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区域创新能力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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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部在我国地理分布上承东启西，因而中部崛起则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中部各省会城市的发展既对本省经济起决定性影响，又对区域经济产生联动作用，故而成为关注的焦点。笔者基于知识流动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进行了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同时，结合区域创新能力的实证评价结果和六地相关政策的对比，梳理了区域创新发展的有效政策建议，并分析了不同区域的创新能力存在的现实差距及差距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区域创新；知识流动；中部六省；政策对比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GB07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178）
　　作者简介：郭子枫（1985-），男，河南林州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跨国公司管理研究；崔新健（1962-），男，山东沂源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跨国公司管理和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刘轶芳（1981-），女，黑龙江大庆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核算和数理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14-06收稿日期：2014-02-27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在中央积极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背景下，创新型城市的建设①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按照国家科技部的数据，截至目前已批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57个，这说明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布局层面。中部省份的省会城市包括：南昌、长沙、武汉、合肥、郑州、太原，其在各自省域内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资源配置的绝对优势，因此是推动中部六省创新、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对于中部六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及比较从创新型城市层面，则落到针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评价研究。
　　目前，对于中部六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独立区域的创新能力评价，如林青（2011）对江西省、谢蕾蕾（2013）对河南省、钟俊杰等（2012）对安徽省进行了研究，等等。而且，由于采用的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并不统一，因此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另一方面则是对中部六省的比较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创新的某一环节或某一方面。如杨建仁（2011）评价比较了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张卫星等（2007）针对中部六省的知识创造能力进行实证比较，等等。相关研究虽尝试避免评价原则与指标的不统一问题，但仍缺乏对区域创新能力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关于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2）主要从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五个维度建立一级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为后来很多学者建立区域创新能力指标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如黄晓治等（2006）、柳卸林等（2002）的区域创新评价研究；还有一种较为传统的指标框架则是建立在区域创新投入、产出、环境三个方面（万勇 等，2009）；詹湘东（2008）则以知识基础、知识扩散、知识共享、知识应用和知识环境为一级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本文在作者前期研究所构建的基于知识管理角度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2007年与2012年两个年份的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结果，结合中部六省近年出台近200项与区域创新相关的政策文件的系统比较，以期挖掘这六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为各省市政府正确认识区域地位、制定区域宏观战略规划和政策参考建议提供基本的参考依据。
　　二、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区域创新能力实证比较（一）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本文依据崔新健等（2013）所构建的基于知识管理流动模型（图1）。
　　在相对较底层的环境支撑的基础上，知识经过知识创造过程由隐性知识转化为论文、专利等显性知识。显性知识通过知识商品贸易、技术合作等市场化扩散方式或科技座谈、展览等非市场化方式进行扩散，从知识创造的源头（高校、科研院所、研发中心等）流动到知识使用方――企业。企业根据自身产业需要以及主客观因素，如资金、人力、政策要素等做出判断，进行选择决策；企业根据其选择的知识，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最终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知识的应用。同时，该层面的知识应用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环境，知识应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发展了区域经济水平、提升了区域创新环境；知识应用产生的科技效益，如科技专利水平、科研论文数量的增加等，都会增加知识积累，从而为更高层的知识管理流程提供了相应的环境支撑。在新的环境因素支撑下，知识将开启第二轮知识创造、知识扩散、知识选择、知识应用各过程。同时，知识应用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继续作用于区域创新环境的提升，为更高层的知识管理流程提供环境支撑。伴随着环境因素的不断升级，知识管理流程将持续向更高层次的知识管理发展，从而表现出图1中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基于知识流动理论模型所构建的区域知识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4个一级指标（知识创造、知识扩散、知识选择和知识应用）、8个二级指标（隐形、显性知识创造，市场化、非市场化扩散，主、客观选择因素，宏、微应用）、21个三级指标（详见表1）。
　　表1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②
　　一级
　　指标1二级指标1三级指标知识1隐性知识创造1创造投入能力、创造产出能力、创造环境因素创造1显性知识创造1创造投入能力、创造产出能力、创造环境因素知识
　　扩散1市场化扩散1技术交易扩散、技术合作扩散、知识商品扩散、资本投资扩散1非市场化扩散1知识交流、知识合作知识1主观选择因素1人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选择1客观选择因素1金融要素、政策要素知识1宏观应用1经济绩效、科技成果应用1微观应用1企业创新产出、高校及科研机构创新产出 　　（二）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的选择
　　本文旨在对中部6个省会城市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从而考察6个城市区域创新能力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情况以及城市之间的差距所在。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年、2011年郑州市、武汉市、长沙市、太原市、合肥市、南昌市统计年鉴及科技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的科技局官方网公布的统计数据。
　　选用德尔菲法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的赋权方法，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来进行综合评价。赋权过程及综合评价过程均采用SPSS18.0软件计算完成。
　　（三）评价结果及分析
　　1.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的结果分析
　　针对中部六省会城市2007年和2012年综合评价结果见表2。
　　城市1综合评价2012年得分1排名112007年得分1排名1排名
　　变化武汉188.28111186.461110→长沙181.03121178.341311↑郑州179.55131181.751211↓合肥176.60141166.781612↑太原170.12151174.591411↓南昌169.09161168.521511↓数据来源：中部六市各自的统计年鉴、科技年鉴
　　根据表2的综合评价结果，武汉市的得分最高，两个年份均排名第一；长沙从2007年得分78.34排名第三位，2012年超过郑州排名第二；郑州市创新能力相对稳定。总体来说，中部六省会城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距，武汉相对较强，而南昌、太原相对较弱。
　　2.一级指标评价结果分析
　　表3针对2007年、2012年，6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区域创新能力的一级指标分解。
　　在知识创造方面，武汉市均排名第一，说明其知识创造能力优势长期保持；而郑州市呈下降趋势；长沙、合肥的知识创造能力提高，且合肥进步明显。在知识扩散方面，长沙由2007年的第三名上升至2012年的第一名，说明其在知识扩散方面成效显著，因此其相关经验也是值得重点关注并借鉴的。在知识选择方面，武汉最为突出，太原相对落后。在知识应用方面，郑州和合肥的进步明显，而长沙和太原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武汉处于最高水平。
　　综上分析，武汉在这6年中创新能力最突出；长沙与郑州次之，且差距比较小，分列第二、三名；合肥的创新能力基础相对较低，但进步的幅度较大。太原和南昌虽然相较自身也取得了进步，但由于创新基础和环境相对落后，在6个城市中处于较弱的位置。
　　三、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区域创新政策的对比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六个城市间创新能力所表现出的横向差距是有原因的，除区域创新投入及创新效率等因素外，还与城市本身的地域特点相关；而六个城市在创新能力中所表现出的纵向差距，则可能来源于各市的创新政策差异。
　　因此，本文一共梳理了中部6个省会城市近10年出台的181个与创新相关政策文件，尝试通过政策对比找出区域创新能力差距产生的原因所在，同时对比结果可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一）知识创造能力政策比较分析
　　知识创造属于知识创新的范畴，是指在原有知识基础上，新知识革新性地出现。它不仅指对原有知识的转化，更多的是指对原有知识的创造性突破。知识创造从投入、产出、环境3个角度来衡量，具体比较结果见表4所示。
　　表中为政策文件编码，如“2010―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对应“发布年份―文件名称”（表5、表6标注相同）。
　　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隐性知识投入和产出方面武汉市部分政策值得借鉴；显性知识创造投入方面，太原、武汉、长沙的部分政策相对突出。
　　在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建设方面，武汉市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出台的“关于批转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中提出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发展与完善科技保险保障机制等政策；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其出台的“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中提出重视这方面的建设，为科研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如增加投入支持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符合国家条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支持企业或个人以多种形式建立企业研发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建立新型研究机构（如虚拟研发中心）等；此外，还提出了加强科研、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机制的政策，如建设国家海外高层次研发人员创新创业基地、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提高人才的待遇等。
　　技术企业12010―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2008―关于批转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国家重点实验室
　　或研究中心12010―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研究开发人员12010―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1长沙1太原显性知识
　　创造1专利申请12001―武汉市专利管理条例
　　2010―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12003―长沙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12009―太原市科技局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意见技术改造投入1武汉12003―长沙市技术改造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政府科技投入12004―市科技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区级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6―武汉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10―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12007―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经费及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2007―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暂行规定1太原注释：表4中并未列出所有6个城市的相关政策，筛选原则为依据的综合评价结果，筛选出该方面较为突出或相对落后的城市，后以关键词查找相关文件中相关内容。
　　在显性知识创造方面，武汉、长沙和太原都有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政策措施。为了激励专利申请增长，武汉市在2001年和2010年出台的“武汉市专利管理条例”、“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提出了设立专利资助资金、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励、支持专利技术标准化，建立标准联盟等政策；长沙也在2003年出台的“长沙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出了对不同类型的专利设立详细的补助的额度标准的政策；太原则在2009年的文件中提出了企业专利特派员和专利专员制度，以此加强企业专利服务工作。在技术改造方面，长沙市2003年出台的“长沙市技术改造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设立市技术改造引导资金，用于扶持龙头企业和其他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的政策值得借鉴。在政府科技投入方面，武汉市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10年出台的“市科技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区级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武汉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其与长沙2007年出台的“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经费及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提出的政策建议较相似，主要集中在三方面：提高政府投入比例；对于政府科技投入的使用范围，设置更灵活合理，如设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对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配方式，更多样化并且有针对性，如采取无偿资助、贷款贴息、风险投资等方式给予支持。 　　（二）知识扩散能力政策比较分析
　　知识扩散着重评价由知识发送者扩散到知识接收者的这一过程。本文所指的市场化扩散，具体包括技术交易扩散、技术合作扩散、知识商品扩散和资本投资扩散等总结为；非市场扩散则指若通过区域内非市场渠道，如知识交流和知识合作等。表5梳理出太原、武汉、长沙三城市的市场扩散相关政策。
　　合作12011―太原市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指导意见12008―关于批转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1长沙表5中武汉市、太原市在市场扩散方面提出了对区域创新较有效的政策建议。在促进技术市场交易方面，武汉市在2005年、2006年、2008年出台的“武汉市技术市场条例”、“武汉市技术市场条例实施办法”、“关于批转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中，提出了成立技术交易信用征信机构，从而规范技术交易市场、完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提高技术交易的有效性、加强技术转移及专利信息利用等的政策，如企业符合条件，从市科技三项费中一次性给予不低于30万元的资助。这些政策都有效地促进了武汉市技术市场的发展及其在创新建设中的作用。在技术推广方面，太原市2009年出台的“市科技局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和2011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推广中信息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建立社区科技特派员（负责把各种科技知识以及知识产品在社区进行介绍与推广）制度、推动数字化社区建设、对技术推广人员进行分领域、分行业、有计划的培训等政策。
　　非市场扩散方面，在科普活动建设上，长沙市2005年和2010年出台的“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长沙市科普专业场馆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中提出科普阵地建设经费每年安排不少于15%、规范科普专业场馆的认可制度、对科普活动的受众群体进行分类并针对性的进行科普宣传的政策值得其他城市参考；加强产学研合作及其对非市场扩散的推动作用。太原市2011年出台的“太原市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和武汉市2008年出台的“关于批转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中提出建立成果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合作主体采取共同出资、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等方式参与收益分配，共同组建产学研合作载体、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和产业联盟等的政策。
　　（三）知识选择能力政策比较分析
　　知识选择是区域内创新主体根据自身意愿，且有能力地选择出所需要的知识的过程，是提高创新产出的基础。根据本文的实证评价结果，2011年武汉市、长沙市在知识选择能力方面排名前三，表6详细梳理出二者的相关政策。
　　表6知识选择政策比较
　　二级指标1关键词1武汉1长沙主观选择1企业家创新精神12010―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12005―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客观选择1担保服务体系12008―关于批转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12003―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若干意见
　　表6中的武汉市和长沙市不仅在主观选择方面还是客观选择方面，都提出了一些较为有效且值得借鉴的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企业家创新精神建设以及担保服务体系建设两方面。在企业家创新精神建设方面，长沙市2005年出台的“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和武汉市2010年出台的“武汉市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方案”都提出组织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分批赴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集中培训、考察以及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大力开展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继续教育等政策。类似的，本研究认为还可以设立科技发展基金企业家创新领导力发展计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开展企业家创新领导力发展计划的培训工作，从而提高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在担保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长沙市2003年出台的“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用来对担保机构的补贴以及直接委托给专业担保机构运营、对担保机构的建立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外地资本雄厚、运作良好的担保机构来本地设立分支机构开拓业务，或者收购、兼并、参股本市担保机构等政策；而武汉市2008年提出的“关于批转加快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了建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探索创立多种担保形式，鼓励开展知识产权、企业股权、仓单、提单和应收账款质押试点工作等相关手段。
　　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因其评价体系的完整性以及数据的时效性，是目前中部6个省会城市较新、且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通过六个省会城市的横向比较分析，也从2007年和2012年两个时间点上对每个城市进行了纵向的对比趋势研究。通过横向、纵向的比较发现六个城市间区域创新能力存在的差距，这些评价结果也为挖掘其产生差距的原因以及对此提出借鉴参考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指标体系评价的结果，结合对六个城市近200个与创新相关的政策文件进行比较，本文也从政府角度对促进、完善以及更好地发挥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有价值的分析研究，既为政府进行区域创新建设制定宏观战略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也为中部六省相互之间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建设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知识应用方面的考察多为结果性指标，体现于其实现的社会、商业价值。知识应用优劣本质上取决于知识创造、知识扩散及知识选择过程。同时针对这方面的相关政策也较为少见。因此，本文中并未对知识应用方面的区域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2010。
　　②在实证测评过程中，针对21个三级指标，本文最初设计了144个四级指标用于具体测算。在实证测算过程中，根据六个地区统计数据的获取情况，最终计算出96个四级指标用于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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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校：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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