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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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俊 朱云海
【摘要】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问题却日益突出，尤其是行业收入差距问题最为突出，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解决凸现矛盾的迫切要求，关系到长远的改革与发展取向，以及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的实现。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原因，并试探性的提出了解决贫富差距恶化的几条可行性建议，以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浅显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贫富差距 微观经济学 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增长速度令世界震惊。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人民币，以年均增长率近两位数持续快速发展。然而，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2上升到了0.49，更有学者认为已经超过了0.5，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国家。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不仅使我国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度被视为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部分。20世纪50年代，分配规律的研究重心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转移，重点研究描述个体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以及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个著名假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呈“倒U型关系”。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比较认可：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和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这一观点。发展中国家向前发展的长期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到高速发展的初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法制的完善，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的部分将被纠正或减少。
对于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有许多学者作出了相应的解释：马晓强、王瑜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存的原因的解释是“剩余劳动过多，劳动力呈现出无限供给的特征，使得劳动者工资被长期压低;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得资本所得份额快速提高;政府长期以来执行的“重资本、轻劳动”政策加剧了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差距。”
孙殿明、韩金华认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决定了生产要素所有者占有生产要素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不同，必然会导致生产要素所有者产生收入分配的差距。曹晓军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实行会对已有的收入差距产生强化和极化效应，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对于如何解决收入分配扩大问题，学者贾康认为，政府应当加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力度，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增加居民收入。同时，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保证工人的报酬稳定的增长。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使其成为社会的主力群体，即要发展“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不合理，不仅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问题，而且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关于基尼系数过大、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巨额财富向少数人聚集等问题，各界都认为，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一）我国基尼系数过大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一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基尼系数是介于0-1之间的数值，当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社会收入分配的绝对公平;当基尼系数为1时，表示社会收入的绝对不公平。基尼系数越大，表示社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公平。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的高度平均，0.2-0.3表示收入分配的相对平均，0.3-0.4表示收入分配的比较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下表是我国2003年至2012年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表2.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2003-2012）
这里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指的是正常收入的基尼系数。然而，还没有包括非正常收入差距，如果考虑非正常收入差距，则基尼系数会更加显著。近几年，王小鲁等学者对非正常收入与总体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通过数据调查显示，实际上严重低估了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当考虑到灰色收入等非正常收入时，城镇最高收入的10%和最低收入的10%收入组间的差距将达到31倍，这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的9倍。我国基尼系数也远远被低估，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我国已经进入了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行列。
（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
在计划经济年代，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得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但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发展到现在悬殊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76至2.4倍左右，但是到本世纪，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倍数已突破2.5倍，而且一直在扩大，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行业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最高时候达到4.88。而如果按细行业划分的话，2009年中国证券业是收入最高的行业，其平均工资水平竟然是收入最低行业的15倍。
（三）巨额财富向少数人聚集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巨额财富向少数人聚集，少数私营
企业和企业管理者掌控着巨额的财富。私营企业、企业主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形成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1999年，入胡润百富榜的企业家有只50人，资产最低门槛是0.5亿元，资产超过十亿的富豪24人，而百亿富豪只有1人。到了2010年，资产过十亿的富豪就有1363人，百亿富豪97人。十年间，十亿富豪增加了56倍，而百亿富豪增加了96倍，上榜人总资产增加了520倍之多。社会财富聚集的速度是GDP增速所望尘莫及的，也就是说财富向少数人聚集的程度是惊人的。 除此之外，私营企业主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是收入差距也是巨大的。2009年，我国私营企业主年平均收入为20.2万元，而普通劳动者的总平均收入只有8033元。也就是说，企业主与雇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为25.15倍。多数雇工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没有疾病及失业风险的任何保障，甚至还有企业存在拖欠工资的现象。
三、贫富差距恶化的微观经济学解释
（一）基尼系数仍将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根据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小干0.2时为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水平，0.4～0.6之间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4左右，2003年已经逼近0.45，2004超过0.465。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显著的社会贫富差距。在中国最贫困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占中国人口10%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且呈上升趋势。
根据他国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只达到1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在总体收入还较低的同时财富差距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
主要因素是：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上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扭曲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别迅速扩大等。
（二）保证机会平等和起点公平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而机会平等被视为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
现代福利经济学对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的解释是机会平等和结果公平。机会平等指，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晋升、赚钱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他们都从同一条起跑线开始竞争。结果公平指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的对称。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并不断拼搏，抓住机遇，就可以从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行列，因此机会平等可以促进结果的收入公平。
现实状况是只有保证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才有可能实现平等的竞争，实现机会平等。之所以每个人的能力不等、贡献不同，很大程度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
（三）构建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策机制
在机会平等中改善公平，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机制。
当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首先是不公平的市场平台开始的，还未形成统一、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如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阻隔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产权模糊使得土地市场陷入混乱、若干歧视政策的横行制约着资金市场的走向。
另外，市场竞争机制本身具有加剧贫富差距的特性。即使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其所带来的分配格局也不能说是公平合理的。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机制（如援助弱者、遏制垄断、收入的二次分配）进行补救，改善公平。
（四）多角度控制贫富差距
边际效用理论告诉我们在一定时间内，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同样把货币也看成一种商品，它也服从边际递减规律，因为富人持有的货币量远远大于穷人，所以一元给富人带来的满足感远小于给穷人带来的满足感。这样，拿出富人的一部分钱给穷人，由于穷人获得的满足感大于富人减少的部分钱所产生的不满，社会总效用可以得到增加。
另外，国家控制贫富差距不只是控制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应该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财富差距，分析这个问题就应该用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技术水平不变时，当可变要素的量相对固定要素超出最佳比例后，增加单位可变要素带来的边际产量呈递减趋势。依据这个原理，在东部、西部地区分别投入相同数量的财富，西部欠发达区所带来的报酬明显高于东部发达区，这样就会促进整个国家的财富的增加，促进GDP的增加。
对于企业而言用边际技术替代率来解释更好。所谓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指在维持产量不变的前提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不断增加是，每一单位的这种生产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当超过一定的比例就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即使企业用这些资金扩大规模，即用比例的增加劳动和资金的投入，这样就容易产生一家独大，进而产生垄断。垄断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这也是国家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原因，就是为了增加竞争，防止垄断。
四、结束语
构建一个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社会，必须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两级分化和分配过分不公，否则就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现阶段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随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非常必要，同时要注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国民经济水平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用发展、改革、法制的方法合理有序地调整收入分配。
“福利论”者倡导：政府不必事必躬亲，要充分运用民间组织的力量。政府要从“零和”的误区中走出来，与民间组织充分开展合作，并由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承担全部的社会保障。但是，这种主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财政能力较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足，但又有着深厚的家庭保障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较为困难。因此，中国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工作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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