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多克托罗：我只身一人面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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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永熹
E.L.多克托罗的夏屋位于纽约长岛东部的小村Sag Harbor，距离曼哈顿两小时车程，他和家人在这栋迷人的临海老宅里已经度过了30个夏天。6月一个晴好的下午，记者来到这幢始建于1876年的房子。面海的花园不大，却宁静而舒适，高高的栅篱树将邻居的房子挡在了视线之外，多克托罗体贴地坚持要《人物》记者坐在面海的方向。
这位在美国与罗斯、德里罗齐名的83岁大作家如今已到了收获“终身成就奖”的年纪。2013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于是，记者与他的聊天，也更像是对他写作生涯的回顾。
多克托罗最为读者熟知的是他的历史小说，他的作品就像时间胶囊一样封存住美国历史的不同切片：《拉格泰姆时代》中五光十色的20世纪初叶，《世界博览会》与《比利・巴思盖特》中的1930年代，《大进军》中的南北战争，《但以理书》中的20世纪60年代……多克托罗对记者说，书写历史并非有意为之，但确实与其成长背景有关。这位1931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的作家说，变动不居的纽约城从未像福克纳的密西西比小城那样给予他记录本土的稳定感，而选定某个历史时期则为他想要讲述的故事提供了边界。
与多变的纽约城一样，多克托罗小说的题材与风格也总是在变。与成名作《拉格泰姆时代》的拼贴与反讽不同，最新出版的《世界博览会》则是一本亲密的小书，一部关于大萧条时代纽约的动人的童年回忆录。然而，即便是在最简单明晰的作品中，多克托罗也一定会用心探索新的叙事工具。对他来说，小说艺术的关键词之一是“越轨”。多克托罗说，“越轨”意味着思想的自由，“而只有在这种自由中，你才能找到真理”。
在同龄的菲利普・罗斯与艾丽丝・门罗都传出退休消息时，83岁的多克托罗仍笔耕不辍，每天坚持写作3个小时。当记者问起他正在进行的写作时，他说，“我还不是十分理解它，所以不能向你描述它，但是它很有意思”。
人物PORTRAIT = P
E.L.Doctorow= D
第一部小说几乎是个意外
P：我会从你写作生涯的起点开始。我听说你在9岁的时候就认定自己是一名作家，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有一个类似神启的瞬间吗？
D：并没有。我喜欢阅读，我想写作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些书的作者产生了认同。在那个年代，电视还很原始，想要看电影的话得去电影院，当然也没有网络。所以，阅读是最主要的消遣。我家里的所有人都喜欢读书，我的母亲、父亲、哥哥都是，我本人也是。我那时会去公共图书馆借一大摞书回来，一个礼拜以后又回去借新的。我记得最早读到杰克・伦敦时的感受。他写下了许多发生在遥远的阿拉斯加育空河的故事。我当时想，这些故事是多么美妙啊：它们让我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好像我本人就身在遥远的北极，四处历险、尝遍悲喜、拥有一望无垠的广阔视野一样――仅仅是因为那些印在纸页上的字句。所以，在9岁时我就认定自己也是一名作家，虽然那之后的一些年里我什么也没写！
此外，我的名字是根据一位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起的（E.L.多克托罗全名为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我想这也起到了一定影响。当我在中学时代开始写作时，我开始模仿艾伦・坡，写下了诸如鬼故事、发生在地牢里的故事一类的东西。高中时我开始阅读诗歌，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现代诗人的作品。
P：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认真写作的呢？
D：应该是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大学是在肯庸学院上的。当时肯庸学院有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诗人约翰・克罗・兰色姆，我在他的班上上过课，但我主修的是哲学。我对哲学家关心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也是在肯庸学院的时候我开始对创作戏剧感兴趣，后来我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戏剧专业读研究生。这些年都可以看作我寻找自己的“声音”的时期。这是几乎所有年轻作家都要经历的阶段，尝试这个，尝试那个，努力找到自己的声音。
在哥伦比亚只读了一年我就参军了，我去德国待了两年。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退伍之后才写的，而且写这本书也几乎是个意外。退伍后我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了审读员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大量读书，看看有没有可以被改编成电影的故事。那是1950年代，当时西部片非常流行，所以我需要阅读大量西部类型小说，并为公司高层撰写评估报告。在此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创作一个关于西部小说的反讽之作，带着这个想法，我写了一个短篇。我的上司读过之后对我说它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建议我将它扩展成长篇。我照做了。不过，写着写着，我改变了最初的想法――我对这些通常用来炮制商业类型小说的廉价材料认真起来，希望写出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这本书叫做《欢迎来到艰难时代》，我很快就为它找到了出版商。书出版的时候我28岁。它获得了小小的成功，通过它，我坚定了自己当作家的信念。这本书现在还在印。
P：你提到在大学时代曾想过当一名剧作家，但后来确定要写小说。在你看来，为剧场工作与当一名小说家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D：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小说与戏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很少有人能将两者都掌握得很好。除了契诃夫和贝克特，就数不出几个了。剧作家用来实现自己想要的艺术效果的方法相对较少――几乎都需要通过说话、对话来实现。而对于小说家来说，对话只是他能用到的大量工具中的一种。
从更现实的层面来说，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只需要说服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就可以了，但当你为剧场写作时，你要应付的还有制片人、导演、投资人，你要和他们一起合作。你需要不断抗争，才能看到作品以自己想要的形式上演。写完剧本时，工作才刚刚开始。
福克纳有他在密西西比的一块地，而我则有20世纪的某个10年
P：谈论你的作品不可能不提到你将历史编织进小说的取向。你曾说过你偶然意识到“一段历史时期就像一个地理区域一样能成为很好的构建小说的支点”。我感觉1910年代至1930年代间的历史时期是你最钟爱的一个阶段。是什么让你对这段历史时期如此感兴趣呢？是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吗？ D：在《拉格泰姆时代》――我的第四本小说出版后，我的编辑对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习惯将故事设定在过去？”而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并没有一种有意识地将历史引入故事中的冲动，一定是其他的东西在起作用。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过不止一次了，这是我想出来的解释：我是在纽约长大的，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地方。虽然我的好几本书都设定在纽约，但我从不觉得纽约是我的“地域”，而我自己是一名“地域作家”。在美国，我们有“南方作家”、“西部作家”、“中西部作家”，他们的写作全都依赖于一个地方所提供的稳定性――例如福克纳的密西西比、薇拉・凯瑟的内布拉斯加。他们生活在一个变化极为缓慢的农业社会，他们的作品致力于记录这样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地域作家。而在纽约城，事物永远在变化。纽约城不会给我一种永恒的感觉，因为我每一次转身都会有一幢旧楼被拆掉，一幢新楼拔地而起。每一个代际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移民社区扎下根来。甚至连商店里售卖的食物也在不停更新。如果你书写纽约，你处理的主要是不同的年代，更甚于一个固定的地点。所以，福克纳有他在密西西比的一块地，而我则有20世纪的某个10年，它会给我想要讲述的故事提供边界。
不过，你的问题不是这个，对吗？你问的是为什么有些历史时期对我更具吸引力？
P：是的，不过你关于历史的说法的确很有意思。
D：的确，《鱼鹰湖》、《世界博览会》与《比利・巴思盖特》都是设定在1930年代的，《但以理书》的一部分也是。这可能仅仅是因为1930年代是我的童年时代，所以对于那一时期，我有着非常敏锐而强烈的印象，而那是十分珍贵的材料。对作家来说，任何材料都是可以用的，当然也包括你的记忆。并且，童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异常丰富的时期，世界对你来说是崭新的，你吸收着一切信息。这一时期的生活为你提供了资源，它拥有其他时期所不具备的活力。当然，1930年代也是美国历史上极为艰难的一个时代。时值大萧条，又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作家怎么会对此无动于衷呢？
P：在《拉格泰姆时代》中，你在处理诸如J.P.摩根、埃玛・戈德曼这样的历史人物时给了自己相当程度的自由。这是你第一次意识到书写历史人物可以这样做，你并不需要做太多研究也能写好他们吗？
D：我在前一本书――《但以理书》也做过类似的事，不过，确实是在《拉格泰姆时代》中我第一次将它用作一种反讽的手法。要知道，名人会在作家研究他们之前许久就编造好关于自己的“小说”。如果你想要读关于J.P.摩根的虚构作品，我推荐你去读他的官方传记。我对摩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幅照片上，看到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就够了，我不需要更多。我在写他的时候确实略去了他的一些重要成就，例如，1907年，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阻止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不过，在我看来，小说的定义之一是“由一系列观点组成的美学系统”。
如果你去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你会发现他笔下的拿破仑是一个马都骑不好的小个子胖男人，生气的时候他的肩膀会颤抖起来。 读者应当可以领会到，拿破仑生理缺陷的程度，与横尸欧洲的阵亡士兵的数量相当。
我很早就意识到，想要当一名好作家，你必须要有一种“越轨”的感觉，你必须要感到自己正在蔑视规则，挑战礼法――不论是来自家庭、教堂，还是政府的。如果你在“越轨”，这意味着你的思想是自由的，而只有在这种自由中，你才能找到真理。只有拥有这种感觉时，我才感到自己的写作是成功的，我交付的作品是有持久价值的。
P：你不仅在写作方法上会“越轨”，你笔下的人物也常常是喜欢“越轨”的人。他们常常过着某种极端的生活，或是处于文明的边缘，比如隐居在纽约的囤积者霍默与兰利兄弟，比如《巴利・巴思盖特》中的黑帮。为什么会对他们格外感兴趣？我想这些角色既为作家提供了契机，也为他们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他们无疑要比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人士更有趣，另一方面，想要将他们刻画好并不容易。
D：作家并不会以一种理性的、有计划的方法来选择他的写作题材。《纽约兄弟》的起源很简单，他们是所谓的“囤积者”，家里的每个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一生收集起来的东西。这对古怪的兄弟在大都市过着隐居的生活，去世时则成了报纸头条。当警察和消防员将数量惊人的废物清理出去时，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我一直记得他们，也一直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你会带着想法和感情生活许多年，然后它们会出其不意地跳出来。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写下了这样一个句子：我是霍默，眼盲的弟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要开始写关于科里尔兄弟的故事了。不过，我对他们的症状的医学层面不感兴趣，我是将他们当作“神话”（myth）来对待的。面对神话，你要做的是解读神话。在我的故事中，这对古怪的囤积垃圾的兄弟不经意间成了美国文明的收集者。
P：在写这样明显有事实依托的书时，你怎样协调记忆与想象？
D：想象力是主导。你记起的是你的想象力选择去记起的。
P：就写作方法的层面来看，你还将口述史当作一种叙事手段。在《世界博览会》这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中，故事的主线由小男孩来讲述，但是母亲、哥哥、姑母的口述也是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D：这本书是1980年代写的。当时，在年轻的历史学者中开启了一种风潮，他们开始研究教堂档案、社区档案、公共事务记录、普查报告、家谱等等，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不仅是由政府、军队与名人构成的，想要完整记录一个时代就必须要探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股风潮中的一个分支就是口述史。与此同时，一位叫做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记者对它的流行也起了作用，他写了好几本口述史的书，为此去全国各地采访了不同的人。他有一本书叫做《工作》（Working），在这本书中，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会讲述在美国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写小说的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你会用一切办法让你写的东西显得真实可信。在《世界博览会》中，我用了我的母亲、哥哥、姑姑等人的声音，就好像我做了关于他们的口述史记录一般。虽然我并没有采访他们。 讲故事是我的家人组织生活的方式
P：你出生在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犹太身份是你作品中的一个显见元素，但它对你来说却远不像对其他著名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或菲利普・罗斯那样――占据核心地位。
D：这可能和我们各自与移民那一代人的距离有关。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青少年时期就来到了美国，那是1880年代。我的父母与他们的兄弟姐妹都是在纽约出生的。因此，我与那个携带着自身文化传统的古老世界有着不少距离，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的犹太身份――用你的话来说――并未像在贝娄或罗斯的作品中那样，占据核心地位。
但这其中还有更多个人因素。我的家庭很有趣，虽然我的母亲严守教规，但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坚定的怀疑主义者。所以，我是在完全相反的两极中长大的。我无法接受一种要求我放弃自己的智慧的信仰体系，不过，我却为犹太教的仪式感及其带给人们的力量所深深感动。我拥抱它的文化和遗产，并为自己是世俗的犹太人文主义者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P：但你的家庭对你成为一名作家一定有所帮助。你曾说过你的父母都很会讲故事，你说：“他们是那种人，有趣的事似乎特别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生。他们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些日常凡俗之事，但一经他们的讲述，就显得别具深意。”这让我想起马尔克斯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他说《百年孤独》用的是他祖母的讲故事的方式。你认为你父母的讲故事方式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D：讲故事是他们组织生活的方式。在大萧条时代，我的父亲艰难地供养着一家人，回到家后他会向我们讲述他的这一天是多么的难，某人做了某件坏事，而他需要为此做什么。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讲述者，我的哥哥、姑姑和姑父都是。我很幸运，可以听到他们讲故事。小时候我经常在听大人说话，我偷听了很多不该偷听的谈话！这是人们应付艰难的日常生活的方式。但在这生活中也有幽默，还有极大的智慧。总是有一个关乎道德的问题，对我的母亲来说尤其如此。她会告诉我们某个女人对她说了什么特别无礼的话，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所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她会说你能想到这样的女人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通过这些精彩的故事，他们将日常生活从道德的层面上组织起来。当时我并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用，但它的确是特别的，并且确实产生了影响，我很确定这一点。
P：初学写作的时候，有哪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作家吗？
D：哦，他们很重要。英国作家中我喜欢狄更斯、托马斯・哈代，之后是康拉德、D.H.劳伦斯、E.M.福斯特、伊夫林・沃、乔治・奥威尔。这是一个漫长的名单。俄国作家当然有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有福楼拜、雨果，之后是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萨特和加缪。德国作家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在美国作家中，所有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为我提供了养分：麦尔维尔、马克・吐温、霍桑，当然还有艾伦・坡，诗人中有艾米莉・狄金森、惠特曼，进入20世纪则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以及现代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叶芝、弗罗斯特、T.S.艾略特、奥登。
P：但他们从未成为你的负担？―这对很多刚起步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D：没有。我从不觉得他们是我的负担。我从他们所有人那里都学到了东西。
P：你目前在写什么东西吗？
D：是的。我还不是十分理解它，所以不能向你描述它，但是它很有意思。
P：我期待读到它。我很钦佩你仍在继续工作。与你同龄的一些作家已经宣布退休了，比如菲利普・罗斯，比如艾丽丝・门罗，当然门罗后来说她可能会改变主意。
D：门罗的身体不好。我听到的是她说她在重新考虑退休的事，她又有了一些关于故事的想法。听起来似乎有希望。她是一位极好的作家。
P：所以你喜欢门罗的作品？
D：她是一位大师。她的短篇小说就像是长篇。它们与传统短篇小说的写法很不一样。她的故事有延展性，并且总是极为准确，它们准确地反映了人们思考与谈论问题的方式。
P：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评价她。你们的作品是那样不同。
D：我们都是不同的。著名的钢琴家亚瑟・鲁宾斯坦谈论过这件事。在他的时代还有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人们总是在比较他们两人。在一次访谈中，记者问起鲁宾斯坦怎样看待霍洛维茨，他的回答很有启示性。他说：“我不会去想他，我不会与他比较。我只身一人。我只身一人面对作品。”就是这样。你不会去想其他的作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没有必要将任何人与任何人作比较。我们都是只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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