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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宋元瓷器窖藏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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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四川地区;宋元时期;窖藏;瓷器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2670.htm
  【摘要】窖藏中出土的器物一般较精美,多属当时的上等产品,往往反映了一个时期物质文化发展的主流,如商周时期大多是青铜器窖藏,唐代多见金银器窖藏,辽宋金元则以瓷器窖藏为主。本文主要以瓷器窖藏集中出土的四川地区为论述对象,对这一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窖藏的埋藏特点、窑口分布、器型种类、入藏原因等方面做了一些简要的分析。
  
  窖藏文化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类型。窖藏一般是人们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自然灾害)对自己珍惜的物品的一种权宜性保存方式,因此,窖藏中出土的器物一般较精美,大多属于当时的上等产品,例如具有经济价值的钱币、带有礼制色彩的铜器等等。窖藏器物往往反映了一个时期物质文化发展的主流,如商周时期大多是青铜器窖藏,唐代多见金银器窖藏,辽宋金元则以瓷器窖藏为主。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四川地区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窖藏,出土的瓷器无论品种还是装饰都具有相似的特征,体现了共同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四川地区的窖藏发掘集中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见附表)。配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修建,大量窖藏文物出土。出土地点有什邡县[1]、郫县[2]、成都市[3]、大邑县[4]、崇庆县[5]、营山县[6]、平武县[7]、阆中县[8]、德阳县[9]、武胜县[10]、资中县[11]、成都市金牛区[12]、彭山县[13]、峨眉山市罗目镇[14]、青神县[15]、雅安市[16]、广安县[17]、绵阳市[18]、巴中县[19]、三台县[20],出土器物以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和龙泉青瓷为主,也有部分四川本地的磁峰窑白瓷和广元窑黑瓷,北方定窑和耀州窑的产品则寥寥可数。器型以碗、盘、碟最多见,湖田窑青白瓷的口沿大多镶银或铜扣,斗笠碗的印花纹饰相当精美,龙泉青瓷可见部分陈设器皿,如凤耳瓶、三足炉等。
  上世纪90年代至今,四川地区宋元瓷器窖藏发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多个大型窖藏被发现,尤以遂宁市金鱼村南宋窖藏最为著名[21],出土瓷器多达985件,其入藏方式细致,瓷器大多完美无损。除此以外,在中江县[22]、忠县[23]、武胜县[24]、峨眉山市罗目镇[25]、绵竹市[26]也都发现了瓷器窖藏。出土器物的窑口基本相同,但器型多样,陈设器种类丰富,包括青瓷、蛙形水盂、五管灯、玉壶春瓶、观音像等,造型精美,艺术性强。
  一、埋藏手段
  从笔者目前搜集的资料看,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瓷器窖藏埋藏手段有很多共性,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器物放置在大陶罐、陶缸或者铜盆中,其上覆盖一块平板石,也有的倒扣在疏松的细沙土上。这一类窖藏埋藏的器物一般较少,最多至60~70件,多相互重叠堆放。例如大邑县安仁镇窖藏、德阳县窖藏、广安县广福乡窖藏、什邡县窖藏等。
  第二类,器物存放于相向扣合的两个大铁锅或者大陶缸内。在四川地区,这类埋藏方法最为多见,埋藏的器物多在百件左右,而且大多保存较完整,排列方式清晰可见。例如郫县窖藏、巴中县窖藏、武胜县团堡岭村窖藏、营山县窖藏、大邑县观音阁窖藏等。
  第三类,地穴式埋藏方法。以遂宁市窖藏、阆中县窖藏和成都市窖藏为代表,出土器物较多,均上百件,器物藏于地表1米以下,重叠堆放,首尾相衔,形成多个层面,外层或者底层易受挤压部分往往放置铜器,内层或者上层放置器壁较薄的瓷器,其中遂宁市窖藏器物之间的空隙还充填细腻的土层,以防精美瓷器破损。
  由此可见,窖藏器物的埋藏情况大致同器物的等级相一致,越是珍贵的器物所采用的埋藏方法则越复杂,保存得更完好。
  二、窑口分布
  宋代制瓷手工业是继三国西晋和唐代之后再次出现的发展高峰,不仅名窑辈出,且名窑的精品瓷器在很大程度上已替代金、银、玉器进入宫廷和官宦之家,广泛充作祭祀、陈设、文房用品和生活用器。
  1、景德镇窑系
  景德镇窑系的产品,即所谓的青白瓷,在四川地区窖藏中最为常见。产品时代集中在北宋中晚期到南宋,器型仍以碗、碟、盘等常用饮食器为主。
  景德镇湖田窑在北宋早期生产的器物主要是日用器皿,而且胎体厚重,使用垫饼烧造;北宋中晚期以后,其器型才逐渐丰富起来,器物造型、纹饰也越来越复杂、精美。江西曾发现北宋早中期的瓷器窖藏,均为瓷碗,其器物的共同特征即为圈足高且宽大,胎体厚重,内底不施釉[27],但这种特点的器物不见于四川地区的窖藏。
  到北宋中晚期,景德镇开始发展起来,四川地区的很多窖藏出土了此时期的器物,如大邑县安仁镇窖藏出土的影青瓜棱小罐、影青瓜棱小瓷壶,遂宁窖藏出土的青白瓷刻花碗、花口碟、梅瓶、炉,中江县窖藏出土的影青划花碗,阆中县窖藏出土的影青划花碗、划花瓶。这些器物的共同特征是,造型上多为广口小足,腹壁斜弧,出现了直壁的“斗笠碗”;胎体成型上则上薄下厚,可以保持器皿平衡;器物多葵瓣瓜腹,大多饰有刻划花装饰。此时的景德镇瓷器吸收了北方耀州窑的刻花装饰手法,即一边深一边浅的“半刀泥”刻花法,使得刻线深处积釉厚而呈青绿色,浅处为白与青绿之间的中间色,艺术效果极佳。这种装饰手法在遂宁窖藏中的青白瓷刻花碗和葵瓣碟、菊瓣碟上体现明显。
  北宋末期到南宋是景德镇持续发展和改革时期。随着北宋的灭亡,北方名窑多被战乱所毁坏,大批工匠南迁,于是景德镇则兼具了良好的瓷土和优秀的制瓷工艺。四川地区的窖藏大量出土了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如大邑县安仁镇窖藏出土的影青双鱼莲荷碟,大邑县食品公司窖藏出土的儿童戏水刻花影青碗,什邡县窖藏出土的影青划花碗、影青瓷盘,巴中县窖藏出土的影青瓷盘,平武县南坝窖藏出土的影青印花薄胎瓷碗和瓷碟,罗目镇电机铸造厂窖藏出土的Ⅰ式瓷盘,成都市窖藏出土的影青瓷洗等。这一时期器物的特点是高圈足逐渐向低矮发展,受北方定窑的影响,开始流行覆烧法,因此出现了芒口器。这些做法有效地节约了窑位空间,成本降低,产量提高,有利于产品的大量外销,但是也使得器物的质量有所下降,釉色偏黄,如大邑县食品公司窖藏出土的Ⅱ式瓷碗。斗笠碗仍然存在,也大量出现了弧壁器物,后期的盘、碟多无底。这一时期的器物大多胎薄如纸,质地坚细,刻划花和印花同时并存,时代越往后印花越流行,而且后期纹饰呈现出构图繁缛、层次较多的趋势,如成都市窖藏出土的影青瓷碗和巴中县窖藏出土的影青瓷盘,都出现了纹饰分区的特点。
  2、龙泉窑系
  龙泉窑系瓷器是四川地区窖藏出土瓷器的第二大类,其时代集中在南宋到元。目前还未发现有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南宋时期的龙泉窑瓷器在四川地区的瓷器窖藏中则大量出土,如遂宁窖藏、忠县中坝窖藏、武胜县谷坝村窖藏、资中县窖藏、阆中县窖藏、巴中县窖藏、什邡县窖藏、彭山县窖藏、成都市窖藏、中江县窖藏、三台县窖藏等,都有南宋时期龙泉窑瓷器出土。典型的器物如遂宁窖藏的龙耳簋、鬲式炉、葫芦壶,为南宋后期龙泉窑的典型器物。中江县窖藏出土的Ⅱ式豆青划花莲瓣瓷盘,外壁模印莲瓣纹,莲瓣凸起,胎体厚重,圈足底心无釉,有旋削痕,呈紫红色。南宋末,龙泉窑大量盛行浮雕的丰满莲瓣纹,主要饰于盘、碗的外壁,层次分明。此外,“紫口铁足”也是龙泉窑这一时期器物的一个特点,因其用垫饼来承托圈足器物,所以器物可以通体施釉,只把圈足着地部分刮去釉,烧成后出现“朱砂底”和“铁足”。类似的碗、盘、碟在罗目镇电机铸造厂窖藏、什邡县窖藏、彭山县窖藏、成都市窖藏、崇庆县窖藏、巴中县窖藏也有出土。另外,南宋时期的龙泉窑还经常在器物内底模印双鱼纹,双鱼掩映于青翠的釉层中,俏丽活泼,如忠县中坝窖藏出土的Ⅰ、Ⅳ式碟,武胜县谷坝村窖藏出土的Ⅳ式碗。这种模印双鱼纹的器物从南宋晚期到元代在龙泉窑地区大量生产。


  3、北方窑场
  北方名窑的瓷器到目前为止出土并不多,除了少量定窑、耀州窑产品外,其他北方名窑如钧窑、汝窑、磁州窑等则一件未见。北宋灭亡以后,北方窑场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名窑一蹶不振,同时当时南北对峙的格局也对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北方产品要进入“难于上青天”的蜀地则更不容易了。目前窖藏中出土的定窑器物有遂宁窖藏的Ⅱ型白瓷碗,三台县窖藏的白瓷杯,成都市窖藏的Ⅰ式碟,平武县南坝窖藏的白釉印花瓷碟,罗目镇电冶公司的A、B型瓷碟。这些器物大都芒口(除平武县的瓷碟,其时代可能偏早),釉色白而泛黄,有的器物表面有“泪痕”,这是定窑入宋以来的典型特征。耀州窑的产品则更少,有成都市窖藏出土的Ⅱ式盘,什邡县窖藏出土的虾青釉瓷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胎体厚重,釉色青中泛黄,造型简朴壮实。
  4、四川本地窑场
  出土数量虽然不如外地窑场多,但是出土器物大多为精品,其中最多见的是四川彭县磁峰窑器物。磁峰窑继承了唐代大邑窑的白瓷传统,学习了定窑白釉印花、刻划花工艺风格,是四川生产白瓷的地方名窑。虽然磁峰窑的白瓷从制作工艺上仍比定窑略逊一筹,但是从出土情况看,它的产品还是很受当地人的珍视,在窖藏中经常是与定器同出。尤其是在南北对峙的历史背景下,当定器很难输入四川时,磁峰窑白瓷满足了当地市场对高档白瓷的需求。郫县窖藏出土了大量磁峰窑产品,主要是碗、罐、盘、杯;另有遂宁窖藏出土的Ⅰ式白瓷碗,成都市窖藏和彭县窖藏的白瓷杯,中江县窖藏的白瓷盘,阆中县的白瓷印花盘,崇庆县窖藏的白瓷碗、盘。磁峰窑生产的白瓷一般胎体较厚,厚于定窑,胎色灰白,含有较多沙粒,釉色泛黄者居多,也有近似纯白者,釉不甚透明,表面不甚光莹,在烧造方法上多采用叠烧法,器心往往留有支钉痕或沙痕,印花装饰的线条也较定窑粗犷。
  四川地区窖藏出土的黑釉瓷大多为广元窑产品。这种黑釉瓷主要是饮茶具,以碗、盏为代表器物。宋代从宫廷至民间都流行“斗茶”,即把一种发酵的茶饼碾成细末,然后用煮沸的水点注入,茶面即浮起一层白沫,因此以黑釉瓷饮用为最佳。在当时“斗茶”风靡的氛围影响下,全国各地窑场尤其是南方烧造黑瓷的窑场相互借鉴,竞相模仿。在盛产茶叶的四川地区,广元黑瓷则应运而生。南宋时的广元窑不仅在露胎的外底上仿建窑的乌泥黑,还仿吉州窑的鹧鸪斑及北方黑釉窑的油滴盏,同时还独创了金色和银灰色的星点釉,其纯黑釉器物光亮如黑漆一般,有的底露胎呈“铁足”,器表有“泪痕”。因此,广元窑发展到南宋,可以说既集全国各黑釉名窑的特点,又有独创。广元窑瓷器的特点是胎骨一般厚重,断面以黄白色为主,含铁量多,未上釉的部分在焙烧的过程中由于氧化作用而呈现红褐色乃至黑褐色[28]。广元窑出土的黑瓷碗的基本特点是:玉璧底,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内底有涩圈,外底不施釉部分会露白色或者米黄色的化妆土[29]。中江县窖藏出土的Ⅶ式黑釉瓷碗,彭山县窖藏出土的黑釉杯,郫县窖藏的黑釉盏,德阳县窖藏的黑釉瓷碗都为广元窑产品,特征明显。
  除此之外,忠县中坝窖藏还发现有四川乐山西坝窑和巴县清溪窑产品[30],均为碗、盏,是常见的日用器型,质地也比较粗糙。
  三、器型分类
  1、饮食器:碗、碟、盘、盏几乎是每个窖藏都出土的器物,而且出土量大,形式、造型各异。此外,还有各式杯、壶、注子、钵等。
  2、陈设器:主要是瓶,有梅瓶、玉壶春瓶、竹节瓶、方瓶、瓜棱瓶、贯耳瓶等。有的口沿为荷叶口,全身有划花装饰,有的以镂空莲花为底座,其用途也各不相同。遂宁窖藏出土的青白瓷梅瓶Ⅰ型,有盖,盖外撇,方便开启,应为储酒器。花口瓶、贯耳瓶、玉壶春瓶,应为养花、插花之用。
  3、仿礼器:仿礼器大多为龙泉窑产品,与北宋后期的崇古之风有关。三台窖藏出土的瓷觚,罗目镇窖藏出土的瓷鼎,忠县中坝遗址窖藏出土的瓷,均仿铜器。遂宁窖藏出土数量最多,有仿铜器的龙耳簋,仿玉器的琮式瓶及各式炉。该琮式瓶同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的完全相同,这是龙泉窑仿南宋官窑的可靠证据。在北宋以后的确出现以瓷器作为礼器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瓷礼器的使用仍被垄断在宫廷和地方官府之中。四川地区窖藏零星出土的礼器性器物,时代一般在南宋晚期到元,笔者认为,这类器物是作为带有仿古色彩的陈设器销往四川地区的,而非真正的礼器用瓷。
  四、入藏原因分析
  四川地区出土的瓷器窖藏时代大都集中在南宋晚期至元,考证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可以知道,四川地区在此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宋元战争,涉及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严重地破坏了四川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并使得人们纷纷将家中宝物埋藏,以避战乱。我们可以将四川地区的宋元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1、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军借道伐金,攻袭四川,宋廷采取议和政策,加之川民防守意识薄弱,使得巴蜀之地损失惨重。“蜀报蒙古兵深入,事势颇危。又闻七方关已溃散,才透文、陇,便入绵、汉,皆是平地,蜀便难保。”[31]这是蒙古军第一次侵入蜀地,只是还未深入四川内部,宋守将均向四川腹地撤退。
  2、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太宗)八年……秋七月,……阔端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斩蜀将曹友闻。冬十月,阔端入成都。……十一年己亥春,……皇子阔端军至自西川。”[32]此次元军大举攻蜀,旨在夺取西蜀重地成都,破坏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根据记载,元军兵分三路,最终汇集于成都附近。“盖敌骑自八月分道入寇,犯兴元,犯沔阳,犯阶、文。九月兵破大安。十月一日哨朝天,七日闯益昌,十日至阆中。又分为三:涉江而西者,以十二日入普城;顺流而下者,以十三日入顺庆;由新井、盐亭而东者,以十六日入潼川。并三道之兵,以十九日破成都,二十七日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33]这次战役以后,宋廷开始意识到四川地区的重要性,改变了先前的防守政策,投入大量兵力,蜀地渐次收复,任命余治理四川,恢复了四川的生产和发展。
  3、南宋宝六年(1258年),图谋一统大业的蒙哥汗实施其图蜀灭宋的计划,元军从汉中、西南两路入蜀。1258年前后,川西平原已尽在元军统治之下,“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34]元军可谓势如破竹,1258年底就占领了巴蜀土地的三分之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35]。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南宋灭亡,元朝基本确立在四川的统治。
  综上所述,自1231年到1276年这40余年时间里,川蜀大地经历了多次战争的洗礼,这应该是这一时期集中发现大量窖藏的最直接原因。
  五、从四川地区出土瓷器窖藏看
  宋元时期瓷器的发展
  1、青白瓷一枝独秀,龙泉青瓷异军突起
  北宋灭亡以后,北方的五大名窑相继衰落甚至停烧,被辽金占领的窑场产品风格趋于粗犷,缺少了汉文化所欣赏的雅趣。而此时,拥有良好瓷土资源的景德镇湖田地区的制瓷业开始异军突起,它在吸纳了北方工艺的基础上,发展了深受南宋士大夫阶层喜爱的青白瓷体系。四川地区瓷器窖藏的80%以上都有青白瓷出土,时代从北宋早期到元代,时间跨度基本反映了宋代青白瓷的生产历史。南宋中期以后,以厚胎厚釉器物为特色的龙泉窑开始崛起,四川地区宋末元初的瓷器窖藏基本都有龙泉青瓷出土,尤以瓷瓶多见,且造型各异,可见其是当时的蜀地相当流行且常见的陈设器。并且往往时代越晚,龙泉青瓷所占的比重越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晚期之后龙泉青瓷的盛极一时。


  2、窑址遍地开花
  成都平原四面环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地理条件制约了四川地区与中原地区物质、文化上的交流。尽管如此,隋唐时期的四川地区即开始了瓷器生产,至宋代窑址进一步增多,遍布于今广元、崇庆、成都、郫县、灌县、彭县、巴县以及重庆等县市,大多数是仿烧当时的名窑产品,如广元、巴县等的黑瓷,彭县的白瓷,尤其是彭县磁峰窑的白瓷,印花装饰水平较高。
  3、瓷器生产的世俗化和商品化
  瓷器生产发展到南宋,世俗化和商品化是不可抗拒的两个趋势,而且二者又相互促进,将宋代的制瓷业推向了顶峰。四川地区窖藏出土的瓷器,无论是青白瓷还是龙泉青瓷,都充分体现了这两个特点。遂宁窖藏的出土情况最能说明问题,985件的瓷器数量绝非家用瓷器,器物中重复器型、重复纹饰的数量巨大,仅青白瓷菊瓣碟的数量就多达百余件,龙耳簋、琮式瓶、鬲形炉等有礼制色彩的器物出土说明这一类器物已经世俗化,脱离了宋代官窑陶瓷礼器的使用范畴,作为商品销往四川地区,是日常生活所用器物。因此,在南宋时期,瓷器贸易是推动瓷器生产大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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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丁祖春:《四川省什邡县出土的宋代瓷器》,《文物》1978年3期。
  [2]梁文骏:《郫县出土的宋代瓷器窖藏》,《文物》1984年12期。
  [3]翁善良:《成都市发现的一处南宋窖藏》,《文物》1984年1期。
  [4] a.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 b.大邑县文化馆:《大邑县发现宋代窖藏》,《成都文物》1984年1期。
  [5]四川省文管会等:《崇庆县发现唐宋瓷器窖藏》,《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
  [6]刘敏:《营山县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年1期。
  [7]冯安贵:《四川平武县发现两处宋代窖藏》,《文物》1991年4期。
  [8]张启明:《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
  [9]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德阳县发现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
  [10]刘家同:《武胜县出土宋代窖藏瓷器》,《四川文物》1985年1期。
  [11]杨祖垲:《资中县亢溪乡宋代窖藏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97年6期。
  [12]高凤薏:《金牛区发现南宋瓷器窖藏》,《成都文物》1984年3期。
  [13]帅希,彭方明:《彭山发现南宋窖藏》,《四川文物》1996年1期。
  [14]陈黎清:《峨眉山罗目镇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2期。
  [15]鲁树泉:《青神发现宋代窖藏瓷器》,《四川文物》1989年4期。
  [16]李直祥:《雅安市发现元代窖藏瓷器》,《四川文物》1988年5期。
  [17]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瓷器》,《四川文物》1989年3期。
  [18]何志国:《绵阳刘家乡发现宋代瓷器》,《四川文物》1989年5期。
  [19]程崇勋:《巴中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9年4期。
  [20]景竹友:《三台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4期。
  [21]遂宁市博物馆等:《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
  [22]王启鹏,王梅:《四川中江县出土宋元窖藏》,《四川文物》2005年2期。
  [23][3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宋代瓷器窖藏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1年2期。
  [24]武胜县文管所等:《武胜县谷坝村宋代陶瓷器窖藏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2年3期。
  [2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峨眉山市罗目镇宋代窖藏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3年1期。
  [26]宁志奇:《绵竹宋代瓷器窖藏》,《四川文物》2008年6期。
  [27]杨道以:《江西高安市发现北宋瓷器窖藏》,《考古》1999年7期。
  [28]《四川古陶瓷研究》编辑组编:《四川古陶瓷研究》(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17页。
  [2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元市瓷窑铺窑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3年3期。
  [31]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25-926页。
  [32]明・宋濂:《元史》卷1《本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35页。
  [33]宋・吴泳:《鹤林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2-193页。
  [34]同[32],卷129《纽传》,第3144页。
  [35]同[32],卷129《来阿八赤传》,3141页。
  〔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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