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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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反对基础主义，主张思想多元化的横向思维模式。其特点是瓦解“给定”，关注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永恒发展，动态把握对象。文学翻译就是译者对“给定”的原文进行瓦解，充分发挥其主观创造性的一个过程。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对译者主体性发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及其特点
　　作为一种发韧于西方、影响广泛的文化思潮和哲学方法论思潮，后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于20世纪的上半叶和中期，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现代思想舞台。大胆的标新立异，彻底地反传统、反权威精神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灵魂。“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在思维的方法方面，后现代主义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反对基础主义。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确定不移的。而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人们的认识决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没有绝对客观的认识存在，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总对认识加以影响。排除主观影响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纯粹的客观事实，因而就不存在这一构成知识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是不确定的，只有在上下文的联系中才能确定，而且只是暂时的。在反基础主义看来，没有完全独立于人的反映存在，语言也不具确定性，因而，他们认为人的认识不可能脱离主观而反映客观实际。例如，罗蒂认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必须坚持不存在诸如物是自在的这种方式，除了人类想解释它的用法之外， 没有其它可描述的方法”①。
　　第二，主张思维多元化，对“给定”（given）的瓦解。后现代主义哲学肯定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肯定了人在认识万事万物时差异性的一面。利奥塔（ Lyotard ）在批判以总体化的统一性为特征的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同时，提出“纷争哲学”的概念。“纷争哲学就是要表达差异，让少数派话语发言；它是保存差异而不是压制差异；它追求理性的多元性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后现代要强调的是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和他者性”②。梅罗·庞蒂（Merleau-Ponty）也指出，没有人能同时看到立方体的六个面。也就是说，随着时空的变化和认识者的改变，人类认识的结果是不同的。在对待多元性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注重个性，宣扬文化多元论及其差异性、开放性与变异性。在一个“给定”的世界中，人选择和创造的活动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而在这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中，人的发展和命运不再被不证自明的给定的真理所引导和规范，而是依赖于人自己的选择和创造。后现代主义哲学“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③。
　　第三，横向思维方式。传统哲学提出纵向思维方式的“树状结构”，而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伽塔里（Guatarri）等人提出了后现代的横向思维方式的“根状茎”（rhizome）理论。从植物学上来讲，“根状茎”与树的主根的须根的结构不同，它是一种延长到地下的块茎，通常水平生长，上面生长枝条，下面产生根系。树状结构限制和控制了它的各方面的联系，而根状茎则是非等级体系、非地域化，它在一种随意的、无规则的关系中和其他根系发生联系。“根状茎”的比喻，目的是消解二元对立的逻辑。因而，“根状茎”结构代表着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它是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根状茎方法将信息分散到非中心化的系统中，将语言分散到多重符号维度中。“根状茎”意味着开放而不是封闭；是朝多个方面而不是朝一个方向流动的，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德勒兹所谓横向的、“根状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动态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
　　二、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启示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任务是使源语文本进入目的语文化中。译者能动地“操纵”源语文本，以实现其翻译目的。但实际上，译者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给译者的主体性发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指导。
　　（一）“破”原文
　　从“破”的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另一个总的特征，是拒斥封闭性、收敛性和纯粹还原性的线性逻辑推理方法，反对存有确定的、现成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框架的信念，以及追求事物背后永恒不变的绝对内容的企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作为原文的读者，译者首先要破解原文。这是一个创造性或主体性活动，需要强调的是译者作为读者的角色本质上是能动的，有创造性的。反基础主义主张用哲学消解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译者理解原文不能等同于对原文的被动“接受”。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彻底否定了西方哲学中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给定”对人的束缚。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pues Derrida）认为，这种对基础的消解是通过一种将文本放逐于“互文”（context）之中而揭示的。“互文”表明，任何文本的意义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作为翻译主体的不同译者，也会对同一个作品的内容、风格等有不同的理解。每个译者都要靠自己的经验，知识或头脑中的“先结构”来理解原文。当然，译者的知识结构以及感知能力等不仅决定其译文表达的质量，还影响其对原文的理解。例如，老子的《道德经》中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同译者因为对第一个“道”字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翻译。不同译者的生活经验、知识、情志、先结构、生活环境等不同，这都会影响其对原文的理解，但译者无须为此而担心，主体的认识不可能脱离主观而反映客观实际。主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并不排斥差异性。支持认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有益于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 　　（二）“立”译文
　　从“立”的方面看，后现代主义哲学拒斥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看问题的静态思维逻辑，更加关注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强调存在即过程，过程即创生，创生即互动，互动的主体是彼此差异的个体。从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性思想来看，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尽管在具体问题上旨趣各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从“差异性”、“互动性”和“创生性”的视角考察对象。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只能是多样的，人应该从多视角出发认识和理解世界。传统的翻译学说尽量地要求译者避免对原文的主体性发挥，强调对原文的忠实、描摹。而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译者作为一个主体，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对原文的表达就是再创造的开始，是新文本的开始。译者由于不同的策略和考量，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译者会根据源语文本的内容和风格、自己的翻译观等，来决定自己的翻译方式，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方法及表达方式。横向思维模式的特点，指导译者的思维往横向、宽处发展。例如，朱生豪先生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威尼斯商人》。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译文不受原文诗体形式的音节的的束缚，自由行文。因此，他的译作被人誉为“成功的翻译”。文学翻译是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是译者的语言艺术再创造，文学译本中渗透着译者的审关情趣和精神力量。译者重塑文学语言和重写文学译本的艺术再创造，使文学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存活。译者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不必战战兢兢地跟在原文作者后面亦步亦趋。在新的文化语境里， 翻译作品要与新的读者群进行崭新的文学交流， 而这种交流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使其得到第二次生命。译者这种赋予原作以再生的工作， 无疑具有创造性。横向思维模式要求译者动态把握原作与译作。那么，译者必须运用其主体性来对翻译策略和其他问题做选择做决定。
　　三、结 语
　　勒弗维尔（Lefevere）认为，译者在不同的文学传统间权衡取舍，他们这么做时，头脑中都有某个目的，而不是以某种中立客观的方式“呈现原文”①。这一说法表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会发挥其主体性，以实现其翻译目的。对“给定”的原文进行瓦解，主体意识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译者必须动态地、多元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德国哲学家弗兰克曾说（Manfred Frank）：“每一种意义，每一种世界图像，都处在流动与变异之中，既不能逃脱差异的游戏，也无法抗拒时间的改变。绝没有一种适于一切时代的对世界和存在的解释”。在文学翻译中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是有必要的，死守着完美的方式不放，译者就不能发挥其创造性，永远只能做原作的奴隶，将不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文化的交流。
　　（本文审稿 武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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