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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困到富裕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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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演随着统一增长理论的兴起,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和内容上,根据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生产技术类型、人口增长模式、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竞争优势的来源等五种标准划分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二,在阶段转换动力上,探讨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干预、制度变迁等五种因素对发展阶段转换的推动作用;第三,在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上,通过对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的反思揭示了未�砭�济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创新基点。系统梳理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3/view-8988583.htm
  ?眼关键词?演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发展阶段转换动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12-0008-08
  一、引 言
  社会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等速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从量变到质变、呈现出阶段性的过程(李月、邓露,2011)[1]。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旨在通过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揭示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特征,为未来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并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整个人类历史为研究视阈的统一增长理论的兴起,沉寂多年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研究又重新焕发活力,目前正在蓬勃发展。
  我国人均GDP在2015年达到了8 069.2美元,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数据库),正在向高收入国家逐步迈进。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增长低速徘徊,甚至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黄泰岩,2014)[2]。我国目前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同样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引(黄泰岩,2017)[3]。
  为了探索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较前沿、系统的参照,①本文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和内容、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动力、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缺陷和实践困境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简要评述。
  二、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和内容
  国内外学者主要依据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生产技术类型、人口增长模式、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竞争优势的来源等五种不同的标准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具体研究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一)依据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划分
  李斯特(List,1841)在古典经济学家对发展阶段划分的基础上,②依据不同时期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消长,将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4]。李斯特已经开始注意到不同发展阶段中主要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结构变化,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各发展阶段的特征,也没有进行明确的时间界定,致使他对发展阶段的划分稍显随意,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鉴于李斯特划分方法的缺陷,罗斯托(Rostow,1991、1993)提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阶段划分理论。他以社会中的主导部门为标准,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详细分析了各个阶段的主导部门和典型特征。③传统社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起飞前的准备阶段的主导部门通常是第一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铁路运输业;趋于技术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是以钢铁、电力、重型机器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大众化高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是以汽车业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工业;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服务业[5-6]。
  相较于李斯特的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罗斯托的理论有三点突破:第一,特别强调主导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带动和扩散作用,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定性划分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标准;第二,清晰界定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和投资率,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准确识别提供了统一的量化标准;第三,突出了储蓄率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的作用,便于建立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④但是,罗斯托的理论也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在理论上缺乏对技术进步、吸收能力、资本积累相互关系的探讨,使得其政策建议多停留在产业选择、提高投资率、建立基础设施等较浅层面;二是在实践上对于主导产业的识别、不同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撑,更难以对未来发展阶段进行科学预测。针对罗斯托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我国学者周学(1994)运用宏观边际效用理论完善了主导产业和非主导产业的判别标准,并提出了包含低收入阶段、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富裕阶段、高富裕阶段等五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7]。
  不同于罗斯托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霍夫曼(Hoffmann,1931)重点研究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阶段问题。他依据消费品生产部门增加值对资本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例关系,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阶段一的比率为5(1):1;阶段二的比率为2.5(1):1;阶段三的比率为1(1):1;阶段四的比率继续降低[6]。⑤霍夫曼的研究为判断不同国家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提供了数量标准,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致使其关于第四阶段比例关系的预测与现实并不相符。
  (二) 依据生产技术类型划分
  经济增长理论以其强大的模型化能力和易于实证检验的特点成为了当今分析增长和发展问题的主流研究范式。然而,多少令人诧异的是,直到21世纪初,增长经济学家才开始将不同于索洛的经济发展阶段纳入到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并试图建立一个统一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   (五)依据竞争优势的来源划分
  部门结构、生产技术、人口(数量和质量)都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决定了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波特(Porter,1998)以宏大的战略视野构建了整合多个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钻石因素”,⑨并提出了竞争优势是由“钻石因素”决定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依据不同时期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波特划分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的主要特征。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到创新导向阶段再到富裕导向阶段,“钻石因素”中各个要素逐渐建立竞争优势并最终走向衰落[20]。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理论指明了不同时期国家建立竞争优势所依赖的关键要素,并揭示了四种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演化过程,是对以单一因素作为阶段划分标准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突破,为后发国家逐渐建立竞争优势、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仍然有两点缺陷:第一,波特试图用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论解释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问题,却没有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提供理论证明,致使其理论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张金昌,2001)[21]。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代表性企业的设定实现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的统一相比,波特理论的逻辑一致性略显不足。第二,波特认为在财富导向阶段,国家竞争优势开始衰落,经济走向衰退。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财富导向阶段的经济衰退可能只是个别和暂时现象,很多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仍然能够保持国家竞争优势(谢识予等,2012)[22]。
  三、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动力
  国内外学者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干预、制度变迁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动力。
  (一)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在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研究中都占有核心地位(Fei&Ranis,1997;Helpman,2004;Stokey,2015)[19,23-24]。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根本动力,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中总是存在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边界。因此,技术进步的意义就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突破经济增长的边界,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
  汉森和普雷斯科特(Hansen&Prescott,2002)模型化了马尔萨斯和索洛两种生产模式。两者都使用技术、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马尔萨斯生产模式还需要使用固定数量的土地。受限于较低的生产技术水平,经济体在马尔萨斯阶段使用索洛生产模式是无效率的,而马尔萨斯生产模式能够充分利用相对丰裕的土地要素。但是,由于土地供给数量有限,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并停留在较低水平。突破这一发展阶段的核心机制就是技术进步。在两种生产模式的生产技术都持续进步且索洛模式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假定下,经济体最终会突破有限资源的束缚,转而采用索洛生产模式,从而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基于分工理论,马克思为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阶段转型提供了一个更加“古典”的解释。马克思在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同时也认识到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作为生产力发展标志的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动力。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活动方式,而这必然引起分工组织形式的变革,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分工组织形式的演进(林岗,2007)[25]。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技术进步和以分工深化为内容的生产组织创新是生产技术创新这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推动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
  (二)人力资本积累
  在汉森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中,外生的技术进步是发展阶段转换的动力。然而,一旦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会带来不同的转型机制。盖勒等(Galor&Weil,2000;Galor,2005)和德普克(Doepke,2004)特别关注在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互�踊�制。在这些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动力。在马尔萨斯阶段,人均收入仅限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基本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只能依靠生产活动中积累的少量经验,技术创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明显突破。当缓慢提高的技术水平达到某个阈值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开始上升,家庭因此逐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加速了技术进步,使经济最终得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后马尔萨斯阶段。在后马尔萨斯时代,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又进一步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预期回报,从而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并引起了人口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促使经济实现由后马尔萨斯阶段向持续增长阶段的转型[26-28]。
  以上这些模型只是隐含地区分了“干中学”形式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形式的人力资本,莫基尔(Mokyr,2005)、鲁尔克等(Rourke et al.,2013)对科学知识的类型和人力资本积累形式进行了更明确地讨论。在马尔萨斯阶段和后马尔萨斯阶段的早期,“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在后马尔萨斯阶段晚期和持续增长阶段,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人力资本积累形式由少数工匠的“干中学”到大众的“干中学”再到学校教育的变化促成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29-30]。
  (三)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常通过产业(部门)结构升级表现出来。在以部门为划分标准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⑩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直接动力。?�?�?�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推动了经济发展阶段转换。
  第一,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刘易斯(Lewis,1954)、罗斯托(Rostow,1956)、拉尼斯(Ranis,2004)等都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迁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提高了平均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技术进步,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也能够提高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31-33]。然而,这种产业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别一直得不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俞剑、方福前,2015)[34]。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学习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杨(Young,1991)和卢卡斯(Lucas,1993)在新古典框架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增长效应给出了解释。他们认为,工人在不同产业中能够积累的经验存在差异,而这种在特定产业中的“学习效应”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劳动力由简单商品生产部门向尖端商品生产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学习能力”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从而使某些后发国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35-36]。与第一种机制不同的是,卢卡斯实际上把产业之间生产率的差别归因于劳动力经验积累的差别。
  总之,通过以上两种机制,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突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生产力的限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完成,新部门开始成为主导部门,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国家干预
  产业结构升级既需要有效市场又需要有为政府(林毅夫,2014)[37]。因此,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国家干预在促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李斯特(List,1841)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实行国家干预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必要的。他指出,从原始未开化阶段到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再到工业化发展初期阶段,通过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能够扩大本国剩余农产品的市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而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农工业阶段,工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这时就应当通过设置关税壁垒为国内的幼稚产业提供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保护其发展壮大。这一阶段的国家干预对于后发国家实现由农工业发展阶段向农工商业发展阶段的转换至关重要。当一国顺利进入农工商业发展阶段,国内工业已经形成较强的竞争力,这时应当放弃国家干预,实行自由贸易,以寻求更大的世界市场。
  波特(Porter,1998)基于其分析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提出了与李斯特类似的观点。波特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成败效果依赖于“钻石因素”的发展状态。当一个国家由要素导向阶段进入投资导向阶段后,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基本生产要素和投资意愿,政府在这一阶段的产业保护等政策干预能够激发全国民众的投资热情和冒险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实现由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的转换。当经济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以后,国家对产业的干预与创新的本质格格不入。这时,政府要无为而治,多从事服务性工作[21]。
  国家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的作用也同样不是万能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时期,有效的国家干预能够迅速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林毅夫、任若恩,2007)[38]。
  (五)制度变迁
  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观点,诺思(North,1973)认为一国的制度框架是决定其长远经济表现的最重要因素[39]。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来降低交易成本、刺激经济效率(Yeager,1999)。当原有体制不能有效运行时,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恿�[40]。
  琼斯(Jones,2001)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的作用。通过反设事实的数值模拟方法,他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使工业革命的时间提前了300多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了创新的收益,刺激了新思想的产生,新思想又通过外部规模效应使更多的人受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新思想的外部规模效应越来越强,最终使经济体得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进入持续增长阶段[41]。
  林文夫和普雷斯科特(Hayashi&Prescott,2008)探讨了日本经济由二元发展阶段向索洛阶段转型的问题。他们认为,日本“长子继承”的非正式土地继承制度限制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延缓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进程。二战以后日本民法的修改使这种非正式制度被逐渐废除,随后日本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并迅速实现了由二元经济阶段向索洛阶段的转换[42]。
  魏莉华(Ngai,2004)构建了一个包含制度壁垒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不同国家向现代持续增长阶段转型的问题。在她的模型里,降低制度壁垒能够刺激投资和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实现由马尔萨斯阶段向索洛阶段的转换。通过比较英国、日本、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历程,她发现明治维新以后制度壁垒的降低直接推动了日本经济由马尔萨斯阶段向后马尔萨斯阶段转换,而阿根廷在1929年之后制度壁垒的提高导致其进入了经济减速发展阶段[43]。
  四、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缺陷和实践困境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通过对低级到高级各发展阶段特征和转换动力的具体分析,强调了把握各阶段特殊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为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这些理论。然而,时至今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仍然存在若干缺陷,在实践上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缺陷
  国内外学者认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存在多种不同的划分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范保群和许庆瑞(2000)、陈刚和金通(2005)认为,尽管为人们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各种迥然不同的阶段划分理论和标准也给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界定、适宜竞争手段的选择带来了很大困难[44-45]。斯诺登和文(Snowdon&Vane,2005)指出,大量的研究力图为人类历史从马尔萨斯阶段到现代增长阶段的演化提供一种统一的解释,但现在仍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研究框架[46]。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遗漏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某些片段。各种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只划分了人类发展史中可以明确识别的几个阶段,却忽略了某些重要的过渡阶段。蔡�P(2015)认为人类历史并非由马尔萨斯阶段直接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而是还要经过一个二元经济形成的过渡阶段,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恰恰缺少了对二元经济形成阶段的讨论。他试图用农业劳动力不断积累的格尔茨内卷化过程填补这段历史空白[15]。黄泰岩(2017)指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都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在中高收入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转型问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出现了理论空白[3]?�?�?�。   [28] DOEPKE,M.Accounting for fertility decline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9(3):34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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