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市公共支出关系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权 钟飚

　　摘要：基于1994-2008年的数据，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公共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城市公共支出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公共支出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城市公共支出却不是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城市政府在安排公共支出的规模、结构、城区分布，以及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等政策选择时应考虑城市化的水平。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公共支出；协整关系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及文献回顾
　　城市是现代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地区，其强大的外溢效应可以辐射到城市以外的地区，进而带动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截止2008年底，我国共有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186 279.5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62%；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6 892.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21 296.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的43.4%。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被称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Lucas,1988）。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促进了我国经济腾飞，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住房、交通、公共安全、通讯、环境、就业等许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发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和低效之间的矛盾”（杨鹏，2005）。
　　目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已成为奋斗目标，研究城市化与城市公共支出关系对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城市化与城市政府公共支出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两者有着密切联系。早在19实世纪，德国经济学家Wagner（1890）根据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公共部门增长情况的考察，提出城市化与高居住密度将产生外部性，拥挤需要公共部门进行干预与调节，这是城市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之一。Kuznets（1963）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初期增长阶段，城市化进程会导致收入分配趋于恶化，需要政府提供特定群体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进而导致城市政府公共支出增大。Allen C.Kelley（1976）对世界上人均收入在250-2 250美元的国家1961-1963年间的城乡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口城乡分布对政府公共支出有着显著的影响。Balvir Singh and Balbir S.Sahni（1984）利用印度1950-1981年的数据，对城市化与政府公共支出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认为城市化会引起政府支出的增长。爱德华・李孟（2003）等学者也都持有相似的观点，但同时认为不同的人口状况对城市政府公共支出的需求是不同的。
　　国内学者杨之钢、张德勇（2005）、牛文元（2005）等人认为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了城市公共品的需要，改变了传统的保障机制，使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到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保障网络，这就形成了对城市公共支出的压力，使政府的公共支出增加，支付城市化的成本不断提高。陈昌兵（2009）对城市化率影响公共支出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等支出占当年公共支出之比就增加0.6293个百分点。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可以看作是人们为了共享地方公共品或基础设施而形成的“空间俱乐部”，城市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可以被看作是“俱乐部产品”。这些“俱乐部产品”的不可分割性和共享性是城市聚集经济的重要来源，有利于减少城市人口聚集带来的不经济（Eberts and McMillen，1999；Duranton and Puga，2004）。为了提供这些“俱乐部产品”，城市政府需要对辖区居民征收税费。城市的这种“公共品-税费”的政策组合导致人们不同的收入水平或效用水平，进而造成人口在城乡之间或者不同城市间的流动和迁移，进而影响到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陈甬军、徐强等（2001）认为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其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处于辅助地位；我国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和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政府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化与政府财政投资有正的线性关系。董嘉、曾奕（2002）认为城市的土地、社保、财税、投融资等相关制度的配合和支持是城市化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他们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城市财政职能、地方税体系、公共支出结构等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指出通过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健全地方税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是一条通向城市化发展之路。在实证研究中，钱陈（2006）利用我国1998-2003年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均公共支出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认为公共支出对城市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陈爱民等（2003）探讨了影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因素，认为1995-1998年间影响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力状况，而诸如房价、政府公共支出等反映生活质量的因素则显得微不足道。俞培果（2007）认为私人成本是城市化率提高的决定因素，政府公共支出从整体上不是为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与城市化率的因果关系不十分显著。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可以用来刻画和描述几个变量之间共同变动的关系，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它常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通过其变形还可以计算出其中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化，对其他变量产生的影响。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本文选取城市公共支出与城市化两个变量，城市公共支出是指城市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而支出的一切费用的总和，它既是城市政府支出成本的表现，也是城市政府活动的一个方面，直接反映着城市政府的政策选择，代表着城市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所造成的耗费支出。城市公共支出可以分为大口径、中口径、小口径的公共支出，大口径的公共支出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支出账户上所表现的数额，也包括政府实行的政策和法规所引致的私人部门增加的开支；中口径的公共支出仅指政府部门支出账户上所表现的数额，包括预算支出、预算外支出、政府基金支出等；小口径仅是公共支出中的预算支出部分。本文分析的公共支出仅是小口径的公共支出，即公共支出中的预算支出部分。通过整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发现在1994-2008年期间，我国城市政府预算内公共支出显著增长（见图1）。预算内城市公共支出先是经历了1994-1996年的缓慢增长阶段，由1994年的1 487.404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2 221.7219亿元，然后是1997-2008年的稳定增长阶段，从1997年的2 662.831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1 296.73亿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预算内城市政府公共支出进行调整，则城市预算内公共支出由1994年的438.7622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4 074.369亿元。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采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公共支出。

　　 关于城市化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给出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关于“城市化”的衡量标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采用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的学者主张以城市用地占国家（或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有的学者主张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有的学者主张采用多项指标来综合衡量，如城市住宅建筑总面积、居民储蓄额、城市财政支出额、工商业从业人数、商品批发零售总额等，以这些指标的平均或加权平均来衡量。本文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的标准，我国1994-2008年的城市化水平见图2。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对城市公共支出、城市化水平这两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对数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nggzc、Lncsh来表示，其中变量的数据来源于1994-2008年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系数是用来度量变量之间密切程度的指标，利用SPSS.17计算Lnggzc、Lncsh两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程度，结果如表1所示。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Kendall τ相关系数不仅可以用于定性数据相关性的度量，也可以度量定量数据。用这两个相关系数度量的Lnggzc和Lncsh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如表2所示。从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以及Kendall 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城市公共支出与城市化水平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如前所涉及的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的,如果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于服从 I（2）过程的协整检验，从检验方法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两步法，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后者。在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来检验Lnggzc、Lncsh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需要根据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阶数。通过比较滞后1期到4期VAR模型的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和异方差性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见表4）。
　　（五）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变化大小的反应，即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脉冲响应分析需要以VAR模型的稳定为前提条件，如果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模型是稳定的。如果模型不稳定，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误差将不是有效的。图3反映的是AR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从图3可以看出VAR（2）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因此VAR（2）模型是稳定的。图4是VAR（2）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随时间的变化路径，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从图中可以看出公共支出对城市化水平的一个信息的冲击，在第一期就有一个正的效应，然后逐渐上升，到第三期达到最高，以后逐期开始平稳减弱，但减弱的幅度较小。这表明城市化水平平受到某一外部冲击后，会对城市公共支出带来同向的冲击，并且这一冲击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四、城市化与城市公共支出政策选择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到了城市化是城市政府公共支出的Granger原因的结论，城市政府在编制公共支出预算、确定公共支出规模、结构时，公共部门在使用预算资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考虑城市化水平这个影响因素。
　　1.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人们对城市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有了较高的要求，客观上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这对城市政府财政能力特别是政府汲取财政资金能力是个考验。政府财政能力的高低会影响政府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这就要求城市政府科学、合理的通过税收、政府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政府间转移性收入等多种方式筹集财政资金；同时也要求城市政府在财政资金运用上具有科学的公共支出决策、执行、监督等制度安排，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浪费、权力寻租等现象的发生，同时还要注意避免财政风险。
　　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城市居民对城市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原有公共品数量增加，而且会引致社会保障、公园、气象、交通服务、空气、水污染治理等新的公共品需求增加，居民们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要求也会提高。这就要求城市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从“促进经济增长型政府”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合理安排支出结构，妥善处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关系，努力把生产型财政转变到民生型财政来。
　　3.政府在提高公共支出效率时需要考虑城市人口因素。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公共支出效率既存在着规模效应，也存在着拥挤效应。前者有利于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后者不利于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因此，客观上要求政府提高管理城市人口的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有效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4.合理安排公共支出在城市不同城区的分布。改变政府支出重点放在中心城区和新城的传统，要更多关注老城区和郊区的更新改造和建设，发挥城市公共支出在老城区和郊区的引致效应，缓解中心城区高密度人口给城市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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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ublic Expenditure
　　ZHANG Quan, ZHONG Bi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udit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1994-2008 data,through the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ublic expenditure of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urban public expenditure,urbanization and urban public expenditure has long-term,stabl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but urban public expenditure is not the Granger cause of urbanization; The urban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 size, structure and urban distribu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urban public expenditur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关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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