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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伦理的生态价值取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杨青

  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使原本分离的民族国家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碰撞,原本具有特异性的民族伦理逐渐升华到全球伦理高度。这既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体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全球伦理——历史的必然
  1967年,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其名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了地球村(globalvillage)的概念。地球村是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生存空间及生活方式的合理描述,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技术革命的便利,使彼此隔绝的大陆间的交流在瞬间完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极为便利。从这一角度看,地球正逐渐从分离走向整体,成为一个共同的聚落,承担共同的责任。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虚拟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存在使得交流更加通畅,信息交流具有无中心化的特质,而传统机构垄断的传播机制则受到挑战,这一切有如无形的网络把地球覆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个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开放式交流,时间和空间的区别变得无足轻重。在封闭时代中形成的民族个性和文化间差异,逐渐在交流中展现出共性,在互动中建构共识,反映全球化和全球伦理的必然性的展开及发展。
  全球化时代构建有别于过去的具有普适性的全球伦理,有助于人类适应未来社会,实现康德永久和平的蓝图;同时协调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解决技术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的矛盾。全球伦理既要超越个体和民族偏狭,上升到人类整体高度;又要尊重个体独立,在连续互动中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显然,全球伦理建构过程是开放的,需要广泛的参与和宽容信念的支持。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伦理世界之为无限或整体”一章中指出:整体是所有部分的一个稳定的平衡,而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自得自如的精神;这精神不向其自己的彼岸寻求满足,而在其本身即有满足,因为它自己就存在于这种与整体保持的平衡之中。全球伦理体现了个体道德要求和人类整体价值观的统一。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进一步回顾了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直至基督教的历史脉络,指出希腊城邦不可避免的衰亡,乃由于城邦的地方性造成其伦理的偏狭性;只有建立在普遍法则基础上,冲突才会停止。因此世界帝国的产生是一种必然,是普遍本质的实体化,而基督教的更为普世的原则也最终超越了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肯定了人类社会从分离到整体的辩证运动过程,尤其是普遍伦理的最终形成。全球伦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把生态保护作为重要的伦理要求,改变长期以来的人类利益至上立场,以一种真正的生态平等观念去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映了全球伦理的生态主义内涵。
  全球伦理生态价值的特征
  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以衣食住行的保障为基础,生产的进步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消耗,但是决非无限度的获取。对生态伦理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古代社会,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朴素的生态理念,向自然过度的索取有违道德,甚至会遭到社会规范和法令的限制。这既是可持续生产的需要,也是深刻的生命平等观的萌芽。印度佛教尤其倡导众生平等,这不仅是人与人的平等,更是一切生命间的平等。中国的自然哲学影响深远,“道法自然”的生态和谐理念不仅影响到了生产实践,也影响了哲学美学乃至伦理学等方方面面。《系辞传》里强调“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大自然中寻求灵感,做到自身发展与自然法则的统一。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既是古人的生存智慧,更是节欲好生的伦理要求。《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倡导有限度的获取猎物。综上可见,古代社会已有生态伦理的萌芽,但是这种生态伦理是朴素的不完善的,更多依靠的是个体经验感知和道德自觉。因此这就限制了其普适性,难以上升为有力的共识,无法从根本上影响人类整体的实践活动,最终被庸俗经济理性所掩盖。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激烈的产业竞争和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不进则退的激进发展理念伴随着经济至上论,瓦解着传统社会的节制美德。全世界逐渐被资本和技术的触手连接成一体。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感,而是带来了环境污染与物种灭绝,以及个体异化在工业社会的梦魇里。经济至上论和技术主义的副作用日益显著,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在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可持续发展。这无疑关系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下去。由于社会发展是非线性的动态过程,外界环境的微小变动能够带来不可逆的后果;资源、生态作为影响参数,都制约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从经济效益角度讲也是非理性的。普戈里金在《从存在到演化》中,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通过简化的进化模型及逻辑曲线,指出在封闭的环境下,进化是决定论的,“取决于系统所能容纳的物种数量;当环境饱和时,群体就停止增长”。这一模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群体,还包括城市化进程以及人类整体进化史。这提醒我们,由于地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单一物种的承载能力并非无限,人口爆炸伴随着无节制的自然资源消耗,使得增长的拐点能够提前到来,其后果往往具有灾难性。
  因此全球伦理作为全球化过程的需要,作为地球村共同承担的责任,必然具备关乎人类命运的生态主义内涵。在理论界,生态学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感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自然、文化、社会共同作用的宽广领域。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首先就要遵守自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制约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来说是社会的,包含着人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第二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者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生态主义者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生态学相联系,将自然史与劳动史相结合,从而以全新的视角关注自然与人类的整体命运。这在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危机频繁的21世纪意义尤其重大。   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着具体的内容和特征。首先,关于人类身份的重新界定,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人不是地球的主人,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界的普通参与者。人的脆弱性决定了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依赖。以更宏大的视角进一步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生命间真正的尊重,这是全球伦理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一种扭曲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带来了不公正的人对于自然的暴政。实际上,人类社会统一于自然世界,通过生产互动实现与自然界的沟通。在人与自然不均衡的关系背后始终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幽灵。通过对自然世界这一泛文本的解构,有助于排除人类中心的“在场”,从而揭示生态主义无中心化的特质。从这一角度看,德里达的文本及社会解构活动,不仅仅以人类社会作为基本空间,更要从人的世界出发而给予自然世界更多关注。否则这一解构仍不彻底,没有超越人类中心的范畴,在驱赶一个野兽的同时保留了另一个野兽。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的基础,就在于一种去中心化的平等立场,对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其次,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是对经济至上论的修正,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理性的进步。在工业化时代,对资本和利益的无限的攫取被当做经济理性来看待。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理论统治西方经济学界二百多年。但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博弈理论对经济理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约翰·纳什推翻了这一教条,“纳什均衡”告诉我们,所有参与者都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非最优策略,甚至导致利益的普遍受损。学会合作与让步是利益最优化的手段,只有懂得必要的放弃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纳什均衡指出在非零和博弈中存在利益最优组合,而这一最优化策略需要必要的合作与让步。纳什均衡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在国际政治乃至全球社会互动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理性不应该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导向,更不应该贪图眼前利益。正确的经济理性不以牺牲未来长远利益为代价,不会牺牲生态环境。从某种角度说,自然与人类也是一种博弈关系,人类具有主动性,而自然则是被动反应。自然界的博弈策略是一种自反应机制,能够对人类的活动进行反馈,这种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类似一种免疫能力。历史上曾经繁荣的西域古国,过度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经历了急剧的衰落。可见,人类与自然的博弈并不是随心所欲,自然强大的报复能力是维持其系统稳定的一种手段。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体现了更为理性和更加成熟的经济发展观,符合最优策略的需要。因此,全球化时代新经济理性与全球伦理在实践领域实现了统一。
  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体现了对技术主义的反思,表现了对人类生存的人文关怀。经济至上的观点伴随着技术主义的浪潮,技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技术逻辑与人文理念有相冲突的一面,个体异化在技术的网络中迷失了自身,使得个性独立受到威胁。全球化时代中,技术的客体化使得每个人成为一种物的存在,商品的附庸,社会共性的复制品。这导致了身份迷失和权利的受让,在无所不在的技术渗透中,信息爆炸折磨着人们有限的心智,使得终极关怀的人道需求让位于技术消费。全球化的深入必然经历对技术主义的批判,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有助于生存问题的改善。人类历史经历了由分离到整合的过程,全球化的必然性要求有一系列合理的观念准备及伦理要求。全球伦理阶段,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超越对技术的过度依赖,重新思考与自然界的关系,做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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