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的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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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董伟武
[摘 要]全球经济危机，不单单是一场经济领域的严重“结构紊乱”，也是一场世界性的严重“伦理失调”。而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重建全球经济伦理的现实需要促使《资本论》发生了伦理学“复魅”。客观上，《资本论》完成了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批判与清算，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伦理析评，以及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的粗线条刻画。恰逢其时，从思想和逻辑的双重维度挖掘《资本论》的“伦理面”，无疑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大有裨益。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资本论》的逻辑”；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05 ― 03
[收稿日期]2014 ― 10 ― 20
[作者简介]董伟武（1967―），男，河南驻马店人。法学博士，副教授，从事伦理问题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在“漫长的阵痛与孤寂”之后再次为人们所重视。而正是这一“需要”使蕴藏着巨大经济伦理力量的《资本论》“复魅”。从思想和逻辑的双重维度挖掘《资本论》的“伦理面”，无疑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大有裨益。
一、《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一）《资本论》的“伦理面”
《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更多地把她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或“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部分”或“马克思哲学的案例分析部分”，也有把她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之作”或“辩证逻辑学的经典运用”，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把她看作一部“经济伦理学著作”，造成这一结果或许是“历史选择之误”。事实上，《资本论》不仅放射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之光，同样也放射着解放全人类的伦理之光。《资本论》的“伦理面”主要体现在“《资本论》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伦理分析和批判”〔1〕上。《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司空见惯的“商品”出发，抽丝剥茧，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工人阶级苦难深重的社会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反伦理本质，形成了“从主观上分析批判资本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2〕又相对于“从客观上考察分析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3〕而独立存在的另一条主线。
（二）《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完成了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批判与清算，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伦理析评，以及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的粗线条刻画，并借此整体性地阐述了自己的经济伦理思想。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批判。针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竭力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能体现和保证自由、平等的制度”，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4〕另一方面又指出“交换价值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混乱。它们有时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5〕
其次，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伦理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类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全面而深刻的经济联系；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的丰富的需要、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以及普遍的勤劳”〔6〕，另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7〕
最后，关于未来社会经济伦理的科学预见。针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指出，不同于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前提、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导致“反伦理”的异化运动，未来社会的生产活动则是以“共同生产”为前提、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消除了异化劳动的经济伦理实践。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类将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
（三）《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之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受制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逻辑前提，不可能提出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虚假性的救世方案。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再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逊等，这些马克思生前身后“天才式”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至今尚未找到一条彻底解决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并进而推动全球经济伦理向前发展的现实道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提出，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从一开始就走进了理论的“死胡同”。 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需要跳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的藩篱，另辟蹊径。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在没有终点的“两大运动”的“赛跑”中求生。迄今，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呈现出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资本全球化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全球化运动的“赛跑”。前一运动不断为资本主义肌体注入强心剂与营养液，发挥着“保命”、“保鲜”甚至“无限成长”的功效，而后一运动则使全球范围内充满资本主义“非人化”的伦理罪恶，迫使人类形成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联合”。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就是这两大运动“碰撞”的结果。而这种“碰撞”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断坚定着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抛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心与意志。可以预见，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在肌体“无限膨胀”和人伦“意义衰竭”之后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需要在自觉结束这场“赛跑”中寻求新生。 第三，《资本论》为人类设计了新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关系。相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资本论》不仅仅尊重工具理性，也尊重价值理性。换言之，《资本论》既尊重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又尊重经济活动的“为人”伦理。马克思正是洞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在的“疯狂物欲”与“无视人伦”之间的尖锐矛盾，才作出“两个必然”的历史性结论。马克思所提出的“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以‘共同生产’代替‘单个人独立生产’为方式”、“产品视为‘共同财富’”的未来社会经济运行过程，是一个彻底消除生产异化、实现人类自由个性的经济伦理方案，值得“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付诸实践。
二、“《资本论》的逻辑”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一）“《资本论》的逻辑”
列宁曾说过：“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9〕“《资本论》的逻辑”自列宁提出以来，学界也一直在探讨这一问题，并试图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苏联的教科书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资本论》的逻辑”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案例分析”与“现实应用”。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手稿中可以看出，正是在对资本统治的经济矛盾进行长期、系统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的辩证法才逐步深入和成熟，并内植于《资本论》之中，形成“《资本论》的逻辑”。事实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和“《资本论》的逻辑”是一个互补、呼应与共生的运动过程，不能也不必剥离为“两个运动过程”，正如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试图将理论研究赶出现实运动或者将现实运动脱离理论研究一样。
而理解“《资本论》的逻辑”，可以借助马克思《导言》中的研究方法说明。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了逻辑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10〕开始，“通过更切近的规定”〔11〕“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12〕，并概括为“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13〕；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14〕。“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15〕“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6〕《资本论》从商品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逐步揭示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发现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经济危机理论等，更多的是采用了逻辑的第一条道路，同时又兼顾了两条逻辑道路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
（二）“《资本论》的逻辑”的实质
“《资本论》的逻辑”的实质，就是马克思的“辩证逻辑”（dialectical logic）。正是马克思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原则，使得《资本论》得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质性维度，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7〕。而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是在扬弃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列宁曾说过：“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8〕由此也可以窥见黑格尔“思辨逻辑”与马克思“辩证逻辑”的内在联系。
而黑格尔认为：“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19〕这就意味着，通往思辨逻辑需要两个台阶：知性的逻辑（抽象的逻辑）和辩证的逻辑（“否定的理性”的逻辑）。这里，黑格尔把被形式逻辑抛弃的“对话”予以恢复。但这一恢复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将“对话”本质地指向上帝（绝对精神）的自我对话。绝对精神因自身的矛盾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历史、人类的精神现象都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上的表现，整个历史进程就是绝对精神有目的地实现自身逐渐生成的过程。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使自己的逻辑走向了神秘主义的思辨哲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20〕马克思不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成功地改造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形成了自己的辩证逻辑，并在《资本论》中加以运用与体现，这就是列宁所体悟到的“《资本论》的逻辑”。辩证逻辑包括辩证否定、对立统一、逻辑与历史一致、从抽象到具体等原则。“《资本论》的逻辑”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原则体现出来的。
（三）“《资本论》的逻辑”之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资本论》的逻辑”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论》的逻辑”能够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提供科学的批判工具。马克思的“辩证否定”是“《资本论》的逻辑”的重要内容，它突破了“知性逻辑”的概念思辨局限，也突破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有对立，无统一”的缺陷，更突破了黑格尔“思辨逻辑”的神秘主义倾向，为人类科学地对待一切事物提供了批判工具。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痛苦煎熬。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危机――这一资本主义“癌瘤”――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日益加重，在弥漫整个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信用危机，迫使人们更加重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的科学化重建，而马克思的“辩证否定”则无疑为满足此现实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批判工具。通过此工具的批判，一方面能够使人们看到此次危机巨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使人们看到危机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推动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时代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资本论》的逻辑”能够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提供有力的分析框架。马克思的“对立统一”是“《资本论》的逻辑”的核心内容，它为人们提供了解释事物变化发展的真正钥匙。这次世界经济危机让西方众多的经济学家一筹莫展，他们所做的理论上的解释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们不得不把昔日被他们“漠视”的《资本论》从书架上取下来认真研读，试图从中找到危机的根源和治愈危机的方案。而马克思的“对立统一”思想，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分析框架，找到此次经济危机真正的制度根源，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去承认、去揭示、去实践。“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消除一切产生经济危机的异化根源，采用真正“为人”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对立统一”则能够充当人们查找异化根源的“探测仪”。
第三，“《资本论》的逻辑”能够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提供可靠的认识论指引。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一致”和“从抽象到具体”是“《资本论》的逻辑”的认识论内容。“逻辑与历史一致”要求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要求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1〕，“从抽象到具体”则是“《资本论》的逻辑”的主要运思方法，是理论如何科学地“返回”实践的生动实验，值得人们去效仿、去实践、去发展。“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需要遵循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一致”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指引，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的整体性结合。
三、结 语
事实告诉人们，全球经济危机，不单单是一场经济领域的严重“结构紊乱”，也是一场世界性的严重“伦理失调”。尽管当今世界充满了利益博弈、制度分歧和文化冲突，但这不足以阻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全世界信仰历史进步主义的人们应该更加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充分汲取《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和“《资本论》的逻辑”中的丰富营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坚持公平正义，努力推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思想的重构和国际经济伦理秩序的重建。
〔参 考 文 献〕
〔1〕〔2〕〔3〕〔6〕李志祥.《资本论》也是一部经济伦理学著作〔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02）.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7-104.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78-360.
〔9〕〔18〕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90-151.
〔10〕〔11〕〔12〕〔13〕〔14〕〔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25.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19〕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2.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责任编辑：谭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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