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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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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17-01-11 发布: www.xzbu.com  

  摘 要:葛兰西在总结本国(意大利)以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原因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认为在西方国家实施暴力革命是不行的,应该从意识形态入手,夺取文化领导权,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及文化渗透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虽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背景不同,但这个思想中对文化作用的重视,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危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3/view-7818300.htm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文化建设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其著作《狱中札记》闻名于世,他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指明了方向,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危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精华实际上对于我们摆脱当前的危急形势,有着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借鉴意义。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阐释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葛兰西领导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革命以及东欧共产主义革命的节节败退。葛兰西在被捕入狱期间,对本国和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作了分析,他指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①正是由于西方国家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存在的差异,照搬苏联的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因此,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就要在文化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以对国家的重新定义为理论逻辑起点的。葛兰西指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②,在他看来,上层建筑可以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涉及国家的核心政权,它以强制和暴力的方式进行统治;而“市民社会”的内涵是文化、伦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以认同或同意为基本实现方式。统治阶级通过向市民社会传播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日常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从而实现对市民社会控制,这就是文化领导权,即“精神和道德领导”。文化领导权获得的标志就表现为被统治阶级接受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并且自发地“同意”统治集团对社会生活的总指导。受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社会容易发生变化,而市民社会具有相对稳定性。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取得了文化领导权,牢牢地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也就是必须要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通过“阵地战”的方式获取文化领导权,之后再获取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并且,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也要继续牢牢抓住文化领导权。
  实际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识的继承和深化。葛兰西在承认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更注重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或者说更注重发挥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性作用。当今国家间日趋激烈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实质上就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目前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二、中国当前令人担忧的文化发展现状
  在整个20世纪中,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又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世界的脚步迈入21世纪,文化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意识形态的争夺战、隐性渗透战在不断的发酵和升级。中国无产阶级在虽然革命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并建设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当前国际间日趋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掌握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以文化渗透为手段的“和平演变”政策。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敌视。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美国逐渐意识到单从政治或经济领域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抗是不行的,应该通过文化手段,文化渗透达到颠覆意识形态对立国家的政权和体制。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指出:“在下一个世纪,采取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因素。”③萨缪尔・亨廷顿指出:“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④多年来,美国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推广文化霸权。在教育上(高校阵地),美国着眼于“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在宣传上,美国利用互联网等平台来进行“颜色革命”,宣传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思潮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腐蚀中国大众,阻碍我们文化凝聚力的增强。
  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的重视和对文化建设的忽视带来的影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践行使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过度重视经济层面,或者说物质层面的增长,却忽视了对于文化建设或者说是精神层面的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软实力上,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除此之外,中国大众传统思维习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文化发展造成的阻碍。例如,近代一个世纪的落后造成的崇洋媚外思想,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大街小巷的“麦当劳化”“好莱坞化”就是其鲜明表征;又如盲从的集体主义思想造成理性思考匮乏,易被煽动的惯性思维,社会舆论上掀起的各种跟风热潮也是其鲜明表征。这些外在的政策失衡和内在的思想“被殖民化”等因素都对中国文化建设造成了阻碍。   三、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尽管当前的国际社会背景与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但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当今国际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意识形态斗争有着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摆脱当前的“被文化渗透”的危急形势,建设中国的先进文化、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要坚守文化中的领导权
  在葛兰西看来,要颠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首先要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坚守领导权地位同等重要。在当代国际竞争中,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掠夺来颠覆其国家政权,最鲜明的表征就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的“文化霸权”策略。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对文化的领导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但是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坚守面临威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是不断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占领主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的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启示我们重视文化的作用,我们更要始终明确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和实质性的对立,要警惕西方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坚守对文化的领导权,重视对文化的建设。
  (二)重视发挥教育的功能
  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所固有的潜在斗志和潜力挖掘出来,并使之协调一致。由此,有机知识分子同他们的阶级的关系成为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⑤这也就说明,文化领导权的坚守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教育实施的过程,因此,在我国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发挥教育的作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教育。因为知识分子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任务,承担着地宣传本阶级意识形态,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的任务。在当今社会,高校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主阵地,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着国家整体思想的走向,所以要始终注意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发挥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也就是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三)注意通过在实践上的践行,引导并获得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
  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落脚点就是的到大众的“同意”和自觉践行,换句话说,文化领导权取得成功的标志不是所谓的令行禁止、绝对服从,而是在没有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就能依据以往的做事准则,自动去执行。当前,我们已提出符合中国具体实情的、具有先进引领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实践上却是短板。国家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对平等、公正、法治等思想的真正落实,才能得到大众的响应和支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化为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风尚,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进入到人们的无意识之中,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四)注意在信息时代,发挥传媒网络平台的作用
  葛兰西主张借助市民社会的平台和机构,进行“阵地战”。那么在信息时代,我们需要借助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力量,来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确保在文化中的领导权,从而在文化竞争中占据优势。沃尔特・赖斯顿指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的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⑥美国正是利用互联网不断增强其文化竞争力,称霸世界。这更提醒我们重视网络这一重要阵地,来不断捍卫我国的文化领导权。
  注解: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94 页。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18 页。
  ③ [美]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④ [美]萨缪尔・亨廷顿:《文叫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⑤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⑥ [美]沃尔特・赖斯顿:《比特、字节和外交》,载《外交事务》(双月刊),[J],1997年第9-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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