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焕章: 搞电影不能忘了农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丁丁

　　文工团的启蒙教育
　　赵焕章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说话也带着一口浓郁的山东口音。1930年，他出生在山东省利津县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后来因为念书去到了济南，毕业后又顺利地进入了当时的省文联人民文工团。一路的顺风顺水，让他不由地多了份优越感，“当时心里很是得意，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所以说，最初我和农村、农民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不过很快，在文工团的日子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团里的很多人员都来自农村，他们身上的朴实气质，让赵焕章深受触动。与此同时，文工团又时常排演农村题材的作品，让赵焕章有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我在文工团多半演的都是农村题材的戏。演的第一部大戏就是农村片，叫《王秀凤》，在里面饰演王秀凤的公公。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喜欢拍农村题材的片子，我回答，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在文工团给了我启蒙教育。”
　　《喜盈门》趣事一箩筐
　　1952年，赵焕章以“调干”身份来到了上影厂。进厂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演员，曾出演过沈浮导演的《斩断魔爪》等影片，但终究觉得自己不是做演员的料。于是，他决定转型做导演。他从场记干起，助理导演、副导演到最后升为导演，赵焕章渐渐打磨出了一身本事。
　　在《喜盈门》之前，赵焕章已经先后执导了《一副保险带》《新歌欢舞》《风浪》等影片。说起拍《喜盈门》的经历，还颇有些周折，“我早年，拍摄过一个吕剧小戏叫《管得好》，这个剧本的作者是辛显令。他平常喜欢写一些小戏，后来他想写故事片，就创作了一个叫《修水库》的本子。我看了，觉得不够好，让他修改了好几次还是不满意。后来我问他：‘你一直住在农村，还有其他什么故事吗？’他就讲了自己调研时候的一个故事，我琢磨着有点意思，可以拍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作品。这就是《喜盈门》最初的原型。”
　　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农村题材的电影为什么这么少”，立马引起了当时各大电影制片厂的重视。此时，赵焕章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他便毛遂自荐，向厂里的领导申请拍摄《喜盈门》。“领导觉得本子基础很好，我就把辛显令请到上海。我们俩开始改剧本，改了有两个月。当时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熬夜，抽烟抽得特别厉害，每个人一张开嘴，舌头全是黑的。”
　　影片在烟台的一个农村取景拍摄。开拍前，剧组特地买了当地农民的自留地，搭建了用于拍摄的两个主要场景。“拍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电影里刮风下雨的镜头比较多，一般的电风扇、鼓风机都不行，就想到用飞机的螺旋桨刮风。我们就从厂里把报废的飞机，拆掉两个翅膀，用卡车拉过去。但拉到村子里，卡车进不去了，这下麻烦了。当时，我们的摄影师号召大家用手推，前边用一个小拖拉机拉，推到了村子里。但拍完一个镜头还有下一个，我们就整天推来推去。”
　　1980年，农村经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喜盈门》拍摄完成后，也很快通过了审查。当时，每个电影制片厂都有个传统，那就是影片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赵焕章带着片子的拷贝像巡回演出般一级级往下跑。“因为是上影拍的，上海先放，我数了一下，观众笑了四五十次；后来到济南，观众笑了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了一百多次；真正到了农村，笑了一百七八十次。我就感慨，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得到的掌声和欢笑就越多，还是因为只有这些老乡才真正懂得片子的故事和细节。”
　　《咱们的牛百岁》磨出来的剧本
　　《喜盈门》的成功，促使赵焕章开始了农村三部曲的第二部―《咱们的牛百岁》的筹备。和《喜盈门》不同的是，《咱们的牛百岁》的编剧袁学强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尽管他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可以为剧本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但真正的“触电”却尚属首次。为了能让今后的配合更加默契，赵焕章和袁学强“约法三章”：“一是，你的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我们俩要取长补短。二是，我给你提供点子，但不要我的什么意见你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说对，不对的就要提出来。我们要相互尊重，但也要尊重艺术。三是，你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完不等于是定稿。你还是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写，最终由你定夺。”就这样，两人开始了漫长的修改剧本的工作。回忆起这段经历，赵焕章笑称，当时上影厂传达室的门卫看到他来上班都会调侃一句：“完了，赵导演来了，今晚12点之前是关不了门了。”
　　当时，为了能出好剧本，所有人都不计名利，投入了很多的心血。赵焕章特别提到，《咱们的牛百岁》初稿完成后，曾找到资深编辑刘福年修改。没想到，刘福年刚接到任务，就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可他却非常敬业，带着剧本回老家奔丧。到了晚上，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回到上海后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从创作缘起到最终定稿，《咱们的牛百岁》的剧本得到了很多人无私的帮助。正如赵焕章说的那样，这个故事凝聚了集体的智慧。
　　《咱们的退伍兵》70天出精品
　　凭借《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赵焕章成了业内鼎鼎有名的“农民电影导演”。尽管在那段时期，他还拍过其他题材的电影，但拍了一圈，他觉得自己打心底里喜欢的还是农村戏。
　　一次机缘巧合，赵焕章看到了马烽、孙谦两位老作家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咱们的退伍兵》。他被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浓厚的农村气息所深深吸引。不过，这两位专家曾放话，他们不会修改自己的剧本，这事着实难倒了赵焕章。“我想了又想，决定采用‘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二老请到上海。想不到，两位不仅没生气，结果还给剧本又贡献了不少金点子。”
　　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定稿很快完成，可还是没赶得上拍摄夏天的戏份。剧组一行人到达山西拍外景时已是深秋，周围的绿色早已不复存在。于是只能用喷雾器给树叶添色，并从上海运送一部分塑料的绿叶和花草做场景。经过剧组的共同努力，只花了70多天，影片便迅速杀青。赵焕章说：“这部电影拍摄的高效率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也令人难忘。”
　　艺术就该百花齐放
　　谈到“农村三部曲”所取得的成就，赵焕章总结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电影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虽然一直以来电影评论界对农村戏看法不一，有些甚至认为它的艺术价值不高，但赵焕章却认为：“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还是有广泛的观众基础的，艺术应该百花齐放，搞电影不能忘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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