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江吟社茶诗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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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玲
[摘要]《湄江吟社诗存》第四辑是以咏新茶为题的二十首诗词构成的，在这些作品当中，“清”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文章从历代茶诗中对“清”这一概念的不同阐释入手，对这组诗歌加以剖析，以期寻找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茶文化这一领域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连接点，并进一步探求他们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湄江吟社；茶诗；“清”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1.215
1 引 言
中国既被称为诗的国度，也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茶与诗的结合由来已久，据统计，自左思《娇女诗》始，历代吟咏茶事的诗词不下两千首。在这些被称作“茶诗”的作品当中，有一些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关于茶的文化信息慢慢显现和沉淀下来，成为历代文人雅士反复吟咏的主题。湄江吟社第四次集会恰是以茶会友、茶诗结合的经典场景再现，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茶的精神品质的体认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辑的作品，应当是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
2 茶的精神品质，历来所论不同
陆羽《茶经》中提及“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首次将茶与德进行比附；唐代刘贞亮则在《茶十德》一诗中将茶德推广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至宋代，僧人刘元甫在湖北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确立茶堂清规为“和、静、清、寂”，此说在中国并不太为人接受，但却成为现今日本茶道的核心；宋徽宗赵佶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好茶之人，则在《大观茶论》一书中，把茶的品质阐释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至若茶之为物，擅瓯皿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秉，祛襟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矣。冲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从中可见，唐人论茶注重其“德”，而宋人论茶则重其“清”与“静”，也就是一个注重其外在事功，而另一个注重其内在心性，这正是唐宋文化最大的区别所在。自宋以后，茶的精神特质固然是越来越丰富，但不可否认的是“清”这一特质在其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湄江吟社第四次集会时众人所作的以咏新茶为题的十六首诗和四首词中，体现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这首先表现在字面上，据统计，在这20首诗词作品之中“清”这个字眼一共出现了14次，分别为：“许分清品胜龙井，一盏定叫四壁春”（王季梁）、“龙井清泉无恙否，西湖回首总伤神”“顿叫诗思清于水，更化愁怀和若春”（江问渔）、“佳境每从清苦得，芳甘原属岁寒身”、“斗酒不辞千日醉，斗茶清兴更无伦”、“余甘风味剧清纯，曾向茗溪访隐沦”（祝廉先）、“初尝清液心如醉，细嚼回甘气益醇”、“清液一杯权当酒，玉川七碗倍生春”（胡哲敷）、“诗成漫说增清兴，倘许偷闲学古人”（刘淦芝）、“旧雨来时虚室白，清风生处满城春”（钱琢如）、“翠色清香味可亲，谁家栽傍碧江滨”、“若余犹得清中味，香细了无佛室尘”、“一瓯绿泛细烟浮，清香越玉露，逸韵记杭州”、“纵许和伊通讯问，凄清”（苏步青）。当然在这些诗句当中，“清”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但若详细区分并加以总结，仍可找到一些规律。
在历代茶诗之中，茶之“清”首先包含着“清味”亦即“性洁”的特性，这类作品以韦应物《喜园中茶生》和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为代表。韦诗起句即为“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充分说明了茶性至洁，饮茶可洗涤尘垢的功用。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这和茶本身的物理特性是有联系的，茶的机理结构比较松散，易受异味污染，所以采茶、制茶、存茶过程中必须保证周边环境的绝对洁净。而从实际功用来看，茶自古就有清肠解腻的功效，当代更是被广泛地用于排毒减肥的领域，这使得文人自然而然地把“洁”作为茶的基本特性加以描绘和赞扬。加之，咏物题材的作品从始至终就有一个特性，所题咏的对象身上往往附着着创作主体的精神品质和精神追求，也只有依着这样的规律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咏物的佳作，最高妙者要达到“物我合一”的至高境界，咏茶的作品自然不会是例外。因此，在茶诗的发展过程中，茶的“洁”慢慢和创作者的品性追求结合起来，而呈现出“以茶言志”的特性，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即属此类。“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蒲兰芷”，“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把茶性之洁与屈原的高洁品性联系在一起，既是咏茶，又是明志。
在湄江吟社诸人咏茶之作当中含有此种意味的诗句如下：“许分清品胜龙井，一盏定叫四壁春”（王季梁句）、“余甘风味剧清纯，曾向茗溪访隐沦。谷雨芳辰桃紫笋，玉川高节伴灵筠”（祝廉先句）、“曾闻佳茗似佳人，更喜高僧不染尘。秀撷辩才龙井好，寒斟惠远虎溪新”（祝廉先句）、“当酒一瓯家万里，偷闲半日麈无尘”（苏步青句）、“若余犹得清中味，香细了无佛室尘”（苏步青句）。祝廉先的第一例中用到了卢仝的典故，卢仝号玉川子，所作《走笔谢孟谏汉寄新茶》一诗为茶诗史上的经典之作，其中“七碗茶”一段更是誉满天下，这里借用卢仝和屈原的典故，实有以茶明志，并赞美座中诸人的意思在内。苏步青所为第二例“若余犹得清中味，香细了无佛室尘”一句，更是把禅茶一味的境界写到了极致，茶之清性，至味无味，至高至洁，殊无尘垢，令人读来有超出世外之感，其中意味已经超出了以茶之洁比附个人品性的范畴，而延伸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即茶与隐、茶与禅的关系。
茶作为可以展现中国传统文人心灵世界的重要媒介，在它的精神特质形成的过程中慢慢地和隐士和高僧的形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究其原因，表层来看，茶树的生长环境往往有着日照、海拔和湿润程度的要求，这与人口密集处显然不适宜，倒和隐士高僧所居之处的要求较为接近，因此在关于诸多名茶的传说当中都有着和这些世外高人的联系。另外一种关系在于，修行之人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连续性思考，而这和常人有规律的休眠习惯殊不相合，而茶是中国古代可以借来提神醒身的不二之选。当然，以上两点都是比较生活化的解读角度，从再深一点的层面来看，隐士高僧本是清心寡欲、遗世独立的高洁之士的代表，他们对自我心性的要求与前文所提茶之洁就有了更高程度的契合，这才是二者结合的根本原因所在。属于这一范畴的作品所言之“志”虽与前述不尽相同，但导源于茶，都是从“洁”这一特性而来，因此也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加上在宋代以后，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普遍为士人所接受，这两种主题常常是结合在一起出现的。下文试从钱琢如《试新茶得人字》一诗为例对这一现象加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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