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融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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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汤长胜
摘 要：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突出制约因素，努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培养创业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也是转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途径，而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民创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瓶颈。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提供顺畅的融资渠道，建立农民创业融资体系，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搭建资本筹集的平台，尽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现城乡一体化。
关键词：农民；创业资本；金融体系；农业保险；民间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062-02
一、农民创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1.自身素质因素。农民自身素质包括农民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其中农民心理素质和能力素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很大。心理素质主要指创业农民的心理条件，涉及创业农民的创业意识、性格、气质和情感。尤其是创业农民的自信心、对待风险的态度及坚持不懈的精神等，对创业的成功起到一定的作用。成功的创业者大多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力素质是指创业农民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主要涉及创业农民把握机遇的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适应竞争能力等。当然，创业者也并不是完全具备这些能力才能开始创业，可以在创业的过程中培养这些能力，但创业者要具有通过学习、改造，不断提高自己能力的意识。在农民创业者中以男性居多，文化程度也逐渐提升，往往具有一定的技能和打工经历。其创业基本上都属于生存型创业，创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营销等农业产业链上。因农村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创业者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改善生活、发家致富成为创业的直接动机，创业带有明显的兼业特征，农民创业者仍将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
2.家庭环境因素。虽然多数农民经过城镇务工，具有一定的胆识，但受职业技能培训及经验的限制，家庭经营是创业依赖的主要形式，多为个体户，规模均不大。在创业起步阶段，家庭亲友是主要的精神支柱和资金支持者，创业过程是家庭成员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是正向的。
3.外部环境因素。农民微型创业企业多为解决生计而创立，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直接影响农民对创业机会的把握。政府应提供对农民创业的配套政策和金融支持，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将农民创业企业发展纳入城乡统筹，大力宣传农民创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增强农民创业者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激励更多的农民创业者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
二、农民创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分析
1.银行贷款难以满足农民创业需要。银行贷款主要以抵押和担保贷款为主，而农民缺乏相应有效的抵押物，通过担保公司贷款又难以承受较高的贷款利率。贷款的数量和规模也无法与农民产业规模相匹配，难以满足产业化、规模化的种养殖业、粮食加工等大资金的创业项目。另外，贷款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也与种、养殖业等行业一般超过两年的生产的周期不相吻合，难以满足农民创业的资金需求。
2.农村金融资源流失严重。农村的正规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近几年涉农金融机构商业化经营严重，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对一些涉农的政策扶持资金用于经营，使农民创业的资金来源流失较重，尤其是农信社改为农商行后，按照商业银行的模式进行放贷，贷款手续更加复杂，贷款的门槛也越来越高，而贷款额度逐步减少，资金大量流向相对收益高的非农部门[1]。加上每年缴纳的存款准备金、购买债券等，使得包括政策性的支农周转金等大量资金流出农村。邮政储蓄银行每年也从农村市场吸收了大量的存款，通过资金上存转移了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
3.农村金融服务意识落后。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结构失衡，多数银行撤销了在农村的经营网点，即使是面向农村以扶贫为主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出于交通、环境等考虑，一般也都是将其总部设在县城等较为繁华的区域，很难真正服务于三农，实际服务于农村的主要还是农商行。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导致金融服务不充分竞争，同时由于利益趋动致使农村资金向城市的逆向流动，形成扶持农村经济建设的资金总量减少，也影响了农村资金的整体供应。由于这种资金供应的状态客观存在，农村金融服务意识难以提高，金融服务手段也难以改进，金融服务功能严重弱化，更难以服务于农民创业等风险性项目。
4.农村金融机构定位不明确。国家最初设计金融体系的时候考虑到农工商发展的需要，而随着金融行业对利益的追逐，致使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服务于城市工业化，设定的目标客户群没有充分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思路。其中，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对农民的影响面小，业务范围也相对较窄，难以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中国农业银行改组为商业银行，分布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主要以吸收农民存款为主，由于涉农贷款的回报率低，风险较大，其吸收自农村的资金大多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而改组后的农商行的功能和性质不够明晰，支农政策性体现不多，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支农服务水平，很难支持农民创业项目 [2]。
5.农业保险业落后。目前，中国农业保险业才刚刚起步，一方面，农民创业活动存在较高的风险，商业保险很难愿意将其列入保险范围，针对农民创业的风险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周期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农业保险任重道远 [3]。目前的农民创业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链上，很容易受自然因素的影响，风险较高。如果农业保险发展不足，会使农民产生畏惧心理，大大挫伤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因此，农民创业迫切需要农业保险业的保障。
三、完善农民创业融资体系的金融途径
1.拓展支农政策性金融业务。面对创业农民缺乏商业贷款所需抵押品和担保条件的实际情况，各商业银行对农村的金融发展不能是城市金融发展模式的简单移植，一方面依靠金融的市场调节，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政府要把国家的三农政策和金融企业的趋利性质结合起来，市县财政要通过财政贴息、减免税费等引导措施，大力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创业信贷支持的力度，积极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业务范围，合理使用支农周转金。通过购买农业发展银行债券，将上存资金以再贷款方式增加涉农贷款资金，建立资金回流机制，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贷款，杜绝资金外流现象。再通过支农政策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合理投向农村，最大程度地保障农村发展资金的来源，让其在农民创业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构建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在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同时，积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政策，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推进金融体系创新。一是对涉农政策性银行实力的提升，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多增加金融服务网点，扩大资本投入，发展壮大涉农银行的服务实力。二是积极吸引地方性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让其有利可图，拓宽涉农贷款的资金面，为农民创业贷款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三是大力发展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政策调整和加大监管，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真正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四是允许民间资本开展信用合作，坚持互助合作、为社员服务的宗旨，摒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商业化和营利性。经过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再通过政策倾斜和利益引导将商业银行的竞争引入广阔的农村，打造以服务农村地区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势必构建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规范的民间资本等大中小金融机构并存、优势互补、种类各异的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
3.创新农民创业金融品种。各金融机构尤其是涉农金融机构要根据农民创业的能力、项目、条件特点及类型，结合创业农民的经济状况和资金需求，积极创新，开发适宜的创业贷款品种，丰富服务项目，以加大金融对农民创业的服务力度，满足农民人性化、多样化的创业信贷需求。同时也要优化贷款流程，创建农民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积极开办 “一站式”审批等，在不影响风险点控制的情况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以更好地为农民创业提供金融服务。
4.建立和发展农民创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应该作为支持、保护农民创业的一项政策措施，以克服农民对创业失败的畏惧心理，解决农民创业的后顾之忧。首先，要建立适合各个地方实际的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运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分担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其次，要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和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初始阶段，需要通过财政增加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助资金，使众多的农民形成共识，尝到甜头，将农业保险转化为有效需求。第三，鼓励商业性农业保险广泛参与以迅速推动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政府制定统一的制度框架，决定农业保险供给的方向和数量，商业性保险公司按照统一的框架要求，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
5.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属非正规金融，长期受到排斥。但农村是民间金融发育最肥沃的土壤，农民创业过程中需要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方式。民间融资包括民间集资、地下钱庄、私人借贷等形式，极大地拓宽了农民创业融资的渠道，由于其具有的方便、快捷、灵活等优势受到资金需求者的青睐。但由于缺乏法律地位，民间金融容易造成变相乱集资、暴力讨债等社会隐患，需要金融部门的大力监管。金融监管部门不应否认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要将民间金融纳入监管范围，规范和引导民间资金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坚决保护合法的借贷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兴起，增加了农村金融服务主体，规范了民间金融借贷，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质量的改善，对各地的民间金融规范管理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任家华.后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创业企业治理及其政策支持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11，（5）：11-13.
[2] 胡延松.破解中国农民融资困难的政策途径[J].调研世界，2010，（6）：19-21.
[3] 李启秀.对农民创业融资问题的探讨——以怀化市农民创业培训试点县为例[J].价值工程，2011，（16）：148-149.
[责任编辑 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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