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权力、市场化进程与经理超额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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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市场化进程对于经理权力抑制作用所产生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经理权力越大，经理所获得的超额薪酬越多；企业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能够显著影响经理通过个人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能力；外部制度环境对于经理权力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关键词：经理权力；外部制度环境；产权性质；超额薪酬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Y061）；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Q12G030029）
作者简介：陆智强（1980-），男，辽宁沈阳人，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会计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研究；李红玉（1981-），女，辽宁抚顺人，宁波工程学院讲师，企业管理博士，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108-06收稿日期：2012-08-08
引言
自现代公司制企业成立以来，有关经理薪酬激励的相关问题一直吸引着各国学者的注意，以致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经理薪酬本身的增长（Murphy，1999）。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逐渐反思“最优契约论”下高管薪酬激励在公司治理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从分析经理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性，到经理薪酬的粘性问题（Jackson et al， 2008），无一不指出经理薪酬制定机制出现了问题，经理由此获得了超额薪酬。在现实中，人们却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长率要高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率，甚至出现了上市公司利润负增长而高管薪酬正增长的“倒挂”现象（权小锋 等，2010）。
Bebchuk等（2002）首次提出与最优契约论相对应的管理者权力论，并指出经理会将手中的权力，渗入到董事会制定薪酬的过程中，由此获得超过最优契约的超额薪酬。权小锋等（2010）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的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随着权力的增长，管理层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获取超额薪酬。不仅如此，当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人员会获得较高的薪酬增幅；而在业绩下滑时，高管人员的薪酬存在着明显的粘性特征，而且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加，这种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敏感性的不对称性越强（方军雄，2011）。此外，我国企业所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并不一致（樊纲 等，2003），因此，外部治理机制对于经理获取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强度也必将有所不同。
有鉴于此，笔者以我国2009年度至2011年度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于超额薪酬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其外部治理机制对于超额薪酬影响的差异。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以往学者大多选择薪酬总额或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来衡量经理权力所产生的私人收益，相比之下，超额薪酬这一薪酬增量更能直观、具体地反映经理利用权力获取的额外利益。（2）不同制度环境下，经理通过个人权力获取私人收益是具有差异性的，这一问题经常会被以往研究忽略。本文利用市场化进程变量来刻画制度环境，使得研究更加细致、全面。（3）本文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制度抑制企业经理获取超额薪酬的能力是否存在差异，更加符合当前我国企业产权性质的现实背景。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二部分为样本选择与变量设计，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结果及讨论，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HT5SS〗
（一）经理权力对于经理超额薪酬的影响〖HTSS〗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两权分离的运作模式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但由此也引发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实践中，薪酬契约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用于解决二者之间的代理问题。通过将高管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相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约束经理的“败德行为”，这一观点就形成了经理薪酬激励的“最优契约论”。但通过实证检验，学者们纷纷发现经理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很低。Bebchuk〖KG-*5〗等（2002）针对“最优契约论”，提出了“管理权力论”，认为经理薪酬并不仅仅是解决代理问题的工具，其本身也是一种代理问题。经理利用手中的权力俘获公司董事会，并由此获得超过最优契约的超额薪酬。Bebchuk〖KG-*5〗等（2004）系统分析了经理利用权力牟取租金的过程，他们指出经理权力已经渗透到薪酬制定的各个层面上：首先，经理能够利用其权力来影响外部董事的任命。其次，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后，将受到内部董事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没有勇气就薪酬激励方案与CEO展开面对面地争论。最后，即使外部董事坚持就薪酬方案同CEO展开争论，他们也会因为既无物质激励又无充足信息而败下阵来。
在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中存在着缺陷，如企业内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外部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控制权市场并未真正形成（张维迎，2005）。这些治理缺陷的存在使得我国企业的经理更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自身薪酬的制定。经理权力越大，经理薪酬越高，而经理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越小（李维安 等，2010）。据此，笔者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经理超额薪酬与经理权力正相关。
（二）市场化进程对于经理超额薪酬的影响〖HTSS〗
在企业的实际运作中，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不仅与公司内部治理情况有关，而且会受到公司所处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La Porta等，2000）。夏立军等（2005）指出政府治理、制度环境、市场竞争等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比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更为基础的层面，这些外部治理要素会影响到企业契约的顺利签订和执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效率。在实证研究方面，La porta〖KG-*5〗等（2002）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后指出，公司所处国家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效率越高。 以La Porta〖KG-*5〗等学者为代表的国外研究都有一个暗含的假定，即在国家内部，各公司所面临的法律、制度环境是无差异的。这一假定对于国土面积较小或者经济、法律制度发展比较均衡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巨大、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来说，这一假定就不具有合理性（雷光勇 等，2007）。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不是简单的一项规章制度变迁，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因而我国各地区之间的法律、制度环境会有所不同。樊纲等（2003）通过对中国各地市场、经济、法律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市场化进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外部治理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替代机制，将会有效弥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陷，降低经理对于股东利益的侵害。一般来讲，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通常较好。在这些地区，企业外部经理人市场较为发达，政府治理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些因素将会提升经理获取超额薪酬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说，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抑制企业经理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超额薪酬。据此，笔者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经理权力对于超额薪酬的影响程度越低。
（三）产权性质对于外部治理效用的影响〖HTSS〗
产权性质作为企业微观因素的核心，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化进程这一宏观因素对于超额薪酬的作用方式与程度。根据最终控制人性质，我国上市公司又可以具体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①。在国有企业内部，由于存在“所有者缺位”的制度缺陷，加之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据此产生内部人控制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失效等问题，导致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公司经理更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董事会制定薪酬的决策，进而为自身谋求更多的私人收益。因此，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外部治理机制更有可能发挥作用。
与之相对，在民营企业内部，一般都存在着控制性大股东，股东对于经理的监管机制较为完善，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并不像国有企业那样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经理运用手中的权力干预董事会制定薪酬决策，进而为自身谋取私人收益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监督经理的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外部治理机制抑制经理权力对于超额薪酬影响的程度将有限。据此，笔者提出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与民营企业相比，市场化程度对于抑制国有企业经理利用权力获取超额薪酬的效应更强。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设计〖HT5SS〗
（一）样本选择〖HTSS〗
笔者选取2009年度～2011年度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选择样本时，考虑到样本公司数据的可比性，剔除了同时发行B股、H股的样本，并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了避免异常值和缺失值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剔除了数据不全的公司以及ST公司，最终得到333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2009年1099家，2010年1113家，2011年1120家。研究中的数据主要取自CSMAR和CCER数据库，分析中使用了SPSS、Eviews和Excel等统计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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