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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口与就业环境之我见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胡彭辉

  在全国人口红利消退的大背景下,北京市持续推进地下空间综合整治、城乡结合部改造、拆违打非等专项行动,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延续下降态势。
  今年,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落实,全市人口规模将受到严控,增速保持低位。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度和力度加大背景下,全市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就业总量矛盾突出,但总体形势仍有望保持平稳。
  以近年来0.3的平均就业弹性估算,按照2016年GDP增长6.5%,考虑非首都功能疏解因素影响,预计2016年北京市从业人口达到1200万人,同比增长1.7%,增速略有回落。
  人口与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当前,全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首都面临的人口增长压力仍然较大。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几乎成直线上升趋势,到2014年已经达到54.8%。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突破60%。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有上亿规模的人口要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以及大量人口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势必会导致各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还面临着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的任务,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北京作为首都,是人口城镇化最高端的吸附点,具有强大的磁吸效应,必然成为人口流动和人口聚集的重要节点,未来北京仍将面临较大的人口增长压力。
  与此同时,全国就业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外贸需求疲弱影响国内企业出口增长,这些因素都将对国内就业构成威胁。我国经济仍处在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阶段,新旧动力的转换也在进行之中,新动力还难以对冲传统动力下降的影响,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对就业的滞后影响将逐步显现。多家机构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可能继续放缓至6.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可能保持稳中略降。同时,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国企改革重组启动,将释放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上述国内外宏观环境均将通过对北京经济增长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就业增长。
  此外,北京不断加快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度和力度将对人口流动和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市将持续加强人口规模调控,重点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伴随此类产业和功能向北京郊区、天津和河北省市疏解转移,伴随就业岗位的减少,各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和步伐均将加大加快,对就业规模、就业布局、就业的行业结构也均会产生影响。
  户籍制度改革双重影响
  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目前北京市已经审议了《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居住证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及积分落户管理办法,户籍制度改革对北京人口规模调控将产生双重影响。
  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大户籍迁移人口增长压力。北京已沉淀大量外来常住人口,未来无论积分落户制度如何设计,都将有部分常住外来人口符合积分落户条件,成为户籍人口,加之这部分人群的配偶、子女、父母也将随之落户,必然会使户籍迁移人口较改革前增长更快;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的建立将让常住人口产生稳定预期,导致其定居北京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全国户改加快背景下,其他城市落户政策的放宽,可能会分流部分本市常住外来人口或潜在来京人口。北京相对严格的人口积分落户条件,可能促使部分人群去往落户条件相对较为宽松的城市落户,从而减轻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压力。影响大小将取决于北京和各地的具体实施细则。
  目前,人口向超大城市集聚的态势仍将持续,外来人口增长压力仍然明显。在人口规模调控背景下,考虑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因素,户籍自然增长人口规模扩张压力日益凸显,加上户籍人口机械增长主要由人才引进、亲属投靠等人口迁入带动,难以在短期内明显减少,户籍人口年均增量将超过20万的规模。
  北京市户籍人口与常住外来人口在全市不同区县间尤其是城六区与十个远郊区县间、全市与津冀省市间的迁移现象将增多,存量人口与增量人口相互替代的数量和频率均将日益突出,往年全市人口进多出少的现象有望改变,人口进出平衡的苗头逐步显现。综合上述因素,预计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较上年增长1%左右。
  就业新增长区域逐步形成
  近年来,由于不断压缩中央和全市留京户籍指标引导全市高校毕业生更多流向京外就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同时,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可能存在的“业走人留”现象将进一步释放低端劳动力,促使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较为突出。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减少与非首都功能疏解后产生的“业走人留”加剧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如城六区动物园、大红门等批发市场搬迁过程中,在就业岗位压缩外迁的同时,从业人员并未随产业的外迁而明显向外疏解,部分人员仍然滞留城六区或郊区,可能加大就业总量矛盾。此外,全市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与求职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存在偏差等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双创”背景下,服务性行业新业态置换传统行业就业的特征日益明显,就业新增长点逐步显现。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逐步拓展就业空间,服务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扩大就业容量。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双创”将保持持续活跃,教育、健康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领域政策约束将进一步放松,新技术与产业将加速融合,有望保持向好走势,带动劳动力需求稳定增加。另一方面,近年随着网购、互联网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等网络创业就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由此带来的新增就业不断置换传统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促使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既增强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也提升了服务业就业质量,有助于保障整体就业的平稳。
  功能调整疏解背景下,就业新增长区域逐步形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明确向通州搬迁,城六区功能向郊区转移等,进一步推动就业布局加快调整。市行政副中心、新机场等建设本身将创造一定的就业岗位,搬迁后行政事业单位、新机场临空经济等配套服务需求旺盛,均需提前规划建设,将促使通州、大兴等成为新的就业增长区域。
  (作者单位: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经济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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