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发生及范式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倪爱珍

　　虚构是文学发育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历史叙事的一个突出特征。《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发生与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现象的形成等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关，其发生方式主要有依附史实、踵事增华和借名拟托、无中生有，而后者也即拟托文的虚构又可以分为附会、套括、仿改、缀辑、衍生五种，近乎涵纳了后世历史小说尤其是新历史小说的所有虚构叙事类型。《战国策》夸饰恣肆的文风、大量的寓言及一些长篇叙事文对后世的文学叙事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战国策；虚构叙事；发生；范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183－05
　　倪爱珍(1976－)，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先秦两汉史传中文学性叙事发生研究”(项目编号为11WX27)的阶段性成果。
　　《战国策》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整理多种名目古书而成的一部典籍。关于这本书的性质，说法众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其为正史，《隋书·经籍志》又把它归入杂史类，除这类传统的“史书说”外，还有“子书说”、“史子综合说”、“故事汇编说”、“游说脚本说”等。后代学者将它与《史记》、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等史籍进行比较，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史事，又有大量的虚构不实之词。如果说《左传》、《史记》中的虚构是史有诗心、虚毛实骨的话，那么《战国策》中的虚构则是文心胜史心、虚实参半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区别是前者描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即文学(尤其是小说)，区别于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其虚构性。可以说，虚构是文学发育的先决条件。《战国策》的成书过程及性质决定了其在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最能见出文学叙事如何在史传母体中孕育、躁动、成长并渐成剥离之势。
　　一、虚构叙事的发生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诸侯卿相之书，其虚构叙事的发生，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培育起来的。战国时期，上至诸侯国君，下至贵族权要，纷纷礼贤下士，延揽人才，养“士”成风。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同时，教育也从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士阶层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贵族士大夫因为家族没落或政治斗争中失败等原因沦落为士，一部分庶人通过武功或学术仕进等途径擢升为士。士的种类很多，据杨柳对先秦文本和《史记》的统计，有26类。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千差万别，但都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求生计，不再依附于某个固定的集团，而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士阶层的繁荣壮大，有力地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策》的作者多是纵横家，也称为策士、辩士等，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汉书·艺文志》中即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章学诚也说：“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可见，策士们在游说人主权贵时，不仅用辞敷张扬厉，而且“变其本而加恢奇”，有意识地对事实进行增删、夸张、虚饰，以达到增强说服力、震撼力的目的。这是《战国策》虚构叙事发生的原因之一。
　　此外，策士们为了练习游说之术，会假托一人名、假设一事件制作游说的练习辞或脚本，而那些教授纵横游说之术的人为教授弟子也可能去编写类似于教材性质的练习辞。《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始尝与苏秦事鬼谷先生学术。”《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甘茂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且不管这些练习辞是谁人所为，但其性质毫无疑问是纯粹的虚构叙事了。比如《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中说：“张登曰：‘请以公为齐王，而登试说公。可，乃行之。’蓝诸君曰：‘愿闻其说。”’《魏策二·田需死》也有类似现象。苏代在游说梁王之前先让昭鱼假扮梁王练习说辞。这说明战国时期的策士为了达到较好的游说效果，确实会在事前进行演习。现场演习尚且有，更不必说制作练习辞或脚本了。《齐策三·楚王死》中练习辞的痕迹就非常明显。文章在叙述完苏秦说薛公后插入一段叙述者的议论：“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下文分别承接此段，叙述苏秦为实现上述目的而进行的游说，每段结尾均以“故日可以请行也……故日可以使楚亟入地也……”来呼应上文。“《钟氏勘研》云：‘此章所言多不切合事理。殆著者故假楚怀王拘于秦事，伪托苏子，妄为此文，以见其技之层出不穷、变化莫测耳’……齐思和亦云：‘此章胜意层出，奇变无穷，乃国策中之至文也，然案之于史事则皆虚，盖纯为习长短者揣摩之谈耳。”，这些练习辞都是拟托之作。它们在《战国策》中所占比例很大。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将这些不可信或晚出依托之文，都标明为“拟托”。如果以《战国策鲍彪注》本的章节设置来计算，在其考察的499篇中，标明为“拟托”之作的为97篇，再加上无法考证系年的60余篇，《战国策》一书中的不可信之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些拟托之作是《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主体，它的性质已接近文学创作，虽然作策者的初衷并非如此。关于这点，郑杰文的观点很有道理：“虽然从整体上来说，纵横策士们的说辞是为了游说活动等社会政治需要而制作的，战国史官们或随行弟子们对策士游说行事的记录也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进行的，但是，其中那些拟托文的创作，却在客观上向着文学创作迈进了一步，使《战国策》中出现了虽数量不多但却甚应值得注意的、文学意味颇浓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虽然我国古代的自觉文学创作，一般人都认为始于魏晋时期，但战国策士的拟托文却应算是使古代散文走上自觉创作道路的有益探索之作。这是古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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