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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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笔者构建了包含城市内部工业品流通效率的模型，探讨了不同层次流通效率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中国1978年～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显示，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市化贡献更为显著。因此，要想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推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关键词：商贸流通；城市化；工业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9JZD0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JL044）；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项目（33091104、635091203）。
　　作者简介：汤向俊（1981-），男，江苏涟水人，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增长与商贸流通研究；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增长与商贸流通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67-05收稿日期：2013-04-16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流通问题的研究也日益迫切。但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研究重点转向生产者行为与消费者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供求均衡。实际上假设生产者与消费者能够直接见面，不存在“流通”这个中介，对流通问题的研究淡出了经济学的视野。不过，随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流通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Yang等（1994）的模型中，假定了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而工业品生产不是土地密集型的，每种工业品的生产都存在专业化经济，每个消费者存在多样化需求，多样化需求的满足有赖于交换，在交换过程中流通成本影响了专业化的广度和深度，流通成本和专业化经济之间存在两难。同时Yang等（1994）在该模型中分析了工业品生产者之间分工的扩大将提高流通成本，为节约流通成本工业品生产者向城市集中，工业生产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分析流通成本的节约作为城市化、工业化形成原因的另一思路中，Fujita 等（1995）提出每个消费者消费多样化工业品，每种工业品的生产存在规模经济，为节约交易成本，工业品生产将向城市中心集中，强调工业品的种类内生于交易效率、人口规模等因素。区域经济学学者Batten 等 （1987）较早地建立了运输和区域间商品流通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型，用来分析商品流通问题。
　　尽管主流经济学界对于流通问题研究比较缺乏，不过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谢朝斌（1995）较早地提出了城市化与商贸流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晏维龙等（2004）认为城市的产生源自商品交换，交易效率提高导致了城市形成。同时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简单商品流通向发达商品流通的转变，而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是造成流通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小平等（2006）实证检验研究了中国城市化与流通业之间长期动态关系，分析表明中国流通产业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而不是相反，进而提出应重视流通产业发展在城市化建设中的作用。相反，晏维龙（2006）则认为城市化作为集中的交易场所促进了交易频率的提高和流通业的发展。王德章等（2007）和王春宇等（2009）分别从全国和省会城市数据实证分析了流通业发展对于城市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流通效率的提高除对城市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之外，对于工业化进程也产生显著影响。徐从才等（2000）利用1978年～1997年间江苏省的数据，采用主成分法定量分析了流通业对于工业化进程的支持作用，不仅测算了直接贡献度而且还对间接贡献度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大力发展流通业的重要性。左峰（2010）进一步认为流通与工业化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流通对工业化的作用包括润滑效应、波及效应、诱导效应，而工业化对流通的影响主要有拉动效应、支持效应和渗透效应。商贸流通业除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产生影响之外，对整体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任保平，2010）。
　　本文与现有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1）本文在Fujita等（1995）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城市内部工业品流通效率因素，分析城乡之间农产品流通效率、城乡之间工业品流通效率和城市内部工业品流通效率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影响；（2）本文利用了中国1978年～2009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流通业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样本分析更具代表性；（3）本文分析了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在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
　　二、理论分析
　　我们采用Fujita等（1995）模型分析城乡商贸流通交易效率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影响，在本文模型拓展中借鉴了杨小凯（2003）对FujitaKrugman模型的简化方法。假定所有劳动者是同质的，每个人拥有一单位的劳动禀赋，劳动者的数量为〖WTBX〗N，劳动者可以在城市和乡村自由迁移。假定农产品种类为一种，工业品种类为n种，n内生地决定。土地是同质的，工业品生产不需要土地，地区的中心点代表城市，所有的农业劳动者匀质地分布于城市周围。每个消费者消费农产品与工业品，农业劳动者的最优化行为如下：
　　MaxuA=yαA[n（θxA）ρ]（1-α）/ρ（1）
　　s.t.pAyA+npMxA=wA（2）
　　其中，yA表示农业劳动者消费农产品的数量，xA表示农业劳动者工业品的消费量，pA表示农产品的价格，pM表示工业品的价格，wA表示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θ在本文的分析中居于重要地位，他表示了工业品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的高低反映了商贸流通发展水平。为简化分析，假定了农业劳动者消费农产品交易成本为零，交易成本只在消费工业品时发生。
　　我们由（1）和（2）式可得农业劳动者的需求函数和效用函数如下： 　　yA=αwA/pA（3）
　　xA=（1-α）wA/npM（4）
　　uA=αα（1-α）αn（1-α）（1-ρ）/ρθ1-αwA/pαAp1-αM（5）
　　同理，工业劳动者的消费决策如下：
　　MaxuM=（εyM）α[n（μxM）ρ]（1-α）/ρ（6）
　　s.t.pAyM+npMxM=wM（7）
　　其中，yM和xM分别表示城市劳动者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消费量，wM表示工业劳动者工资水平。ε表示城市居民消费农产品的交易效率，本文与FujitaKrugman模型假定城市居民购买工业品交易成本为零不同，我们在城市内部也引入工业品的交易效率μ。相应地，我们可求得城市劳动者的需求函数与效用函数如下：
　　yM=αμwM/pA（1-α+αμ）（8）
　　xM=（1-α）wM/（1-α+αμ）npM（9）
　　uM=αα（1-α）1-αn（1-α）（1-ρ）/ρεαwMμ/
　　（1-α+αμ）pαAp1-αM（10）
　　在城市部门，假定每一种工业品的生产都具有相同的报酬递增生产技术，劳动投入L，生产Q单位工业品，相应地
　　L=f+aMQ（11）
　　其中，f表示每种工业品生产的固定成本，aM表示边际劳动投入。利用工业品生产的零利润条件，可得均衡产量Q为
　　Q=γf/aM（12）
　　其中，γ=ρ/（1-ρ）。
　　假定在农业部门生产一单位的农产品需要a单位劳动和一单位土地，相应地农业生产的零利润条件可得：
　　pA=awA（13）
　　在本文的分析中已假定劳动者可以在城市和乡村自由迁移，相应地农业部门劳动者与工业部门劳动者效用函数将相等，即uA=uM，同时利用（13）式可得：
　　wA=〖SX（〗μ〖〗1-α+αμ〖SX）〗・〖SX（〗εα〖〗θ1-α〖SX）〗，wM=1（14）
　　为简化分析，我们用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作为计价物。
　　在本文的分析中已假定农业劳动者为N，我们用NA表示农业劳动者的数量，NM表示工业部门劳动者的数量，从而NA+NM=N，相应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为：
　　NM=n（f+aMQ）=nf（1+γ）（15）
　　我们根据杨小凯（2003）的方法，可得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为：
　　NA=a[（αNA/a）+α（N-NA）/awA]（16）
　　我们将（14）式代入（16）式，可得：
　　NA=αNθ1-α/（εα-εαα+αθ1-α）（17）
　　其中，=μ/（1-α+αμ）。
　　劳动市场出清的条件，要求NA+NM=N，从而可得：
　　〖JZ（〗αNθ1-α/（εα-εαα+αθ1-α）+nf（1+γ）=N〖JZ）〗（18）
　　据（18）式，我们可得均衡的工业品数量n，n表示了工业化程度和水平
　　〖JZ（〗n=〖SX（〗N〖〗f（1+γ）〖SX）〗[〖SX（〗μεα（1-α）〖〗（1-α）εαμ+α2μθ1-α+α（1-α）θ1-α〖SX）〗]〖JZ）〗（19）
　　同时，我们可得城市化率：
　　〖JZ（〗〖SX（〗NM〖〗N〖SX）〗=〖SX（〗μεα（1-α）〖〗（1-α）εαμ+α2μθ1-α+α（1-α）θ1-α〖SX）〗〖JZ）〗（20）
　　对（19）和（20）式，求导可得
　　〖JZ（〗n/ε>0，（NM/N）/ε>0〖JZ）〗（21）
　　〖JZ（〗n/θ<0，（NM/N）/θ<0〖JZ）〗（22）
　　〖JZ（〗n/μ>0，（NM/N）/μ>0〖JZ）〗（23）
　　（21）、（22）和（23）式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农产品交易效率、城乡之间工业品交易效率和城市内部工业品交易效率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命题1：随着农产品交易效率和城市内部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升，工业品种类将更为丰富，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充分印证了商贸流通效率对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命题2：城乡之间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升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的商贸流通需要牺牲部分效率，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权衡。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选取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主要考察商贸流通如何影响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在变量选取过程中，我们选择非农产业比率（Nof）和城市化率（Ubr）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商贸流通发展水平的人均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jrc）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引入投资率（Capi）、出口比率（Exp）以及人均GDP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对模型设定如下，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
　　Nofit=α+α1Rjrcit+∑〖DD（X〗i〖DD）〗αiXit+εit（24）
　　Ubrit=γ+γ1Rjrcit+∑〖DD（X〗i〖DD）〗γiXit+εit（25）
　　其中X为其他影响工业化、城市化因素的潜在变量，包括：人均实际GDP 一次项（RjGDP）和人均实际GDP平方项（RjGDP2）， 简新华等（2010）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存在S型关系；投资率（Capi）表示各地区资本形成率占地区GDP比率，张军（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资本形成对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显著影响；出口比率（Exp），表示地区出口总额占地区GDP比率，该比率反映了地区国际经济的参与度；我们引入西部虚拟变量，分析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变量设定中，西部地区为“1”、其他地区为“0”。 　　（二）数据描述
　　我们选取了中国29个省份1978年～2009年间面板数据，包括城市化率、非农产业比率、出口比率、人均实际〖WTBZ〗GDP和人均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各地区1978年～2004年间资本形成率、城市化率、非农产业比率、人均实际GDP和人均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4年～2009年间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实际人均GDP和人均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采用各地区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因部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存在缺失，对于缺失数据采用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替代。
　　（三）检验结果
　　表1的回归结果（1）、（2）、（3）和（4）均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于城市化、工业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其中商贸流通发展对于城市化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很好地验证了前文的假说，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工业品的交易范围，促进分工深化，发挥专业化优势，推动工业化进程。事实上，中国商品流通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也较高。同时，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集聚，有利于城市化发展。
　　回归结果（1）、（2）表明，投资率对于工业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相反回归结果（3）、（4）则表明，投资率对于城市化的作用显著为负。投资率对于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利用户籍和土地制度的限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低价工业化、高价城市化的偏向型政策。反映地方经济国际参与度的出口比率变量在回归结果（1）、（2）中对工业化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3）、（4）中出口比率对于城市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区域分割、城乡分割、产业分割型政策，扭曲了开放度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
　　回归结果（1）、（2）表明，人均GDP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GDP的提升，工业化呈现倒U型曲线。回归结果（3）、（4）表明，人均GDP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呈现U型特征。随着人均GDP的发展，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已接近90%，工业化增长速度将进入平缓期。相反，我国城市化率刚刚跨过50%的门槛，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发生背离，城市化仍处于加速阶段，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改革现有的户籍与土地制度的迫切性，通过改革户籍与土改制度，释放城镇化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回归结果（2）、（4）表明，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均显著为正，在引入西部虚拟变量后，回归结果（2）、（4）相对于（1）、（3）在系数大小、方向上并无显著变化，说明结果较为稳健。同时也表明，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我们可以通过反映流通效率的库存率说明流通效率改善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意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商品批发和零售领域库存比率接近70%，此后随着商贸流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流通效率不断提升，库存比率在2000年前后降为5%左右，此后基本稳定。流通效率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流通成本，从另一角度讲也就提高了效益。事实上，在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最终消费者不仅承担了商品的生产成本，而且也支付了相应的流通成本，依靠流通成本的节约也就相应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当前，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工业品流通效率仍然较低，中国商贸流通业在县及县以下所占比率不断降低，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在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建设中承担主要角色的县及县以下销售单位社会消费品零售呈现恶化趋势，同时也说明建立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只有加强县及县以下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加大商贸流通体系的覆盖面，才能扭转商贸流通体系不均衡的现状。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考虑城市内部工业品流通效率因素基础上，综合分析了城乡之间农产品流通效率、城乡之间工业品流通效率和城市内部工业品流通效率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产品和城市内部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升，将提升工业品种类，促进城市人口的增长。不过，城乡之间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升对经济效率提升和城乡一体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从商贸流通角度为解决我国“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刚刚跨过50%的门槛，城市化加速阶段意义更为凸显。
　　本文结论的启示是，应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加快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为分工范围的扩大与专业化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进一步发挥集聚经济。同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市场分割是造成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我们应通过改革户籍与土地制度，消解市场分割所造成的流通成本过高的问题，促进国内大市场的形成，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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