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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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怀远
摘要：经济成长过程中非平衡发展而出现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区域推进发展战略，已使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到令社会各方人士普遍关注的程度。通过对中国区域差距现实状况的简单阐述，提出欠发达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137-02
一、中国区域差距的现实表现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人口分布及资源贫富等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差距一直存在着，这除了自然、历史的原因外，还有制度、政策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前，由于自然、历史及制度变迁等原因而形成的差距，是全国总体水平极低状况下的差距，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只是贫困程度的差别，而非富裕与贫困的悬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区域推进政策驱动下的非平衡发展所引起的地区差距，已不再是贫困程度的差别，而是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或不发达地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富裕与贫困的差距。从改革的初衷看，国家主要是想通过区域推进政策的实施，对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政策倾斜，使这一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并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带。然后，凭借其示范和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最终形成在增长带辐射下的整体经济快速协调发展。这主要是政策因素。从发展过程看，东部沿海地区拥有相对区位优势，加上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实施，生产要素在这里投入可以得到较高的回报率。于是封闭、沉淀的生产要素开始冲决区域经济的堤坝纷纷涌来，外国资本也越洋跨界涌向这一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很快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起来，率先在工业化中起飞。这主要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规律的作用。如今，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政策倾斜和资金注入等外生变量改变获得了经济的超常发展，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已成长壮大起来。从而带来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分析，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
发展水平差距继续扩大。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的1.86倍、中部的1.56倍，到2009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
经济总量差距拉大。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分别为50.3%、29.06%和20.63%，到2009年分别为59.27%、23.36%和17.37%。东部地区的比重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从经济增长的绝对值来看，东中西部的差别也较大。据初步测算，2008年东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8万亿元，比中西部之和还高出约3万亿元。
实际投资量差距较大。2008年中西部合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万多亿元，比东部少近5 000亿元。在新一轮保增长投资中，虽然覆盖了全国各个区域，但是由于东部的产业集群优势，成为投资和产业振兴受益最大的地区。
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虽然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绝对差距依然很大。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是28 838元，甘肃最低是12 060元，而这差距为2.3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是12 324元，最低的是贵州3 005元，前者是后者的4.1倍。
总体来说，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在短期无法改变，但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发展问题，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当前这种把三大地带作为区域政策直接作用对象的方法，已明显不合时宜，应提出更加细化、具体的区域划分方法。
二、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杰维斯和诺思认为，“某些外生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或者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如果一种安排性创新成功地将这些利润内部化，那么总收入就会增加，创新者可能在不损失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得收益。”新制度学派的这一推论，已被中国区域推进政策率先实施的东部地区的近十六年的实践所证实。东部沿海地区在制度变迁等外生变量变化过程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外部收益内部化，并发展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如今伴随着国家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倾斜，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辐射效应也在不断加强，开始形成了两类地区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的经济发展机制（程必定，1995 ）。所以，欠发达地区必须从自身内在性因素出发，尽快找准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1.加强欠发达地区的“软”、“硬”环境建设，营造加快发展良好条件。交通、通讯及流通网络等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市场体系、政策法规等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是欠发达地区的薄弱环节，并已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不仅制约着区域自身的资金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能力的增强，而且还削弱了对外部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欠发达地区有着天然的能源优势、矿藏优势和丰富的文物资源、野生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等。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流通不畅及市场机制不健全等，使得这些资源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资源富集、劳动力成本低廉等比较优势只能在理论上成立，而不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现。所以，要改变这一状况，把经济发展的环境建设作为营造区域发展优势的基石和依托，理应受到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和经济主体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
2.发展中心城市，培育区域内具有集聚、扩散和转换生产要素功能的经济增长极。中心城市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区域，其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具有关联性、集聚性和扩散性等功能。首先，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发展中心城市，可以直接促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将上升为主导产业。其次，从需求层面看，投资需求在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强劲的需求因素，需求层次定位高，需求持续时间长，连带性高。在其动态生长中，还会派生和引致出其他需求，带动链接行业的发展，如银行业、保险业等。另外，消费需求结构变得复杂化，消费层次高档化，消费水平高级化，从而产生强大的后向关联效应，带动日用品加工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最后，从生产要素看，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区位条件，不仅增强自身的资金等生产要素积累能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其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增强各生产要素在中心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空间流动性，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空间合理性。如果说前两者表明的是中心城市的发展，激活了区域内内生变量因素，增强了区域的创新能力，那么后一点则是说中心城市的发展，实现了区域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机制的运作，拓展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空间联系，更加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3.调整产业结构，增加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显现后发优势。欠发达地区是中国矿产、能源等资源最丰富的地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形成了以原材料工业、重型机构制造业和军事工业等为主的重工业，能够提供积累的轻工业比重太低。1993 年西部九省区轻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8.02 % ，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在60 ％以上。所以，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日用工业消费品市场都为发达地区所占领，使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贸联系主要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原材料与日用工业品的非对等交换。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改变欠发达地区轻工业日渐萎缩的状况，只有依靠自身的发展。所以，欠发达地区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引进先进设备、高新技术和高层次人才，加强对现代型日用消费品的开发，提高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努力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早在1992 年就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国家新宪法。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继续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个体私营经济的这些重要作用是与其自身具备的特征分不开的。它不仅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特征，而且还有灵活多样、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及强烈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特征。欠发达地区通过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一方面可以弥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较弱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丰富的矿产资源、农副产品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并发挥应有的效益。
5.抓住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的机遇，加快发展跟进步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已经过多次调整，并越来越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具体调整是：1978年改革开放，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06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7年以来，全面实行区域政策“普惠制”，促进东中西各地协调发展。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真正始于以成渝地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标志的区域政策“普惠制”。从地域角度看，西南有成渝地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广西北部湾、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西北有关中天水关中―天水经济区，东北有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等，中部有武汉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东南沿海有海西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再加上东部地区原有的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城市及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我们可以期待，这些都将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极，并必将重构中国区域经济版图，实现中国各区域协调发展。
总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除了注重区域内部改进和重整，激活与增强内生变量，加快欠发达地区相对价格向制度变迁与经济成长方面的转化，减少变迁的机会成本，减少外部收益内部化的成本支出，增强外部性内部化的能力。还应重视对人的观念改造和人的素质提高，以减少在非自然进程的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运作中，由于观念的落后、素质低下而造成的成本付出。同时，还应依靠国家刚性的政策支持，以强劲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倾斜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责任编辑 陈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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