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骗徒，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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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磊
最近骗子频频出没，危害不浅，因此专项打击也重拳频频，如央行出台24小时内可申请撤销转账，又如南宁警方突击行动，单天抓获诈骗嫌疑人109人，浙江警方破获六起千万电信网络诈骗大案，山西破获一起涉案6800万余元集资诈骗案……一时间有关骗子和打击骗子的新闻层出不穷，甚至让人产生骗子多如过江之鲫，令人防不胜防的感觉。然若细细思虑其背后的问题，却发现另有一番新天地。
流毒与变异
骗术并非近代产物，五花八门中的“八门”就不乏以骗术营生之人，诸如巾门（经门）中的相术士，皮门中的江湖游医及巫医，风门中的设赌局行骗者，妖门中的色诱骗子等等不一而足。若稍加比对，就会发现很多骗术依旧大行其道：例如“气功大师”王林就曾提出能保刘志军“一辈子不倒”，而江湖游医非法行医将人治死、赌场设局、色诱行骗等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更是不胜枚举。
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金融的便捷，让个人资金在支付转移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但也由此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而互联网隐蔽性、开放性及人际传播性也像双刃剑，变成了隐匿、助力犯罪的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诈骗犯罪的变异水平丝毫没有落后于时代，从个人作案到团伙、流窜作案，从信息收集、诈骗实施、资产转移的分工配合乃至产业化，可谓将犯罪的“互联网+”演绎得淋漓尽致：
诸如，徐玉玉前一天刚接到教育部门关于给其发放助学金的通知，第二天骗子就以教育救助金的名义对她诈骗；清华大学教授刚刚卖掉一套房子，回到家就接到了要求补税的诈骗电话，而且对方知晓房产交易的合同号、手续号；刚递交求兼职的信息就被“招聘负责人”电联――诸多疑点的背后，骗子们获取个人信息的速度与精确度都令人咋舌。
同样，能够伪造出110等公安、行政号码拨打出电话；能够伪造出95533等银行号码发送诈骗短信；能够利用银行投资理财保险金管理的漏洞，制造出金额被移出的假象；能够利用170、171开头的虚拟运营商号段逃避实名追踪――种种技术的超前掌控，印证着骗术与技术结合的可怕。
若论骗术的遗毒能够传承，究其原因，不变的还在于受骗者的贪欲与愚昧，行骗者的贪婪与狡诈。王侯将相，莫不想永葆手中的权力与富贵；凡夫俗子，又怎不惧魑魅魍魉流言蛊惑？意欲暴富者，往往见小利而忘命；贪图美色者，又怎逃得出桃色诱惑？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个道理骗子们是深以为然的。
但真要论及骗术的变异与进化，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达到短期内与被害人信息掌控极度不均衡的领先状态，甚至能让不少基层干警在侦查方面束手无策，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换而言之，已经不能仅用一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形容和概括。
喊打与真打
当我们表达对那些害人的东西一致痛恨的感觉时，往往使上一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然而，喊打却未必意味着真打，喊打者往往系围观群众呐喊以振声威，毕竟老幼妇孺往往有心无力，搞不好还会被反咬一口，因此也不宜强求，终有勇士仗义出手。
当下的骗子群体显然如过街老鼠般令人憎恶，但与打鼠不同，涉案的骗子们并非孔武有力男子在声援之下便可随意打之，毕竟打击诈骗、惩治犯罪须由公权力部门通过相应程序而为之，若脱离权责主体，越出程序法规的轨道，那私刑、逼供等侵权行为恐怕难以杜绝。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若有权有责“打鼠者”却仅限于喊打层面而不履真打之实，那恐怕过街老鼠也不会心有畏惧，更难免招摇过市。
喊打者众。山东临沂徐玉玉被骗案中，落网六名嫌犯中就有三名系福建安溪人，再加之不少民众所经历过的福建口音诈骗电话，这不免将安溪推向舆论风口浪尖。为对此种负面影响形成喊打之势，福建安溪近期特地召开千人大会，县长直接质问“电信诈骗之乡”的称号要不要？当然，喊打的会场效果肯定是极好的，但能否摘帽打鼠想必还有待实践检验。
同样，170、171号段成为电信诈骗重灾区也并非朝夕。有数据显示2015年12月成立以来，温州市反诈骗中心接到报案的3000多起电话诈骗中，170号段占三分之一以上；2016年以来，深圳市共发生涉及170号段的诈骗案件800余宗，市民被骗超过1100万元。但就是这种重灾区之势，也只见相关部门有喊打之势，但鲜见严打之实。
喊打而未能有效打的原因诸多，诸如技术侦查难度大、破案率低；诸如电信企业管理困难，虚拟运营不够规范导致漏洞百出；又如民众识骗防骗水平不高，个人隐私意识不强等等不一而足。理由很多，结果却只有一个――电信诈骗者本应如过街老鼠，但如今却成为令民众恐慌、接电话唯恐挂之不及的老虎，这无疑让人啼笑皆非。
想来这种状况与喊打者多、真打者少还是有着不少的关联。难怪朋友圈有人支招，不如效仿民国奇葩省长周西成，若有被诈骗者，被骗钱财当由电信运营商先行赔付，待案破追赃之后再行返还；诈骗高发情节严重的，地方官员、公安负责人一票否决，想必整治虽粗暴，但效果要好得多。
冷漠与温床
“亲不过三代”往往形容人际间的亲疏远近，人群间的歧视与漠视事实上已然成为一种冷漠状，而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无疑强化了犯罪者的歹意，成为了另一种形式上犯罪的温床。
从犯罪学角度，畏惧心、羞耻感与怜悯度往往决定整个犯罪过程的起承转合，社会的惩治力度、普遍的价值否定往往影响犯罪的起意难度及发生可能，而犯罪中对于被害者的怜悯，对于自己行为的羞耻则往往决定犯罪是否会出现中止或者对后果的挽救情节。
实践中，偏远孤僻的村落往往依靠宗族理念、家族势力进行维持，其普遍价值观也往往与现代社会隔离，即便流窜作案，也大多同籍流窜，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例如广东制毒村博社村，又如曾是诈骗犯罪“重灾区”的安溪大岭村等。在当地村民的心目中，往往对其行径并不会有太强烈的畏惧心、羞耻感，反而在拜金思潮的怂恿下，在宗族势力带领下，选择以从犯成为其中的犯罪环节。而于电话诈骗而言，电话那头的被害者，充其量就只是一个短期接触的声音符号，更难以图像、惨状来唤醒诈骗者的怜悯之心。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骗子太多，以至于傻子都不够用”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心里也更多的是把被害者视为“傻子”，而不是以怜悯为主，倘若不是徐玉玉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话，恐怕我们聚焦的热点将会是如何去调侃那个清华教授，将会去质疑其智商，去质疑其财产来源，而鲜有人会说上一句“可怜”。
更有甚者，将智力障碍者、病残羸弱者当为丑角放置于戏台之上，然后放大其缺陷来博取观众一笑，以“忽悠”为能事，以庸俗为包袱，这种文化盛起的背后，何尝没有暴露出当下我们人性中的冷漠？当我们将被忽悠的对象视为笑料时，油然而生的是欺诈后的智商优越快感，此刻怎有怜悯心？当我们认同这种欺诈获取利益的正当性、合法性时，内心又怎有羞耻感？又怎有畏惧心？
毫无疑问，礼义廉耻的普遍缺失、传统文化的人文荒漠造成了现在的人性冷漠，而这种冷漠又成为了培育犯罪的温床，最终反噬着这个社会的健康。长此以往，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忽悠、被欺诈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忽悠、欺诈别人的凶犯。
互害与互骗
或许，中国做得最多的广告就是办证，其与“重金求子”、“男性专科”三强联手充斥街头巷尾，但办证则还辅之以不少喷漆广告，因此其数量估计略多于其他两家。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办证后面往往还有几个大字――诚信经营，先证后款。
当下文明城市创建又掀高潮，去“牛皮癣”的工作往往要向这些路边广告宣战。有好事者就直接问：“这些牛皮癣广告明显都是诈骗，而且都留了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不是一抓一个准？”这种耿直问话让被问话的城市管理者无言以对，往往以诈骗归公安管、小广告归城管管来相互推诿。
线上的虚假广告、竞价排位、投资博彩，电视里的专家课堂、患者说法，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新广告法实施一周年来，各种广告违法率在传统媒介有一定幅度下降，但目前尚未看到根本性的转变，加之转战至自媒体、淘宝店等虚假广告的增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警觉。
线下也热闹非凡，其中以近期上海集中式假离婚为最。这一度造成所谓“离婚购房”的热点新闻，虽然最终被证实系由房产中介企业编造、传播“房产新政”谣言而引起，但不免让人联想到以往为了福利分房而拉郎配的闹剧，亦不免让人联想到之前的几波假结婚、假离婚风潮，只是这种连婚姻状态都能作为投资、避税渠道的生态不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或许正如分析所说“经得起假离婚的婚姻才是真爱”，但笔者更容易记起的是拉古迪亚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而依这个拷问来说，一个人诈骗，这个人有罪；若集体作假行骗，那么这个社会有罪。
由此，无论是“脑开发”、“意念治病”的洋为中骗也好，相术之术、装神弄鬼的古为今骗也罢，不管他是电话撒网行骗还是互联网+的精准行骗，若它只是个案，我们自当严加防范；若类似案件多发频发，那必然有管理和系统性漏洞；倘若骗术成为一种风潮，那该治理的，想必是我们的文化了。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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