更多，如例句29a和30a所示。特别有说服力的是，被动词，与其同源衍生而来的存现动词，同处存现句中，两者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几近相同，名词组论元都在动词之后，如例句29a-b和30a-b所示：
29.a. 大厅正上方被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b. 大厅正上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30.a. 墙上被写着一个“静”字。
b. 墙上写着一个“静”字。
英语和汉语被动词能够进入存现句的语言事实充分证实：存现动词与被动词一样，动词的“行为动作或活动的发出者或当事者”，即动词的施事外论元不在句中，存现动词天生就没有，被动词作格化后消失了。这就使得易洪川、张伯江等学者提出的“存现动词带施事宾语”假设的理论基础——“施事宾语语义上是这种动作或活动的发出者或当事者”就化为乌有了，说明存现动词带的宾语铁定不是施事宾语。
进入存现句的被动词和存现动词一样，可以将其宾语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的语言事实，有力佐证了存现动词和被动词同样带的是受事宾语的假设。这样就可以完全推翻张伯江、易洪川等学者关于“存现句中施事作宾语是大量存在的”的论断。
最后，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有力旁证，即石毓智（2000）关于汉语定语从句语序的总结，来证明存现句的两种形式，哪一种是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哪一种是表层形式，从而可以证明，存现句带的是受事宾语，还是施事宾语。
石毓智（2000）指出，从句是句子内部的一个成分，它的构造不受句子以外的各种语境因素的影响，代表的是汉语的基础性的、核心的、自然的、无标记的句子结构，跟无标记结构相对的有标记句子结构则是因应各种外部语境因素而通过改变语序，或者添加语法标记等手段产生的各种灵活多变的格式。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汉语定语从句的语序是：
[（施事） +动词 +（受事）] + 的 + 名词
这就是说，尽管表层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在汉语基础性无标记结构中“施事名词”只能位于动词之前，“受事名词”只能位处动词之后。
我们来对比两种形式的存现句充当定语从句时的情形：先看看由“存现动词处于名词组之前” 的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例句31：
31. a. 死了一条狗的老头。
b. 掉了三颗牙的老汉。
再对比以下由“存现动词位于名词组之后”的因应语境因素而派生出来的表层结构形式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例句32：
32. a. * 一条狗死了的老头。
b. * 三颗牙掉了的老汉。
从以上例句（31）和例句（32）相对比发现，按照“受事名词只能位处动词之后”的顺序原则，由存现句的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合理合法；而违背这个顺序原则，将受事名词置于存现动词之前则是存现句的基础形式派生出来的表层结构。由这样的结构充当定语从句，用来修饰名词组，不符合汉语定语从句的语序，不合语法，失去存在的的合法性。
这一论证结果对我们认定存现动词后面的名词组论元是受事，而不是施事的假设极端重要。因为存现句的初始深层基础形式是“V + O” ，而不是 “S + V”。“S + V”则是由初始深层基础形式的受事宾语移位到主语位置，而派生出来的表层结构。这说明不论是“O”还是“S”，它们都是受事，即受事宾语和受事主语，从根本上否定了存现动词带的是施事宾语的假设及其理论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由非作格动词构成的句子充当定语从句的情形。下面例句33中的名词组的定语从句，都是由“施事名词 + 非作格动词”所构成：
33. a. 两个人结婚的地方。
b. 病人咳嗽的时候。
而下面例句34中的名词组的定语从句，则是由“非作格动词 + 施事名词组”所凑成：
34. a. * 结婚两个人的地方。
b. * 咳嗽病人的时候。
例句（33）和例句（34）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与上面例句（31）和例句（32）的情形完全相反，由非作格动词生成的句子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施事名词组在非作格动词之前”。由这样的句子结构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才合乎语法；由于没有非作格动词在施事名词组之前的句子存在，所以由这样的句子结构充当名词组的定语从句，理所当然不合语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存现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生成的句子，只有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充当定语从句所修饰的名词组才能合乎语法。顺理也验证了存现句的深层初始基础形式是“存现动词位于受事名词之前”，即“存现动词的唯一名词组论元处于存现动词之后”。因为我们早就发现和找到大量例证证明不及物动词中的非作格动词与无受格动词，尤其是与天生的无受格动词——存现动词的区别：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名词组不论是在底层结构还是在表层结构中，都处于动词之前，根本不存在名词组移位的问题；存现动词的唯一名词组论元既可以在底层结构中处于动词之后，也可以通过名词组移位至动词之前。所以我们从以上例句（31）与例句（32），例句（33）与例句（34）可以看出这两类不及物动词所生成的深层初始形式所形成的鲜明对立。
石毓智关于汉语定语从句语序的总结，不仅对无受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之间鲜明对立的理论，而且对存现动词所带的受事宾语假设，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论和事实支持；同时也佐证了本文在上、下篇所论证的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是施事外论元，动词带的所谓“宾语”并不是动词语义上和逻辑上的宾语，而是后置到焦点位置上的主语，即施事宾语的假设，如例句35所示：
35.a. 在场的5人就哭了4个。
b. 郭德纲一开口，我们仨就笑了俩。
c. 我大学同学已经离婚了好几个了。
d. 他们接连感冒了三四个。
e. 他们五人就工作了四人。
f. 这台跑步机一连跑了三个大胖子，那台只跑了一个。
g. 跳远项目已经跳了10个运动员，跳高也跳了10个。
h. 东门走汽车，西门走行人。
这些例句表明，非作格动词在特殊条件下带的所谓“宾语”，必定是施事宾语，绝无可能带受事宾语；非作格动词带宾句的主语大都为整体-部分关系和领属者论旨角色，如例句35a-b-c-d-e所示；另有少量工具、目标、处所论旨角色，如例句35f-g-h所示。
此刻再回顾付义琴（2012）在刘探宙（2009）关于非作格动词也像非宾格动词一样能够带宾语的错误立论认知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元动词带宾句的历史探源所下的结论，就觉得错得更远。该学者的一元动词带宾语研究之所以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因为她始终跳不出只有及物动词才能带宾语的认知窠臼。该学者在引述刘探宙（2009）很多非作格动词带宾例句后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以为这种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的用例应该是由非宾格动词带宾语的句子类推而来的，非作格动词进入这种构式后，也具有了‘计较得失’的含义，谓语前经常出现‘就’就是这一构式的体现。”她还认为“在这种句子产生的早期，动词通常是非宾格动词，但后来由非宾格动词又类推扩展到非作格动词。”很明显，付义琴（2012）对一元动词带宾句进行历史探源所得出的结论是：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的词性来源相同，构式没有差别，构式义也一样。一个演员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演员相同，扮演的角色可大不一样。我们只想借这个比方，来说明语言研究不能只看表面，更应该探寻内在的本质特征。
结语
本文之所以花了太多的篇幅来探讨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是因为这一论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太多的争议。
语言研究，应该在得到比较充分的跨语言事实证明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当代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进行；当然利用能够相补的语言学说，建立语言理论新框架推演则更好；最好在双语或多语的背景中展开，这是我国老一代语言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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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审稿 李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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