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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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笔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利用两次全国地理标志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产品出口额的前提下，地理标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地理标志保护有助于农业经济发展。为了巩固地理标志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地理标志保护的投入，完善地理标志立法，并尽快出台农地流转制度。
　　关键词：地理标志；农业经济；农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出口额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ZH06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ZH109）
　　作者简介：李启平（1965-），男，湖南邵东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环境会计和公司治理研究；赵 溯（1988- ），男，湖南邵东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晏小敏（1966- ），女，湖南湘乡人，湖南科技大学期刊社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农村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26-05收稿日期：2013-06-17
　　引言
　　中国农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护农业生产的生态功能，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理标志作为一项工业产权制度，对农业、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轨迹，地理标志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了推动农业经济发展，1994年我国开始对农产品给予地理标志保护，从此以后我国地理标志数量逐年增加，政府、企业和农民都越来越重视这项制度对农业、农村经济的激励作用。地理标志的突出特征是属地性，它蕴含着特定区域农产品的人文、地理、品质等属性，是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经济工具，是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授予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垄断经营，获取超额收益，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地理标志是一个区域性概念，对辖区内各种资源进行整合，提高了农产品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过来，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加强地理标志的保护。本文从宏观层面研究地理标志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价值在于深入分析了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等指标与地理标志的关系，为政府制定农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策略，在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上的创新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地理标志保护是近20余年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重要议题之一。自从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首次提及“产地标记”的保护，地理标志作为一项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Solow（1957）的经济增长贡献模型明确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自此学术界展开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Lucas等（1988）和Rome（ 1990） 等人提出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Zografos（2008）探讨了地理标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他认为地理标志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工具。Parwar（2009）则认为，地理标志保护有助于农产品公平竞争和国际贸易。众多学者利用数据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Gould等人（1996 ）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Thompson等（1996）得出的结论是有影响，但不显著。Park（2008）的研究结论是间接影响。总的来说，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肯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将地理标志保护放在知识产权范围内进行研究。
　　国内学者对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概念和现象层面度进行描述。王寒等（2008）解释了地理标志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从地域、产品类型等方面阐述了地理标志的结构，并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重要意义。熊晚珍等（2012）通过对安庆市的地理标志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地理标志实施传统特产的地理标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保护机制。尚旭东等（2013）认为地理标志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部门执法不统一、不协调，而且申请地理标志的过程不规范，容易产生“一地多标”的现象。而陈思等（2008）通过对湖北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完善地理标志登记管理工作制度是推进地理标志发展的关键，并且总结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二是从法理层面对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进行研究。曹新明（2007）认为，我国商标保护制度与登记保护制度存在大量问题，并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视角提出双轨制和所有权制度，认为只有改进双轨制并用所有权替代商标注册，才是完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可行方案。杨永（2013）从法律视角分析了我国地理标志制度的不足之处，强调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国际经验来建立我国统一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只有完善地理标志的法律制度，才能保护与地理标志相关的农业生产的经济、文化和生态价值。目前以商标法保护为主的模式在立法与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巨大缺陷，有必要重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制度。
　　三是地理标志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管理存在问题，数据获取比较困难，导致实证研究文献匮乏。董雪兵等（2012）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在转型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增长效应。周曙东和张西涛（2007）以陕西苹果为列，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地理标志对苹果纯收益率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刘华军（2011）运用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对农业总产值以及农民纯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地理标志存在集聚特征，但是地区内仍存在差异。目前研究结论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对某一地区单一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实证研究，缺乏全国性的、宏观层面的实证和机制研究。本文试图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依托全国两次地理标志普查的数据资料，以农业总产值、农业规模化生产和农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产品出口额作为控制变量，研究地理标志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与常规农产品相比，具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在品质、安全性等方面更具保证，消费者认可度更高，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同时，市场经济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带来了契机，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从两次全国调研情况可以看出，地理标志数量快速增长。对比各个地区的地理标志发现，注册地理标志越多的省份，其带有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产值也越大，农业经济发展越好。据此提出：
　　假设1：地理标志对农业总产值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与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制度创新密切相关。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农业制度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类型。地理标志是对一定区域内的农产品进行认证，确保区域内生产的农产品具有相同的品质和安全性。此外，集约经营比分散经营对产品质量更有保证，在建立地理标志保护的地区，更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农耕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转移，吸引资本进入农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刘莉君，2013）。据此提出：
　　假设2：地理标志对农业规模化生产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地理标志的显著特性在于它的地域性，农产品只能在一定区域内进行生产、加工，由于资源的垄断性和稀缺性，造成农产品产量有限。加之该区域的农产品替代性较低，从而形成垄断生产与经营，获取更高的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据此提出：
　　假设3：地理标志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1.模型设定
　　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除了地理标志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工业化和科技发展水平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将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中国长期以来是农产品出口国，改革开放前，农产品出口在整个对外出口占主导地位，目前，农产品出口在整个出口中比例不断下降，但国外对农产品质量要求比国内严格，而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葛干忠，2013），因此，我们将农产品出口额也作为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y分别是农业生产总值、农业规模化程度和农村居民收入。其中y1表示农业总产值，y2表示农业规模化程度，我们以农村企业个数来衡量，在当代中国农村，分散经营大量存在，农村企业数量越多，说明集约程度越高。y3表示农民人均收入；3个解释变量为x1、x2和x3，其中x1表示地理标志个数，x2表示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x3表示农产品的出口额。笔者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lny=c+β1lnx1+β2lnx2+β3lnx3+u
　　模型中c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u为误差项。
　　2.数据描述
　　本文以仅有的全国两次地理标志调研为背景，全国地理标志的两次调研分别发生在2005年和2011年中旬，所以运用2004年和2010年的数据。本文采用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分别以农业总产值，农业企业以及农民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这3个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农业经济发展的指标，比较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地理标志作为解释变量，农业固定资产总投资以及农产品出口额为控制变量。农业固定资产总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农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2005年和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农产品出口额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农业企业的数据也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鉴》。地理标志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两次地理标志调研，部分来自中国工商总局和农业部。相应的统计数据描述如表1所示。
　　（三）结果分析
　　笔者运用eviews6.0软件作为分析工具，通过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2004年的回归分析见表3。模型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拟合优度为0.85，说明模型设计符合实际情况；地理标志的系数为0.36，说明地理标志对农业总产值具有正向影响，地理标志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总产值就增加0.36个单位。回归结果显示农业固定资产总投资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地理标志与农产品出口额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拟合优度为0.79，地理标志的系数高达0.9，说明地理标志对农业企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理标志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企业就增加0.9个单位。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对农民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显著，假设3没有通过检验。我们推测，第一，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生产销售的农产品种类繁多，带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在整个农产品销售收入中所占比例太少，因地理标志保护带来的超额收益不足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整体收益，这说明政府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力度不够，地理标志在农业生产中的引领作用没有体现出来；第二，我国的统计数据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分为农业生产收入、外部打工工资收入、资本财产收益和转移支付4个部分，因地理标志带来的收益不能与以上收入分开核算，数据可得性可能会导致实证结果不显著。但以上3个模型均通过了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异方差，说明模型估计是可信的。
　　2010年的计量模型结果见表4，运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拟合优度为0.88，说明地理标志对农业总产值具有正向影响。地理标志与农产品出口额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拟合优度为0.85，同样地理标志对农业企业具有正向影响。在以农村收入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地理标志的系数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地理标志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2004年的回归结果相一致。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利用2010年和200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理标志对农业总产值和农业生产规模化都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地理标志保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最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制度，具有高附加值与品牌效应。基于此，我们认为，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应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政府在资金和技术上大力支持地理标志的发展。政府应当扶持地方龙头地理标志，延长其产业链，将地理标志分层次保护，选择重点地理标志优先发展，帮助其打开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二是完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目前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不完善，存在多头监管的混乱现象，严重阻碍了地理标志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的发挥，完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是农业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三是加快农地流转制度建设，促进土地流转，为发挥地理标志的聚集效应创造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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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沈育校对：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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