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安赫尔•古里亚

　　未来几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应该把握住的机会窗口。在这个窗口中，中国要采取合适的结构和政策，以实现几个并行的转型
　　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其经济增长会减速但更具持续性。即便是按照目前这一较低的增速，中国的增长仍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三分之一。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经济工作重点必须由纯粹的注重增速转向注重增长质量。中国的目标是继续追赶发达经济体，虽然这一目标不会立刻实现，但实现2010年到2020年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依然可期。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建立起“小康社会”。为此，中国当局愿意舍弃一些短期的增速目标，以确保更长时期内的稳定增长，同时尽可能地实现经济增长的收益被全社会所分享，并且减缓环境压力。为了实现更为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中国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期。
　　人口快速老龄化趋势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会阻碍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因为它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投资率和增长速度（OECD， 2015c）。由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从而引发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Koen et al.， 2013）。随着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效果减弱，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增长引擎。就长期而言，这只能诉诸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需要将提升生产率摆在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在最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已经表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在下降。实际上，过高的投资率已经导致资本效率的下降。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领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表现出色。但是，中国在这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显著。中国的增长态势还是很强劲的，其政策也取得了成效。如果继续重视生产率，并强调增长的包容性，中国就能为下一代人实现更高的增长质量，同时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人口老龄化还会引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危及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正是籍此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并占有全球12%的出口份额的。然而，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前提是经济环境更有利于创新和劳动技能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会有所变化。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仍然高度依赖中间产品的进口。相比出口量，中国的出口附加值仍然很低。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扮演专配者的角色（OECD， 2013a），而加速创新会使得中国在这一链条中的地位获得提升。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和服务导向发展的机会窗口正在逐渐合拢。在未来五年，中国将迎来一个关键的经济调整阶段。因此，未来五年的改革将帮助中国避免一种“未富先老”的局面：一方面，需要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则需要保持足够的增长率，从而在人均收入方面继续追赶高收入国家。在这二者之间，中国必须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释放城市化和产业升级潜力
　　至少从中期来看，城市化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OECD， 2015d）。相比35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4倍，目前已超过7亿人。在将来的35年内，这一数字还可能再增长2.4亿。这对于维持经济增长，提升居民生活水平非常有帮助。在过去的10年中，五分之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得益于将劳动力转移到更具生产性的领域（Molnar and Chalaux， 2015）。随着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将会降低。但中国的城市化率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城市化在未来五年将成为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方案，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将覆盖到1亿进城务工人员，此外还将有1亿新增农村人口落户城市。除了城市化之外，还有新型工业化的浪潮，其重点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Molnar and Koen， 2015）。从中期来看，农村现代化也是中国实现转型的关键因素（Westmore， 2015）。产业升级的重点应该是提升效率和重视环保，这样才能缓解资源压力，并且将相关的健康危害降至最低（OECD， 2015a）。以上这些趋势，都会有助于形成强劲的国内需求，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往更具生产效率的方向转变。
　　为了释放产业升级、农村现代化以及城市化的潜力，同时也为了确保形成一种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就需要合适的政策措施。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而言，未来的五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经济所处的转型是多重的：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向服务和消费驱动，从资源投入转向生产率的提升，以及步入“小康社会”。以上这些，都要求在结构和制度层面做出改进。
　　市场作用与包容性增长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要实现经济向适度快速增长的转型，就必须消除一些抑制经济健康发展的不良因素。具体来说，这方面的要求包括扩大市场定价的范围，向私人和外资企业开放那些受到管制的行业，以及为非国有部门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中国政府现有的改革议程中，价格体制和市场准入的相关改革已经获得高度重视。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是在要素市场。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市场定价机制，以提升要素市场的效率（OECD， 2015b）。由于结构和人口方面的转变，再加上居民收入的增长，可以预料对健康、休闲、文化、教育和商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在服务质量、环境监管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当开放相关行业时，建立充分的行业标准对于避免恶性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服务领域，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但在交通、住宿和餐饮领域，竞争压力则相对较小（OECD， 2014）。在金融、监管、税务和公共采购方面，要为国有和私人部门提供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逐渐去除那些为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所提供的隐形担保。而这样做会增大市场的竞争压力，也会相应带来效率的提升（Molnar and Wang，2015）。 最近的一些新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在绩效评估和国企治理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是采取一些不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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