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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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笔者基于2000年～2010年亚太地区十五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产品内贸易对于区域内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双边产品内贸易强度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近年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使各国经济呈现出显著的相互依赖性。研究结果还显示，双边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越强，而金融一体化则会弱化协同性。产品内贸易的深入发展是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的一个基本趋势，在此背景下，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对于各国保障其经济的稳定发展极为必要。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经济周期；协同性；亚太地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GL10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EYC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邵军（1979-），男，安徽宿州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李爽（1990-），女，江苏扬州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5/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48-06收稿日期：2013-08-22
　　引言
　　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是指不同国家的经济行为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宋玉华 等，2003）。近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各国宏观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日益增强，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亚太地区无疑是当前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区域，加快经济一体化、建立互惠合作机制已成为一种共识。目前亚太地区已建成多个双边或多边自贸区，中日韩这三个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也已于2013年初开启了建设自贸区的谈判。快速推进的经济一体化以及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也促使学界开始关注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问题，其中的重点就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各种形成机制。
　　自从上世纪末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这就是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发展形成，并直接推动了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的迅猛发展，从速度上看，近年来产品内贸易的增速已经超过了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徐康宁 等，2007）。基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亚太地区成为全球产品内贸易最为集中的地区，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这一贸易模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亚太国际贸易格局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还是一个未被探讨的新问题。但基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位置，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讨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多边合作机制构建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采用2000年～2010年亚太地区15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产品内贸易及相关数据，就其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力图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含义。
　　一、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导致不同国家经济活动出现同步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国际贸易、经济结构相似性及金融一体化，这其中贸易因素近年被讨论的最多。根据传统贸易理论模型，国际贸易会推动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规模越大，各国专业化水平越高，从而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程度也就会越低（Eichegreen，1992；Krugman，1993）。不过，这一论断实际上针对的是产业间贸易的情况。Frankel等（1998）指出如果产业内贸易占主体（在发达经济体中往往事实如此），那么贸易规模越大，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反而可能会越高，他们进一步基于21个工业化国家长时间跨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证实了上述论断。实证研究方面，Imbs（2004）以OECD 国家数据为基础，采用联立方程组的方法考察了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产业内贸易。Shin等（2004）、Cortinhas（2005）针对东亚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双边产业内贸易对于提高GDP 增长协同性具有正向作用。
　　经济结构相似性是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另一个原因。一般认为，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受共同行业冲击的可能性更大，经济周期协同程度也会更高，不过从实证研究结果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例如，Imbs（2004）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两国经济结构相似度更高，经济周期协同度也更高；而Baxter等（2005）基于一百多个国家样本数据的研究却显示，经济结构相似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并不稳定，并不是一个稳健的解释变量。国际金融一体化也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有研究认为金融一体化会对各国专业化模式产生影响，例如，Kalem-Ozcan等（2003）指出风险分担（risk-sharing）行为与专业化存在显著正相关，由于金融一体化能够使风险在各国间有效分担，进而将会提高各国专业化水平，弱化经济周期协同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结果指出国际资本流动具有相关性（Claessens，2001），因而金融一体化的深入会强化各国经济联系，国际资本流动的传染效应就是这样的例子。综合起来，金融一体化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总体联系并不明确，还需要实证研究加以判断。
　　近年，随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内学者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逐渐增多，重点就在于分析各种因素、特别是贸易因素对协同性的影响。例如，张兵（2002）考察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结果发现区域内经济周期协同性随着国际贸易与FDI 联系的加强而越为一致。任志祥等（2004）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互动性逐步增强，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较弱，特别是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并不存在协同性。罗斐等（2005）的研究认为，东亚经济体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增强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同性，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东亚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贸易而不是产业内贸易。程惠芳等（2010） 将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分为欧盟国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三个样本，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关系数，发现双边贸易强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杜群阳等（2011）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主要传导渠道，而随着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高，中国与东亚贸易伙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趋强。 　　自从上世纪末期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这就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促使过去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具体而言，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参与分工的国家不是就不同产品进行合作，而是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相关企业只需从事一个产品内若干部件的生产，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可以参与较为高级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把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进来。近年，基于这种产品内分工而产生的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即产品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平均增长水平，极大增强了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一些随机事件的发生就清晰揭示了这一点。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加边境的暂时关闭，迫使美国三大汽车厂因无法获得加拿大零部件而部分停工；2011年日本海啸沉重打击了亚太地区电子产业供应链，全球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供应一度严重紧张。亚太地区是全球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最为集中的区域，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这种新型贸易模式对于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从检索结果来看，目前还未有从产品内贸易视角来研究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关文献。基于此，本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采用2000年～2010年亚太地区15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就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力图在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含义。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借鉴既有研究文献（Frankel et al，1998；Baxter et al，2005），本文采用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周期协同性对包括产品内贸易强度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ρij，t=αij+β1TIij，t+β2SSij，t+β3FINANCEij，t+εij，t
　　其中，i和j表示不同国家，t表示时期。被解释变量ρij，t反映国家i和国家j双边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以往研究多采用一段时期内不同国家实际GDP的交叉相关系数来反映经济周期协同性，这样一来实证分析中的其他变量只能选择样本期均值或期初值，或者至多将整个样本期划分为若干子样本期，然后依据时期数有限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种处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变量的时变性，由此导致估计效率的降低。Cerqueira等（2009）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一个以标准化增长率的差异性为基础来测量协同性程度的指数，该指数可以计算出每一时期不同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避免了样本删失的问题并提高了估计效率。具体而言，该指数计算方法为
　　ρij，t=1-112
　　di，t-di111T∑Tt-1（di，t-di）2-dj，t-dj111T∑Tt-1（dj，t-dj）22
　　其中，di，t和di分别为时期t国家i的实际GDP增长率及样本期内实际GDP年均增长率，dj，t和dj则为国家j的对应指标值。指数值越大，表明两国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如果两国经济波动完全一致，则指数达到最大值1。
　　计量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双边贸易强度、结构相似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等。国际贸易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重要原因，我们采用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贸易总额之和的比值来反映双边贸易强度，具体计算方法为
　　TIij，t=Xij，t+Mij，t1Ti，t+Tj，t
　　其中，Xij，t是时期t国家i向国家j的出口额，Mij，t是时期t国家i自国家j的进口额。Ti，t 和Tj，t 分别是国家i和j的进出口总额。本文研究的重心是产品内贸易对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将贸易强度变量TI进一步分解为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和其他产品贸易强度（NPCTI）：
　　PCTIij，t=PCXij，t+PCMij，t1Ti，t+Tj，t 和
　　NPCTIij，t=NPCXij，t+NPCMij，t1Ti，t+Tj，t
　　其中，Ti，t和Tj，t的含义如前，而PCXij，t和PCMij，t分别表示时期t国家i向国家j出口以及自国家j进口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金额，NPCXij，t和NPCMij，t分别表示其他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额。
　　本文采用绝对值指数来测量不同国家经济结构相似程度（Krugman，1991；Imbs，2004），具体计算方法为
　　SSij，t=∑N1n=1sni，t-snj，t
　　其中，sni，t是产业n的增加值在国家i的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如果两个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业部门结构，SS指数取值最大；相反，如果两国具有完全一样的经济结构，则指数取最小值零。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两国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则SS指数取值越小。
　　相对而言，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是个较难测量的指标。Imbs（2004）提出有三种指标可以选择，一是根据IMF出版的AREAER 所公布的资本账户限制指数，采用两国相应指数之和反映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二是计算各国风险分担（risksharing）指数，采用两国相应指数之和来反映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三是计算Lane和MilesiFerretti（2001）提出的指数LMF=（NFA/GDP）i，t-（NFA/GDP）j，t，NFA表示外部资产状况，LMF值越高，两个国家的外部资产状况差别越大，相对于那些外部资产状况相似的国家，这些国家相互借贷的可能性更高，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会相对更高。由于受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将采用第三种方法，即计算LMF指数来反映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
　　（二）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包括了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具体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2010年。对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进行简要说明。双边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的计算需要用到各国实际GDP增长率，该数据系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提供的不变价格GDP 数据计算得出。计算贸易强度所需要的相关贸易流量数据来自BACI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原始数据来源为UNCOMTRADE。相较于直接采用UNCOMTRADE，BACI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它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将原数据库中按CIF价格统计的进口数据调整为按FOB价格统计，从而剔除了贸易成本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我们首先根据BACI 提供的数据计算出各国总的贸易额和双边贸易额，在此基础上计算贸易强度，进一步地，根据Ando等（2012）提供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所对应的HS6 位数产品编码，计算出双边产品内贸易规模和其他产品贸易规模，以此为基础计算产品内贸易强度和其他产品贸易强度。计算经济结构相似度需要使用各国各产业增加值，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共同数据库的National Accounts Estimates of Main Aggregates，其中的产业按国际标准产业标准ISICRev3分类。计算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的LMF指数需要使用到NFA 数据，该数据根据累积经常账户或累积资本账户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为IMF 的IFS 和BOPS 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来分析各因素对于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经济增长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动态连续性，而增长率是构建协同性变量的核心，因而引入其滞后项加以控制这种动态性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既有研究指出贸易变量具有内生性，从而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动态面板计量方法的优势即在于，它可以采用贸易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其工具变量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实证结果在表1中给出。模型（1）中，我们仅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双边贸易强度变量TI，用于对贸易因素的影响进行初步判断，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双边贸易强度的上升将会提高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程度。不过，本文研究的重心是产品内贸易对于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将双边贸易分解为产品内贸易和其他产品贸易两类，分别计算两类产品的贸易强度。在表1模型（2）中，我们引入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产品内贸易强度的上升将会显著提高双边经济周期协同性；模型（3）中，我们同时引入了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和其他产品贸易强度NPCTI，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两类产品贸易强度的提高都加强了双边经济周期协同的程度。考虑到贸易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里的估计均使用了其滞后期值作为工具变量，从Sargan检验结果来看，检验值都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即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AR（1）检验残差差分的一阶序列相关性，AR（2）检验残差差分的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
　　如前所述，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我们还需要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应于模型（2）和（3），我们在模型（4）和（5）中引入了双边经济结构相似度、金融一体化程度等控制变量，以及反映自贸区影响效应的虚拟变量ASEAN和NAFTA，分别对应于东盟成员国以及北美自贸协定成员国。从模型（4）和（5）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的估计结果与模型（2）和（3）是基本一致的，即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经济结构、金融一体化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产品内贸易强度的提高，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程度也将会显著增强。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区，近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快速提升，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产品内分工更是把亚太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导致各国经济活动呈现很高的关联度和相互依赖性，某一特定地区受到的冲击往往会迅速波及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像美国911事件、日本海啸等偶然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就清楚地揭示出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产品内分工及贸易的发展未来仍将是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的一个基本特征，各国经济联系必然会越来越紧密，就此而言，加强区域内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建立有效的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对于亚太各国都是有益且极为必要的。
　　进一步来看其他解释变量，这里我们以模型（5）的估计结果为基准。结果显示，其他产品的贸易强度变量NPCT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综合PCTI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结果，这充分表明贸易因素是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重要推力。经济结构相似度变量SS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SS值越小），双边经济协同性程度越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特定行业冲击的共同影响。金融一体化变量FINANCE的估计系数为负，但系数绝对值及显著性相对不高，这表明金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双边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原因可能是由于金融一体化提高了各国专业水平从而起到弱化经济周期协同性的作用。不过对此结果我们还需持一定的谨慎性，因为金融一体化本身较难测量，分析结果也可能受指标选取因素的影响。观察反映区域一体化的两个虚拟变量ASEAN 和NAFTA，可以看出，ASEAN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NAFTA的系数显著为负，两者的影响并不一致，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两个协定所包含的不同国别构成有关。ASEAN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较为相似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构成，经济结构相似，产品内贸易占各国贸易总量的比重很高，这些因素都会增强各国经济协同程度；而NAFTA协定中的美加与墨西哥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别，美加是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结构相似度较小，而且贸易也主要是产业间贸易，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专业化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因而有可能弱化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出于稳健性检验的目的，我们还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即以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之和的比重来反映贸易强度，相关结果在模型（6）一列给出。可以看出，各种检验结果表明估计模型有效，各变量估计系数除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外，系数符号方向均未发生变化，说明相关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对于具体计算结果，这里不再赘述。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亚太地区15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对区域内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的重点是近年由全球生产网络推动的产品内贸易对于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内贸易强度对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增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双边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也会越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各国周期协同性强度，这很可能是由于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各国专业化水平所致。
　　亚太地区是全球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最为集中的区域，区域内各国已深深融入这一分工体系中，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极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并且从中获得了显著的收益。长期来看，由于亚太地区所具有的地理优势及要素禀赋优势，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的深入发展未来仍将是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提升，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将会逐步加强。应该看到，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的地区，但同时也是全球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最为多样化的地区，文化冲突、资源竞争、政治影响交汇等现实问题复杂突出，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领域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创建和谐、互信、稳定、包容的增长模式，这对于实现亚太地区的共赢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应当充分发挥地区影响力，在区域一体化及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承担起大国责任，例如，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建设、主动谋求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等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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