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负担——农民通向富裕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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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秀梅
摘 要：教育对于农民来讲是其跃出农门的跳板，是其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从长期来看，教育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近年，国家对农民的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然而，因国家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加之于接受教育成本不断上涨，最终导致农民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给其家庭造成严重的负担。特别是对于中西部贫困地区，因教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长此以往将会抑制农民对教育投资的热情，破灭他们通过对教育改变贫困命运的希望。
关键词：农民；教育；负担；壁垒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049-02
一、 “义务”教育并非从根本上降低农民教育成本
对农民而言，“义务”教育并没有从根本降低农民教育成本。从2007年起，中国农村中小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并由相继在各省市实行“两免一补”的优惠政策，名义上为农民减轻了负担。在实际运行中，对于农民来说，孩子的教育消费支出却是此起彼伏，学杂费没有了，则要承担学校为维持运转变相收费负担以及择校的巨额支出。
1.学校变相收费，补充公用经费不足。虽然，近几年中央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但是大部转移支付以专项形式存在，而且各专项资金之间比例不协调，出现“瘸腿”现象，使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所以学校在运转过程中，校舍修缮，教学仪器设备维修费等公用无从保证。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学校学还是把矛头指向学生，变相收取各种收费如补课费，资料费，甚至于收取校服费等。通过向学生收取的费用，除了充实公用经费和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以外，也免不了与教师利益挂钩，这也是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收费，而现实中却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
2.“择校”成本让农民负担沉重。农村中小学生的择校，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择校”这一现象大大加重了农民的教育负担。目前，择校主要原因：一是近年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大量农村小学被撤，全部集中到镇里；二是随着大批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其子女只能跟随父母进入城镇，重新择校；三是农民的主观意愿，近年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投资能力有所增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普便加大，因城镇中小学之间以及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差异，农民宁愿支付更多的费用，送子女到城镇上学。
总之，不管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现实是大量的农村学生涌入城镇，农民的教育消费成本大大的增加。在城镇，公立中小学按户籍划片录取，所以一般情况下农村学生很难进入公立学校，除非花费高额的择校费或借读费。高昂的借读费、补课费、住宿费（特别是寄宿制的实施），早已吞噬了国家惠民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只不过这种成本和负担增加，与学校收费所形成的负担更为隐性，更易被农民所接受。
二、非义务教育让农民不堪重负
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毕业生大量增加，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工资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
大学学费每年大概在3 500元～20 000元范围之内，特殊专业可能会更高，再加上生活费、书报费、住宿费等费用，一名大学生每年的费用至少在10 000元～25 000元，甚至更多。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如果按三口之家计算，一个家庭的一年的纯收入大约在15 000元左右。显而易见，教育是农民家庭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种现状决定了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以牺牲其他需求，仅以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供子弟上学。事实上，在中西部贫困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民借贷供子女完成学业。
高昂的教育费用让一些低收入农民处于“不送子女读书长期贫，送子女读书立即贫”的两难境地。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及非义务教育支出，都是农民的一项高昂的开支，沉重的负担。
三、症结剖析
1.户籍制度是农民享受优质教育的壁垒。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投资不同，办学条件和质量不同，因而教育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不同地区的居民享有教育资源是不同。通常农村学校整体教学水平低于城镇，而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又高于贫困地区。只有一部分人接受优质的教育，而作为农民要么付出沉重代价接受优质教育，要么接受低水平教育。譬如中小学生离开户籍所在地来到另一个地方，就很难顺利入学当地，而要费尽周折，以借读方式掏出高额借读费、赞助费等方能如愿。如此使得有些学生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或需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在新的地方入学；或只能待在原来的户籍地当“留守学生”。
上大学的机会也不同。北京、上海等地由于教育发达，持有本市户口的考生总分即使比许多省区低，也可以上好学校。这无疑是户口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又一个新的阴影。高等教育资源享有的不均源于以居民所属地为限定条件报考的户籍制；基础教育资源享有的不均源于户籍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体系和区域发展失衡户籍制成为最大的教育不公。
由于户籍所限，农村的学生永远不可以像城镇学生一样享受由政府提供的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中国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必然是农村学生享受更好教育服务的壁垒。现实中的种种巨大差别，决定了农民子弟上学难，上好学校难，贫困者甚至上不起学。
2.就业的学历偏见和人情关系加大跃农门的成本。教育的不均衡发展，直接的结果农民子弟在质量较差的基础教育阶段，进入水平层次较低的大学，甚至的专科学校，在专业选择上也理想，结果就业状况相对更差，收入相对低一些。另外，因近几年就业压力大，人际关系在就业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对于农村子女来说又处于一种劣势。
3.城乡教育资源严重失衡。在中国，政府垄断着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但是教育资源再分配的时候，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掌握着更多的财力和权力，因此他们能够在利益博弈中获胜。2006年，北京市、上海市义务教育预算内教育支出仅占地方预算内支出的4%和4.5%，而广西和安徽义务教育预算内教育支出仅占地方预算内支出的9.5%和10%，可如果按小学生和初中的生均预算内支出，安徽仅为上海市的12.6%和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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