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梁：中国建筑师对世界的回应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何　莹　宁中意

　　因泰国海啸纪念馆国际竞赛而备受关注的青年建筑师侯梁最近与世界级建筑大师让-努维尔、多米尼克-佩罗等共同角逐韩国首尔表演艺术中心的最终设计权。这座位于首尔市中心一个人工岛上的标志性建筑将重塑首尔市的天际线。
　　2005年秋，HLA建筑事务所在竞赛第一轮角逐中胜出。侯梁采用创新策略――在进行专业表演的同时整合许多非正式表演，以花园式风格的方案在36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设计大胆的将音乐厅置于一个1500座大剧院之上，给评委和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这个“大器晚成”的专业领域中还是个年轻人，但是独特的创意为他赢得了与国际级建筑大师一起晋级的机会。
　　在第二轮竞赛中，侯梁设计了一座与岛屿对话的建筑。音乐中心的塔楼高达50m，是世界上最高的表演艺术中心之一。在建筑外围，他设计了许多浮云般环绕在建筑四周的室外活动区域，这些区域连接了内部的表演大厅、排练厅和管理区。建筑的公共地带像一个遍布的咖啡馆、饭店、商店以及休闲区域的繁忙的城市街道。
　　HLA事务所的方案对人文的考虑不仅给听众和参观者带来新颖的感受，而且考虑了演出者演奏时的氛围。建筑的外墙上开了许多孔洞，使自然更好地渗透到建筑内部空间中，自然光将很大程度地提升表演者的精神状态。该方案不仅充满自然气息，私密活动区域、休息大厅以及咖啡馆的设置还表现出了设计者对表演艺术中心的所有者以及参观者的尊重。作为中国建筑师，侯梁和其他年轻一辈的中国建筑师正一起在影响着世界。
　　
　　关于建筑设计
　　
　　记者：您主要设计什么类型的建筑?
　　侯梁：我设计的主要类型建筑，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创意型的建筑。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功能类型的建筑我们都设计，只要我们来设计，都会提出一些创意型的点子。比如说，我们在做博物馆设计的时候，经常会把城市设计的理论运用在其中。
　　再比如说，当我们在做住宅设计的时候，会提出跟博物馆类似的概念。这些都不是巧合，因为在我们做每一个建筑设计的时候，关注的是使用者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所以每一个建筑都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不是通常意义的类型建筑。
　　记者：作为一名建筑师，什么东西以及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 侯梁：作为一名建筑师，旅行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我坐在机舱里，从1000m的高度鸟瞰地球的时候，我受到地球的感触就像放大了一千倍，所以，每次做设计时，我都会有意无意地安排一次旅行。在旅途中，我会勾勒出许多设计的原型，无论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古人遗留的思想，都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记者：进行建筑设计时，你会妥协于你的客户提出的建筑要求么? 侯梁：进行建筑设计时，我会经常询问使用者的要求，而对于你提到的客户的要求呢，常常是开发商提出的要求。作为我们的理解，建筑不仅仅是为开发商的利益，作为建筑师，更要为建筑的最终使用者，甚至是域市中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负责。因为建筑师并不是开发商的绘图工具，所以建筑师在考虑开发商的要求时，同时应该周全的考虑到环保、人文以及建造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满足逐利的要求。
　　记者：什么驱使你进行建筑创作?
　　侯梁：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勾画未来的蓝图。建筑创作的过程对我来说是生活的莫大享受，同时也是一种使命。
　　记者：当下流行趋势对你的建筑影响大么?
　　候梁：我觉得，我更关注的是我对当下流行的趋势影响大吗。我们当前研究的建筑理念，并不是为了迎合任何一种流行趋势，相反，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对当前正在发生的每一个事件的反应。他们往往引导了未来的趋势。也可以说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推动了流行的趋势。
　　记者：如何理解你的建筑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侯梁：我们的建筑与艺术是“兄弟”的关系。我们大家的“父母”都是哲学。每一个不同的哲学思想都会引导出不同的建筑艺术。在同一种哲学思想的引导下，就会出现许多类似的建筑或艺术。所以，我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参观美术馆、逛设计商店和听音乐会。其中，我觉得音乐是最能与建筑沟通的。
　　记者：在建筑过程中，什么令你感到最具挑战性?
　　侯梁：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是风暴思维。这也是设计中最痛苦的一个过程。每一个常人都不能预知未来，但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人们总是期望一个建筑师能够告诉他们未来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一是在已知的条件中对信息进行筛选、处理，二是在对未知的世界提出设想。这两者就像是两条飘浮不定船。从一条船跨到另一条船，有可能是短暂的一秒钟，也有可能是漫长的无限期。作为建筑师，要同时跨在这两只船上。从而可见，要达到胜利的彼岸，有多大的挑战性。
　　
　　关于首尔表演艺术中心
　　
　　记者：很高兴你能再次接受我们杂志的采访，请谈一谈韩国首尔表演艺术中心项目的最新进展。
　　侯梁：我已经成功进入首尔表演艺术中心的第二轮角逐。项目的基地是一座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人工岛，为了优化城市中心区，我们设计了一座50m高的建筑，使人们能够从城市的各个角度看到它。这座建筑的特点是外部观光区域成网络化分布，环抱于内部的表演功能区，利用两层建筑外墙的夹层空间解决这些区域的竖向交通。艺术中心的功能空间与外部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单个体块之间会自然形成露台一样。建筑表面由LED灯光系统控制，使其在夜晚变成了一座灯塔。
　　承载建筑的大坝不仅可以抵抗最高的河流水位，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弹性的室外活动区域。在这个大坝内部，我们设计了4个不同尺度的低谷，这些不同的谷地可以同时为不同的室外活动提供场地。不同斜度、被当地湿地植物覆盖的大坝外部滨水地带散布了供赏景和休闲用的凹陷的“小口袋”，适合举行非正式的表演。作为这个人工岛的焦点，表演艺术中心使小岛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和岛上的活动变得跟建筑内部的剧院和音乐厅内的表演一样生动。
　　
　　关于中国
　　
　　
　　记者：你对“中国式”是怎样定义的?
　　侯梁：我的设计方式就是中国式的。在中国，人们对装饰存在一种误解，很少有真正的中国式。当你深入观察晚清时期的文化图景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学者和艺术家都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依据他们各自的哲学观和设计观创作一些抽象和有趣味的事物。他们同样影响了日本的艺术，但是日本因为以某种“禅”信仰体系为基础，并且是一个孤立的岛国，因此能够更好地集中一些优秀的思想、天才和理念，但是中国太大了，人们如此分散，以至于任何一种理念都没有达到饱和状态。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不能体会到这种直接的抽象思维的感觉。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简单的事物就是最

佳的，就像老子说的那样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专著设计的用途和程序，而不是图像，场所和自然同样赋予我灵感，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当然，现在说这就是中国式的有些牵强，因为这种哲学存在于全世界。
　　某些事物与中国或中国艺术十分相似，但是在中国却从未被提及过。例如新艺术运动看上去像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我很小的时候学习的就是这些中国的传统艺术，而在比利时，我重新确立了审美观，并且感受到中国文化是十分流畅并具有震撼力的，他甚至影响了欧洲文化。
　　上海错过了新运动艺术时期，艺术装饰时期也来得有点晚，但人们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艺术装饰的影响，比新艺术运动时期更具有男性特征。但我认为可以从新艺术运动中吸收一些理念来进行设计，并不是单纯的复制新艺术运动，而是要更大胆一点。
　　记者：哪些建筑师或建筑体验曾经对你和你的建筑作品产生过巨大影响呢。
　　侯梁：新艺术运动时期。虽然我在中国曾学习过西方建筑史，但是到了布鲁塞尔我才真正理解新艺术运动的含义。那时我刚刚开始寻找新艺术运动时期的作品和建筑，当我开始研究Victor Horta或Henrivan develde的时候，感到十分亲切，它们深深打动了我。
　　
　　关于上海
　　
　　记者：你从比利时回到上海后完成的项目中，哪一个是最令人激动的?
　　侯梁：应该是位于泰国的海啸纪念馆(rsunaml memorial)，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竞赛项目，但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海啸纪念馆由一系列不规则的主体组成，这些柱体倾斜着并相互依靠着，它表达了当地居民的一种精神――团结就是力量。抽象的形式将灾难后的错乱景象转化成一种积极氛围。来访者在不同角度的柱体中穿行，可以获得不同的感受有些空间让人静穆祈祷，有些空间则供人相互交流，另外一些则适合观赏海景。遇难者的名字将被刻在纪念馆内院的墙上，来访者可以感受到自己被四周的映像环绕。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文化的传承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候梁：我们所参与的大多数项目都位于城市中心位置，比如大的公园、森林或者岛屿的中心。每次我们都尝试将文化融入自然，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与自然保持和谐的设计方式。举例而言，在泰国海啸纪念馆这个项目的设计中，就存在固有的文化。首先它是一座纪念馆，每个人都需要铭记，但是这不是实际生活中的文化，而是精神层面上的文化。用地位于泰国一处靠近海滩的森林端部，竞赛要求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可以使建筑与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一位入围的澳大利亚建筑师将纪念馆布置在临近公路处的用地边界，以求最小限度地破坏自然，他将一个巨大的发光结构设置在海中，来照亮整个水的景观，用以体现人类参与的细微感受。但是我的设计方案则更具有中国味道。我认为建筑需要进入自然、尊重自然，所以我们将1/3的建筑体量放在森林的边缘处，而使2/3的体量进入森林，同时设置了一条小路。我们尽量占用最小的面积，让建筑高度与树的顶部平齐，希望人们能够穿过树林看到海洋。从这两个方案中，你可以感受出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在设计过程中体现出的哲学观念的差别。澳大利亚人的设计保证了每一部分的合理，维持了海滩的平静，而在传统的中国景观中，都会有一小部分建筑(如宝塔)深入自然景观之中，但又与自然和谐共存。美学和哲学之间的差异以及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理解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记者：自从你来上海后，审美观有什么根本的转变吗?这些转变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粱：或许上海的某些品质使我的审美观有所转变。实际上，身在这样一座无秩序的城市，我会重新确立审美观，而且我确信要更努力的为上海创造出更适合、更积极的建筑。当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我会站在一座美丽的建筑前由衷地赞美；但是在上海，我会认为建筑不应该是这样，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这激励我更加努力地致力于设计工作。
　　记者：你在上海的工作经历中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侯梁：通常中国的工程项目不被欧洲建筑师所理解，因为他们习惯于处理城市作品。在中国，建筑师往往挣脱了城市环境的束缚，我们是自由的，但同时我们缺乏必要的参照物。有时场地的面积十倍于建筑所需要的面积，那么建筑师在哪里布置建筑?这种状况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遵循严格的欧洲标准而工作。我在欧洲学习过的分析场地和位置的许多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常常没有可供分析的资料。在韩国首尔表演艺术中心国际竞赛中，我们从380个设计团队里被筛选出来，使我们感受到一些赞誉和肯定，并决定参加另一项国际竞赛。同样，在海啸纪念馆的设计中，我们又从300个团队中脱颖而出，这非常振奋人心。也许中国市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概念设计，但国际委托人的想法则更加先进。我们和很多业主―样，有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在上海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亚洲的工程项目，并且这里的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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