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音乐教化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雷梦婕　赵露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乐论》是一部阐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理论著作，首开音乐理论、音乐教育专著之先河，对中国的音乐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荀子针对墨子的“非乐”观，从”性恶论“出发，礼乐并重，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音乐思想。主张以音乐来陶冶人的情感，使人成为高尚的人，对促进社会的和谐起到教化作用。
　　一、荀子音乐教化思想溯源
　　战国末期处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交替时代。随着宗法制度的衰落，传统的世族世官制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官僚制度。经过接连不断的战争，列国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集中到少数大国，结束诸侯混战、实现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化。当时的战国礼崩乐坏，宗法普遍解体，因而士人或负书，或带剑游走于海内。文士与武士也开始分道扬镳，文士以弘道为己任，武士则奉“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在上无天子、下无霸王的时期，著述自由、讲学自由、批评自由，这无疑为诸子百家的学术兴起提供了温床。
　　孔子在著述自由的条件下大量收集文献并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了整理和创新。他在讲学自由的条件下，整理文献和典籍开始广收门徒，兴办私学。孔子在《论语・洋货篇第十七》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中“性”指的是人的天赋资质，“相近”是指既不是完全相同，又不完全相异，“习”指的是习俗，也就是人性的社会化方面。其意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只因后天的习气熏染不同才形成差别。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主张人性本善，《孟子・尽心上》中认为人类具有天赋的良能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为人不学就有的能力，是本能，不用考虑就知道的事情，是自身的良知”孟子认为天赋的道德观念是人皆有之的。《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其意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怜悯伤痛之心，那么他就不能称之为人；没有羞恶憎恶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谦辞礼让之心，不能算是人；没有分辨是非善恶之心，不能算是人。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仁、义、礼、智”是孟子的四端说，这是孟子性善论的依据，也是孟子所有学说的基础所在。与孔子相比，孟子的学说已经发展到融会贯通的程度，所有论点都相辅相成，互为依据与结论。《孟子・尽心上》中日：“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意思是说仁义礼智植根在心中，它们产生的气色是纯正和润的，显现在脸上，充满在体内，延伸到四肢。四肢不必等他的吩咐，便明白该怎么做了，所以《孟子・告天下》中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可以当尧舜这样的好人。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表面上看纷然混乱，但实际上却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荀子的生活时代晚于孟子，此时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处在这一时期的荀子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站在新兴封建阶级的立场上，他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提出了“性恶论”，即人的本性是恶的。正因为荀子看到了儒家学说空谈“仁义道德”、“王道政治”而远于实践的一面，所以他认为要使儒术变得切实可行，必须将“礼”与“法”相结合。但法不能无缘无故的产生，必须以“人性恶”的假设作为前提。所以，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章诗同，荀子简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62）
　　“对人性论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随着春秋战国时代而到来的，它的出现，既适应了时代发展到特定时期提出的要求，也适应了先秦各家学说开始理论化、系统化所提出的要求。”（张李军，荀子“性恶”思想渊源探析[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11），）据王充《论衡・本性》记载，先秦时期至少已有4种人性理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说”；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性论成为诸子各家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各家思想都是基于这个理论而合乎逻辑地推衍而出的，正如之前孔子与孟子的观点。
　　荀子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命题，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剖析对象，认为人性即人的自然本质，是人先天具有的本质。《荀子・性恶》中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意思是说所谓本性，是天生的，不可以通过学习得到，不可以经过努力从事而做成；礼义，则是圣人制定出的，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可以通过努力从事而做成。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不可能认为造作的东西，叫做本性；人身上可以学会、可以通过努力从事而得到的，叫做认为。这就是先天本性和后天认为的区别。荀子在他的生活时代察觉到了人们本性和欲求所在，并指出欲望太过则为灾，一定要进行正确的引到和节制，以防社会发生混乱。他批判墨子“非乐”、“节欲”、“禁欲”观念的同时，提出了用“雅”、“颂”之音引导人们的“性本恶”。让音乐为天下统一、政治稳定服务。荀子的音乐治世思想为历代君主所推崇，上传于君主，下晓于百姓。在他的重要论述《荀子・乐论》一书中，不仅为当时的人们点明了音乐的功能，更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荀子的音乐教化思想
　　1、“性恶论”――荀子音乐教化思想之基础
　　对于人性善恶的论断，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中心点。孔子、孟子、墨子均以自家对人性善恶的观点为基础，展开个人对音乐的学术看法，形成不同的音乐学术思想。“性恶论”的提出，成为荀子音乐教化思想的基础。《荀子・性恶》中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是人的先天禀赋，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本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意思是说：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喜欢财利之心，依顺这种人性，所以争抢掠夺就产生而推辞谦让就消失了；人一生下来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而忠诚守信就消失了；人一生下来就有耳朵、眼睛的贪欲，有喜欢音乐、美色的本能，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淫荡混乱就产生而礼仪法度就消失了。在荀子看来，“好利”、“疾恶”的，心理，好声色的情欲是人之本性；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那必然是“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所以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荀子・性恶》中开篇即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性趋向于邪恶，人们善良的行为是后天作为的结果。“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与“性”是相对的，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人的本性是恶，只有后天的“伪”才能导致善。人通过后天的教育、环境来熏陶，才能向善。因此人性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接受改造，而荀子主张的就是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以“乐”来陶冶人的性情，用“乐”来引导、改变人们的“恶”。 　　荀子主张“性恶”，一方面是为了彰显教化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为其教化理论开辟了新的路径。为此，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主张人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培养来改造本性，培养人的各种善的本性，使人成为高尚的人。
　　2、“化性起伪”――荀子音乐教化思想之核心
　　荀子音乐中的教化思想是以“性恶论”为基础，以“化性起伪”为核心展开的。荀子主张人性恶，并不是他要达到的理论目的，其目的是从人性恶引申出礼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教化的必要性。就是说，荀子论人性的重点不在性之“恶”上，而在性之可“化”可“伪”上；不在人性之本身，而在人性之可化上。
　　正是因为认为人性本恶，而且认为人性之恶必然会导致人类的争夺、欺诈与杀戮，所以荀子大力提倡礼乐教化，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使人心向善。在荀子的哲学思想中，礼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荀子・礼论》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意思是说：社会行为规范是怎样兴起的呢？回答是：人一生下来就有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满额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追求没有限度和止境，那么就不能不起争夺，争夺就会导致混乱，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古代君王厌恶这种混乱，所以制定社会行为规范和最佳行为方式来进行分别，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供给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因物资短缺而得不到满足，使物资不会被人们的欲望所耗尽，欲望和物资这两者互相扶持而有所增长，这就是社会行为规范的起源。在大力提倡“礼”的同时，荀子也非常强调音乐的作用，认为音乐也是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绝对不容忽视。《荀子・乐论》中说“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音乐使人们和谐一致，礼使人们区分等级差别，“礼”和“乐”的总体管束着人们的思想，使人在社会中和平共处、各安其位。由此，也可以认为，苟子音乐中教化思想可以说是通过“礼”来实现“化性起伪”，即实现通过礼义法度来化导人们的本性，使之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通过礼乐的教化来实现“积善成德”。因此，音乐和礼一样，可以消除人们之间的分歧，促进人类的和谐。
　　荀子的礼乐教化在人性修养中的作用，一方面坚持用礼乐教化来改造人性，另一方面又要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荀子・礼论》中提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这里的“两得之”，是“礼义”与“情性”两个方面。所以人如果专门把心思放在讲究礼仪上，那么礼仪、性情两方面都能保全了；如果专门把心思放在满足性情上，那么礼仪、性情两方面就都保不全了。儒家要使人们双双保全它们。《乐论》中讲到的教化的“美善相乐”，即美善关系就是礼乐关系。荀子特别强调：“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就是说人的发之自然的情感欲求完全符合社会的政治、伦理规范。《荀子・礼论》中说，“好恶以节，喜怒以当”，爱憎因为礼的作用而有所节制，喜怒因为礼的作用而恰如其分，实现和谐，这是荀子音乐教化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也给音乐教化带来了借鉴意义，在利用音乐实现教化的时候，既要注重音乐本身的作用，也要关注到教化对象本身。
　　荀子针对人格修养的塑造方面提出：一方面必须通过音乐的教化来创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主动性去自觉选择适合人格塑造的环境。荀子认为学习的过程不能停留在知识的表面，要将礼乐的思想贯穿于自身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中，做到内外兼修，内外统一。在实施音乐教化的过程中，塑造良好人格修养要注重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做到内外兼修、内外统一。
　　可见，“性恶论”是荀子音乐教化思想的基础，音乐可以起到约束、消除人性之恶，化性起伪，塑造人的良好人格修养的重要作用。
　　3、“中和之美”――荀子音乐教化思想之目的
　　在探讨了荀子音乐教化思想的基础、核心之后，其音乐教化思想的目的显得尤为重要。俗语说“站得高，看得远”，而荀子就是采纳儒、道、法三家之所长来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可以说荀子的音乐思想是儒家音乐思想的继承、总结和发扬。儒家主张中庸，不走极端。所谓中庸，并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和稀泥”、当“老好人”，而是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像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谈到的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讨天际和人事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来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也需要程颢《偶成》中提到的“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即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因此，这种中庸境界其实是极难达到的，因此孔子就曾在《论语・雍也篇第六》中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平！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经是长久的缺乏它了。孔子亦曾在《中庸・第八章》中感叹：“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亮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这也说明了中庸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一个人达到了中庸境界，就可以做到程颢《偶成》中的“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了，就是说拥有富贵能够不贪图享乐，居于贫穷能够保持乐观，男儿到了这种境界可以算得上是英雄豪杰了。可见，中庸是一种极高理想境界，值得努力追求。
　　在荀子那里，音乐就是达到中和，也就是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中庸境界的一种重要途径。《荀子・劝说》中说：“乐之中和也”即《乐经》讲述中和之音。荀子在《乐论》中提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音乐中正平和，百姓就和睦而不至于淫放，音乐严肃庄重，百姓就整齐而不陷于纷乱。”“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所以音乐是统一天下人的重要东西，是和顺人性情的纲要，是人情所不能没有的。“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音乐，是审定一个主音来确定其他和音的。《荀子・臣道》中也提出“恭敬，礼也；调和，乐也。”恭恭敬敬，就是礼节，协调和谐，就是音乐。荀子反复强调“中和”，也就是指将各种相异或对立的事物调和起来，达到一种和谐状态。确实，不管世风多么败坏，一个具备中和之德的人总能心有所守，洁身自好，而这恰好体现音乐所特有的人格陶冶作用。而且在荀子看来，音乐不但可以促进个体的人格和谐，而且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在认为音乐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能够促进人类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因而能促进人类的和平，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就曾在《荀子・儒效》中说：“乐言是其和也”，通过音乐来达到和谐。由此可见，“中和之美”是荀子的音乐教化思想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三、荀子音乐教化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启迪
　　当荀子在当时就已经看到音乐对人类和平的重要意义，可见作为哲学家的荀子具有深远的洞察力。荀子在《乐论》中所体现出来的音乐教育功能，对后世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音乐教育在中国古代就被视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礼、乐、射、御、书、数”中，“乐”排在第二位，可见音乐教育的地位的重要性。在现在的音乐教育中，仍然继承了荀子关于音乐教育功能的思想，即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音乐教育是以音乐艺术为媒介，以审美为核心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一种艺术教育，属于美育的范畴。（曹理，音乐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4）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种人格教育，通过音乐来塑造人的心灵，养成健康人格，即荀子所说的“化性起伪”“音乐教育”适应人的向善求美的需要，让人的情感在伦理亲情、认识兴趣、创造冲动、审美体验、理想憧憬等方面获得满足。（朱晓蔓，情感教育论纲[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即达到“中和之美”的目的。
　　在与荀子持相同意见的人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说过“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他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是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何乾三，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10）正验证了荀子的那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善恶需要后天的培养，以“礼乐”而教，则人心向善。
　　这在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也多次体现：在新课标的前言部分规定了音乐课程性质体现在人文性、审美性、实践性这三个方面，其中审美性写到“以美育人”的教育思想与我国的教育、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丰富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新课标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中也提到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新课标的音乐课程设计思路中更加提到“凸显音乐课程的美誉功能”，“正确处理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的关系。”同时在新课标的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也明确指出要培养学生“涵养美感，和谐身心，陶冶情操，健全人格”。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教育中的礼、乐并举，内外兼职，使国家稳定、人民善良的教育思想，对音乐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地作用，尤其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可以看到，荀子重“乐”不仅仅因为音乐可以助人宣泄情感、满足生理欲望，还因为有“礼”存在于社会文化中，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例如“红歌”，其健康的内容、刚健的风格、优美的旋律，无不充满集体主义气息，对于现在没有经历过旧社会苦难洗礼的学生来说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这也验证了荀子“雅、颂之音”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的思想。不仅对音乐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更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治理提供重要的手段。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塑人工程。通过对荀子音乐教化思想的理解，作为音乐教师，也应注重自身的修养，应该怀着一颗恭敬、温厚、诚实的心去教化自己的学生，因为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荀子・劝学》中说：“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崇敬良师是学生最便捷的学习途径，其次就是崇尚礼仪了。所以教师首先要修己，争做良师，以为学生提供最便捷的学习途径。
　　荀子从战国社会现状提出了“性恶论”，以此为基础为音乐教化思想提出了“化性起伪”的核心，更总结出音乐教化的“中和之美”的目的。总之，作为一代儒家大师的荀子对音乐的教化作用的认识是极其深刻，也是极其重视的。他主张通过音乐等艺术形式，使人们变得更加高尚，更加合群，更加彬彬有礼，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君子，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这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发展音乐教育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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