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阂与交融：我国出版“走出去”中的翻译问题及对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尚亚宁

　　摘要：
　　我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国内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翻译作为出版“走出去”的桥梁和纽带，化解了文化交流的语言隔阂，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为我国文化“走出去”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翻译也是制约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瓶颈因素。当前，深刻分析翻译与出版“走出去”的关系，找准出版“走出去”中存在的翻译问题，进一步厘清破解我国出版“走出去”中翻译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已成为出版界、翻译界和文化管理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图书出版 “走出去” 翻译问题 思路与对策
　　我国出版“走出去”战略任重道远，需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翻译问题上多下工夫。本文将着力研究翻译在出版“走出去”中的重要作用，系统分析出版“走出去”中存在的翻译问题，进一步探讨破解这些瓶颈的思路和对策。
　　一、翻译在我国出版“走出去”中的重要作用
　　翻译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国家间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和借鉴不可或缺的手段。[1]翻译与出版有着不解之缘：大部分的翻译成果是通过出版发表的，出版使作为沟通行为的翻译其有效性得以实现。[2]可见，翻译在出版“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相当重要。首先，翻译承载着语码转化的功能。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需要沟通，达到相互了解，就须通过翻译。其二，翻译承载着信息交流的功能。在改革发展进程中，我国各项事业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需要通过翻译交流信息，翻译已经广泛服务于外交、外贸、文化交流、学术出版等方面。其三，翻译承载着文化传播的功能。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转换。文化的共性使转换成为可能，文化的个性决定转换不可能完美。文化的个性形成文化差异的鸿沟，翻译的使命就是架设跨越鸿沟的桥梁。[3]
　　二、我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主要翻译问题
　　1. 理念存在误区。客观上讲，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几年间，我国出版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强调效益的同时，忽视了翻译这样的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一是对翻译在出版“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人们对版权、市场和效益的热衷程度远远高出对翻译的关注程度，认为翻译仅仅是桥梁、仅仅是中介，没有把翻译作为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到战略高度去把握。二是翻译中宁“顺”不“信”的理念依然存在。一些译者为了追求出版物表面文字的通顺，忽略了文化差异的因素，使得译文不忠实于原文，折射出国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缺乏，掣肘着中国文化顺利对外传播。三是倾向于翻译传统文化体裁。许多译者乐于翻译或重译唐诗宋词、传统名著等历史文化，而有关现代和当代优秀文化作品的翻译则少之又少，导致国外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印象仍停留在“旧时代”。四是存在急功近利思想。一些译者过分注重经济效益，难以保障翻译质量，甚至有损文化形象的树立和传播。
　　2. 质量亟须提高。我国出版物译本在国外的销量一直很小的原因，并非作品本身质量不好，主要瓶颈还是翻译质量问题。翻译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出版物的市场份额。国内从事出版物翻译的大多都是学语言出身，许多人专业技术知识缺乏，对于管理、经济、科技等专业知识并不是很精通，对专业词汇的翻译往往并不敏感，所以不能做到面面俱到。[4]一些译者尽管对语言掌握得还不错，但是对异域文化知识的了解比较缺乏，导致翻译中信息不对称和误译。还有些译者本身的翻译能力较弱，翻译的出版物通常内容生硬呆板、语言难懂，传统意义上要求“信、达、雅”的翻译准则难以落实。同时，由于译者翻译水平良莠不齐和翻译机构鱼龙混杂，许多翻译停留在低水平的手工操作层面，一些译者使用电脑翻译软件而不加修改地进行文字转换，造成误译错译时有发生。翻译质量整体不高影响和阻碍了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广泛深入交流。
　　3. 人才刚性不足。我国现有注册翻译从业者6万人，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多数译者擅长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而将母语翻译成外语被公认是一项高、精、尖工作。我国能够胜任中译外工作的高端人才严重不足，行业缺口高达90%。[5]翻译人才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无法满足出版“走出去”的客观需求，阻滞了我国文化输出的速度和进程。翻译队伍的不足源于翻译教育的滞后，我国在2006年首设翻译本科专业，将翻译人才教育与外语人才培养区分开来。2007年启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试点工作，目前全国翻译硕士培养单位只有158所高校。翻译师资队伍建设、教材体系、招生数量和教学质量等尚不尽如人意。[6]我国图书出版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不突出，除受中西文化差异因素的限制外，追根到底依然是翻译人才问题。
　　4. 制度有待完善。社会制度缺失是个体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翻译行业的相关制度缺失困扰着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首先，翻译行业缺乏准入机制，翻译市场利润巨大，而进入行业的门槛极低，导致翻译市场泥沙俱下，主流翻译企业和品牌企业不能孵化出来。二是翻译行业缺乏监督机制，没有一系列的强制性条例规范翻译市场，影响了我国文化输出的辐射力和传播效果。三是市场化不完善，出版业追求高速度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导致快餐式的翻译一直延续，译者对译文缺乏反复推敲，译文水平和质量低劣。四是我国译者大多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教师及科研人员，而高校与科研单位大多不把译作作为职称评定的成果指标。另外，由于翻译资费标准不健全，现行图书翻译费标准过低，出版翻译留不住人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破解我国出版“走出去”中翻译问题的对策
　　1. 充分认识翻译的重要性。版权、市场和效益是出版“走出去”的“终端产品”，而翻译是这些终端产品的“制造工厂”，前者依靠后者实现，后者为前者提供支撑和保障，二者互相成就。因此，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翻译工作，开拓视野，拓展领域，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翻译水平，促进翻译事业繁荣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在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出版“走出去”战略中翻译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要把出版业“走出去”和翻译事业一并重视、一并促进、一并发展。要遏制出版业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改变出版单位只追求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的认识误区，要通过踏实稳健的工作作风催生出精雕细琢的翻译产品。要树立品牌意识，以翻译品质取胜，以精品出版占领市场，用生动的形象和准确的译语讲好、述好、出版好“中国故事”。 　　2. 多措并举提升翻译质量。翻译质量的好坏，翻译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译作能否更广泛地为目的语受众理解和接受，决定了译作是否能获得更大的市场效益。良好的翻译质量是出版顺利“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当前，要采取“高校+翻译专业”“高校+翻译企业”“翻译培训机构+译者”等灵活方式，加强高校翻译专业学生、社会上广大译者的专业素养和翻译水平，培养相应的高水平翻译人员，孵化出具有竞争力的品牌翻译企业。要充分考虑国外读者的审美取向和阅读兴趣，灵活用好翻译策略和方法，让读者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文化。要尝试使用“中译西述”的办法，即中国译者的译作初稿拟定后，请精通汉语又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外籍专家针对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和译者商榷，力求译作忠实地传递原文内容和精神。要选好合作策划模式，请“本土”的写作资源对中国话题的图书进行再创作，继而激发其再创作有关中国话题图书的灵感和能力。[7]要想方设法推动政府出版管理部门或民间出版团体设立翻译图书奖和优秀翻译人才奖，营造重视翻译质量、提高翻译水平的良好氛围。
　　3. 加大出版翻译人才培养力度。要解决好出版翻译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好翻译人才问题。要在国内重点外语大学、重点大学的外国语学院或出版集团建立翻译人才培养和培训基地，邀请国内外翻译专家授课，力争培养更多高水平应用型翻译人才。要整合国内现有翻译资源，实施国家翻译人才长期培养及短期培训计划，构建人才培养、培训、使用和储备的长效机制。在出版翻译人才培养中，要有针对性地重点培养中译外人才。要加大对各级翻译协会在组织管理、政策导向和经济资助等方面的支持，引导他们以翻译项目带动人才培养。要做好表彰奖励工作，激励在出版翻译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译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不同语种、不同专业的翻译人才数据库，满足社会对翻译人才的巨大需求。
　　4. 健全完善翻译相关规范制度。制度是约束个体或社会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法则。我国翻译事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只有建立健全各项规范制度，才能使翻译事业和翻译产业健康持续稳步推进。需研究制定翻译法，界定翻译准则，规范翻译行为，明确翻译行为合理合法性。需建立翻译准入制度，严格规范企业和个人进入翻译领域的制度和条件。要健全完善翻译监督机制，明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翻译质量考核规范。需制定出版翻译资费标准，缩小翻译与其他高收入职业的差距。要修订国家职称评定办法，把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具有学术价值的译著作为科研成果，鼓励高校和科研单位参与对外出版翻译工作。要明确执行人、执行时限和预期效果，建立与国外汉学家的定期联席工作长效机制，完善外国翻译专家库，吸引海外汉学家对翻译中文图书的兴趣。[8]
　　我国出版“走出去”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既能增加中西方社会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又可能形成相互竞争与冲撞。翻译工作的责任和作用就是把语言的隔阂转化为文化的交融，顺利实现文化交流与合作。时代在呼唤翻译，出版“走出去”在呼唤翻译。我国的出版翻译工作在汉语、译者和目的语三者的合作中迂回前进，出版翻译事业在管理部门、培养培训机构和广大译界人士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当前，如何促进翻译与出版业结缘、与出版“走出去”战略结缘，让翻译在我国出版“走出去”中有更大担当，如何彰显扩大翻译的正面效应、规避其负面效应，使翻译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有所作为，还需要多方联手、共同推动，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宋天赐.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1.
　　[2] 赵斌.翻译之难及其引出的出版之难――一个出版人的看法[J].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1998：2.
　　[3]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4.
　　[4] 李卫民.外版书编辑应注意的问题――以《绿色能源革命――硅谷调查记》为例[J].出版参考，2012：36.
　　[5] 李蓓，卢荣荣.中国文化“走出去”急需迈过翻译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08-14.
　　[6]周慈波.文化“走出去”需突破翻译误区[N].中国教育报，2012-01-16.
　　[7] 周明伟.“走出去”中国图书还要下大工夫[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04-19.
　　[8] 李洋.中国图书“走出去” 翻译是个大问题[N].中华新闻报，2006-09-01.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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