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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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丰 彭文英
摘 要：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为了避免传统城市化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在尽可能收集整理已有国内外研究文献基础上，综合评述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内容及方法等，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以期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城市化以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破坏→治理”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让区域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通过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整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质量水平。尽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1.3%，但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分红收益是按照户籍分层的，并未形成人口劳动力的城乡一体化，为此不少学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质量问题。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进而评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从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长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0.88%低0.07%，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1]。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质量、速度及二者协调性的转折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2]。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还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还是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扩张，配套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气、住房等方面打破城乡区别、地区转接障碍，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质发展的关键问题。
2.土地城市化效率较低。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跃进化”问题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时，年均征用农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9.4%。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培祥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分析入手，阐述了广东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陈春提出中国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内生决定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构建了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CLI），并据此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扩张效率以及东中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效率进行了测算[4]。陈锡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指出，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决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总结已有研究，中国土地城市化“大跃进”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地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导致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虽快，却难以保证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快，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三是由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指导、灾害损毁等原因，中国耕地资源流失严重[5～6]。
3.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造成环境破环，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在实现财富高速积累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超过了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城市过度拥挤、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上升、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并带来城市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扩张超过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慢于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城市失业增长，进而加剧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3）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社会承载力，导致城市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差距加大、社会发展矛盾与冲突加剧。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频出，不仅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阶段
基于国内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理论构建阶段。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代表性很强的人地关系观点。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况“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决定种族的发展”，“环境影响人们心理的变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组织和社会发展”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以上人地关系思想，是早期学者探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仅停留在理论构建阶段。 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问题导向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开始重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研究，探讨应对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皮尔逊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饥饿》（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派别 [8]。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认为世界面临“人口爆炸”的危机，并认为“人口危机”会导致“资源危机”[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学者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的限制，人类能够解决由于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12～13]。在此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引导学者们研究，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成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目标导向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学者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自然地理、资源等各要素的单方面研究；既有战略、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微观层面研究；既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规模调控等理论研究，也有相应的定量测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认为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环境安全与发展》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安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环境差异是导致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之一[11]。姚愉芳等对由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PREE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吴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此阶段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人居环境建设目标而进行问题的剖析和措施体系的构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是世界人居环境领域高规格的对话平台，论坛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认为只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上，人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发展空间。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内容，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如人地系统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纵观已有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可归结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于某要素或层面两个方面。
1.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亿～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层面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一是从人口数量来探讨协调性问题。朱国宏关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21]。袁建华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22]。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24]。二是从人口和土地利用关系来探讨。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比尔鲍若与乔尔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伊万逊（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5～26]。成升魁、沈镭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数量与环境问题，实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27]。三是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来揭示其问题。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而人口就业在经济中不同产业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有所改变，不同产业之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影响了环境污染[28]。赵艳霞根据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列表比较全省14个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污染情况，认为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作用于环境恶化[29]。四是从人口与森林减少的相关性来解释资源量的问题。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发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艾建林通过分析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对林地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发现人均占有森林资源的数量急剧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资源量日益减少，森林承担的负荷越来越重[30]。五是从人口与气候变化相关性来论证人口规模问题。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意见，“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与CO2气体排放有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载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载力受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子要素制约，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通过对多因子要素的评价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土地人口承载力所起作用的差异，重点探索其主要影响因子，并从动态角度，对各因子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反馈机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国内外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常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非线性规划方法等几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法均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作为承载力计算的目标，基本属于静态的研究方法；后三种分析方法则属动态研究方法。郭艳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分析，人口规模应控制在3 000万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协调度模型。吴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结果表明：中国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阎耀军在探讨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理论依据的同时，依据理论原则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由人口（P）、资源（R）、环境（E）、经济（E）、社会（S）和域外六个子系统为基本框架的指标体系（简称PREES）[32]。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子系统内部所包含的具体指标，都按照对立统一关系划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指标群，从而可以大大增强该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刘小林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确定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介绍二、三、四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及计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相适应的程度[33]。
3.遥感技术与仿真模拟。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系统模拟。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准确的资源空间信息并实现数据的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比如系统动力学（SD）的应用，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借助遥感技术（RS）能够得到快速、准确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这三项技术必将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炜撰文指出应按照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遥感技术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结合地面常规监测，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举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监测、区域生态调查、环境污染事故调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
1.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在全球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日益重视下，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市理性发展要求下，将在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协调发展已成熟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具体现实情况，以及基本制度等，构建适合中国人口发展特点、城市化模式、资源禀赋、环境格局的协调发展理论及其体系。（2）加强实践示范。由于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领域、重点问题以及优先项目的选择等存在较大差别。学者们关于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将逐渐形成实践案例示范，供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区域参考借鉴。（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同时，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4）强化经济支撑。对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投入，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明显区别。未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规模增长的目的。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一套系统的限制或者鼓励政策，使之与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相适应，鼓励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多聚集产业和人口，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宏观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与资源环境互动调控体系。从未来的研究趋势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应当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应当在深刻认识人口、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数理关系；确立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达到协调时相互之间的精确的数理关系；应当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统相互趋于协调的最优策略选择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税费、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财政补贴、处罚制度等。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选择上，中国应两手并举，双管齐下。首先，中国应该从税收、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对于积极主动地推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企业主动地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中国应加大对破坏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以严厉的经济惩罚。 3.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及动态监测。为了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的时间趋势特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便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预警分析，在协调性测度时间动态特征方面也应当设立依据不同区域自身状况、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参照值，区域相关决策人员可以根据这一参照值随时了解本区域协调状态时间动态变动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和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考核办法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实现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考核方案。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加以研究和推广。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运用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运用机械论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广循环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应以绿色经济为考核全国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经济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结语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很多专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政府对于相关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和基于对未来的充分考虑，研究谋求二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是人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过去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历史欠账较多。因此，目前中国应更加高度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绿色经济考核办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为主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体系；通过立法等形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公共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工作；依靠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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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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