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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及史学影响下的唐代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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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若将其与中唐史官及史学联系起来,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一,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员多为史官及其交游者;其二,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观与史家的道德裁判思想一脉相承;其三,古文创作的崇真尚质文风是史传文学实录直书精神的内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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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史官;史学;古文运动
  作者简介:郝润华,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甘肃 兰州 730070)
  王福元,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张荣芳先生曾指出:“从韩愈、李翱、李汉等的交往看来,可能韩、柳的古文运动的渊源之一,也是来自这些史官传承的史学。” [1 ] (210)并将“唐代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列为他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氏已意识到史官、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可惜未见深论。笔者通过对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生平的考察,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史官经历或者与史官交往密切。同时,通过对他们文学观的考察,发现其中颇多与史学精神及史传文学相通,如文道观,对文体、文风的态度等。由此看来,古文运动与史官及史学二者关系密切,正是在史官及史学的影响下,古文运动逐渐兴起,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一、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追随者与史官在人员递承上存在着交叉的关系。他们或曾任史职,如柳冕、韩愈、李翱及李汉,或具有强烈的史学思想且与史官交往密切,如萧颖士、李华、梁肃及柳宗元等。
  柳冕,柳芳之子,曾任史官修撰。他“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历左补阙、史馆修撰” [2 ] (4537)。韩愈,曾任史馆修撰,并修《顺宗实录》。史载韩愈“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2 ] (5257),其交游的士人梁肃、萧存等与史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曾从梁肃游,“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3 ] (4195)。韩愈与萧存关系密切,“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诸子前死,唯一女在,为经赡其家”。萧存乃萧颖士之子,史称其“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萧颖士有史才并有史著。李翱、李汉被看作古文运动的追随者。李翱,曾为史馆修撰。史载“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常谓史官纪事不得实” [2 ] (5280)。李汉,曾为史馆修撰。“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李汉为韩愈女壻,深受韩愈影响,“汉,韩愈子壻,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李汉曾“预修《宪宗实录》” [3 ] (4453-4454)。
  萧颖士,史称其有史才。“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又“著《梁萧史谱》”,“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俄免官” [2 ] (5768)。则萧颖士有两部史学著作,或许还在史馆短暂为官。萧氏与柳芳、韦述、孙逖等史官有交游。萧颖士“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據、李华、邵轸、赵骅” [2 ] (5769-5770),其中柳芳即曾任直史馆、史馆修撰等史职,并撰有《唐历》 [2 ] (4536)。萧颖士集中有《赠韦司业书》、《仰答韦司业垂访五首》,韦述有《答萧十书》并尝荐颖士自代,足见二人交往之厚。韦述,曾为起居舍人史职。《新唐书》记载他撰《开元谱》二十卷,修《六典》;又与柳芳编缀吴兢所修国史。萧颖士以韦述为“谯周、陈寿之流”,“为史官二十年,澹荣利,为人纯厚长者” [2 ] (4530)。又孙逖,也曾任起居舍人。其任考功员外郞时“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 [2 ] (576),与颖士当有一定的交往。
  李华,虽未曾任史职,但与史官贾至及有史才的萧颖士交往密切。“李华,字遐叔,以文学自名,与萧颖士、贾幼几为友” [4 ] (170)。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称“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 [5 ] (3946)。史载“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 [3 ] (5047),“(萧颖士)尝与华、據游洛龙门,读路旁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據三乃能尽记” [2 ] (5770)。李华又为萧颖士文集作序,亦可证二人交往密切。另外,李华与刘迅亦有交往。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 [2 ] (5565),刘迅虽未任过史官,但“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 [2 ] (4525),则承续了其父刘知几的史学家风。
  梁肃,曾被授史职,但未就。《新唐书》云“萧复荐其材,授右拾遗,修史,以母羸老不赴” [2 ] (5774)。梁肃是独孤及的弟子,并受到李华的识拔,又与萧存交往,而这三人都是受史学影响极深的人。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年十八,赵郡李遐叔、河南独孤至之始见其文,称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内。” [6 ] (4967)史载“(萧存)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柳宗元,虽不曾为史官,但有修史之志。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 [7 ] (812)并作《与韩愈论史官书》阐发史官的责任,又作《段太尉逸事状》向韩愈提供史料。
  由以上可以看出,从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李华,柳冕、独孤及、梁肃到韩愈、柳宗元等倡导者,再到李翱、李汉等古文运动健将,他们或任史官或与史官交游,与史学关系密切,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二、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与史家之道德裁判思想一脉相承
  我国史官自古就有秉褒贬之笔、寓劝善惩恶的志向。孔子修《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8 ] (3297)。这种劝善惩恶的观念带有明显的道德裁判性质。刘知几《史通》论褒贬史事,继承了儒家道德裁判的思想。“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9 ] (106)。唐代史官大都秉承了“不虚美,不隐恶,劝善惩恶的原则,以执行历史撰述与道德裁判的任务” [1 ] (1 )。柳芳《唐历》就因为“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所讥讪” [2 ] (4536)。   古文运动的先驱以及倡导者也多具有这种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萧颖士极力赞扬《春秋》示褒贬、惩恶劝善的义法,并曾依鲁史编年之例,著《历代通典》。他在给韦述的书信中说:“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书,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又批评司马迁、班固所编史书“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 [5 ] (3277-3278)。其对司马迁、班固的看法虽有些片面,但却明显体现了史书任务在褒贬的史学观。又认为史学的功能应是“立言寄青史,将以赞王道” [10 ] (1596),“王道”即儒家的道德思想。为此,他曾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标一字以举凡” [5 ] (3278)。
  李华赞同史的功用在于褒贬惩劝,其《著作郎厅壁记》曰:“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赞扬孔子作《春秋》“因历象以正时元,假鬼神而讨有罪,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5 ] (3204-3205)。《安阳县令厅壁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记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 [5 ] (3210)柳冕也明确地表达了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5 ] (5355-5356)。独孤及也说:“孔子作《春秋》以绳当代,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 [5 ] (3927)梁肃亦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在给独孤及集作序时说:“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 [5 ] (5260)
  韩愈同样表达了劝善惩恶的史学思想。进士及第后他曾表示:“若都不可得,犹将……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11 ] (688)这种观念正是《春秋》褒贬手法,即史家的道德裁判。但是后来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却说:“愚以为凡史事褒贬大法,《春秋》已备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又举例以证明“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11 ] (3103)似乎否定了史家褒贬之法,但仔细一思考,韩愈所举的事例却不能证明他的观点。如“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 [11 ] (3103)等均与史实不符,韩愈不会连这点史识都没有。此文是韩愈任史馆修撰后不久所作,此时重要工作是修国史。韩愈不是不赞成褒贬,而是感到修国史要排除外界干扰正确地褒贬,公正地实行道德裁判非常艰难,所以他感到恐惧。正如他的文章所说:“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 [11 ] (3104)柳宗元明确指出:“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7 ] (809)故此文并不代表韩愈否定《春秋》褒贬义法。其后他所完成的《顺宗实录》证明他不是一个“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 [11 ] (3104)的人,依然执行着史家道德裁判的职责。
  柳宗元有很强的史学意识,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 [7 ] (812)他赞同史应该褒贬,《谥议》篇云:“伏以《鲁史》褒贬,《虞书》黜陟,彰善瘅恶,王教之端。” [7 ] (190)又作《段太尉逸事状》标举段秀实高尚的道德,实践史家的褒贬之法。李翱在史学上继承了韩愈的思想,“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12 ] (42)。李翱的史学观可以总结为两点:一、史官要“以记录是非为事”,这个“事”实际就是编史的原则,具体内容是“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二、李翱指明了正确的历史方法论。他强调修史应该“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13 ]
  与史学上强调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相对应,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在文学上强调“道”,这种“道”基本上指的是儒家道德思想,从而使文学与史学在“道”的层面上得到统一,表现在古文运动先驱的身上即强调文学的“宗经”。萧颖士在文学上主张上承“六经”,亲近“风雅”,而有益于“王化”。萧氏有极强的崇经思想,在《赠韦司业书》中云:“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 [5 ] (3227)同时,萧颖士强调为文要亲近“风雅”,《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说:“质文一变,风雅大兴。” [5 ] (3268)《江有归舟序》则提出“文也者……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 [10 ] (1594)。他还进一步强调文章要有益于“王化”,即行使美刺教化的功能。“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之益,此其道也” [5 ] (3275)。
  李华在文学上宗经。他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盖《六经》之道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甚至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5 ] (3196)独孤及评论李华的文章时说:“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 [5 ] (3946)柳冕在文学上强调“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 [5 ] (5356)。独孤及为文亦主张宗经,梁肃《祭独孤常州文》记载:“尝谓肃曰:‘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 [5 ] (5306)梁肃在文学观上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他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5 ] (5261)又“言文必及经”,“以经为师” [5 ] (5268)。   韩愈进一步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平衡“文”与“道”的关系。《争臣论》首先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11 ] (469)。在《上兵部李巽侍郎书》中重申了此观点,“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 [11 ] (600)。韩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 [11 ] (562)。柳宗元赞同“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 [7 ] (873)《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道而已耳。” [7 ] (886)当然,柳宗元所指的“道”内容更加广泛,但不可否认,其“道”仍以儒道为主。李翱在文道关系上继承了韩愈的主张又有所发展,他强调文、理、义三者兼备。“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胜,辞胜则文工” [12 ] (44)。李汉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5 ] (7697)。
  综上所述,史家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精神不但存在于史官中,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亦有很强的道德裁判精神,他们通过“宗经”将它化为“古文”中对“道”的追求,进而提出“文以明道”原则。从而使儒家的道德思想在“古文”中得以激活,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学吸收史学精神的重要方面。
  三、古文创作的崇真尚质文风是史传文学实录直书精神的内在转化
  “实录”、“直书”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史记》历来被称为“实录”之典范,班固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4 ] (2738)则“实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不虚美,不隐恶”,还包括文方面“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唐代刘知几继承了这种实录的精神,“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9 ] (402)“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 [9 ] (529)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史传文学在文体上基本保持了散体的特征,而在文风上遵循着“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原则。在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其先驱及领袖人物由于与史官的密切关系,而继承了史传文学的这种传统,在文学形式上提倡“宗真尚质”,即在文体上提倡散体、反对骈体,在文风上强调质朴自然,反对雕琢矫饰。
  萧颖士说:“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 [5 ] (3276)崇尚周、秦、汉之文。反对六朝骈俪之文,“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 [10 ] (1594)。李华在文体上称赞元德秀的文章“可谓与古同辙” [5 ] (3249)。文风上他“反魏晋之浮诞”,反对“化物谐声为文章” [5 ] (3197)。柳冕反对“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的文章,提倡“古人之文”。独孤及则指出:“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 [5 ] (3945-3946)由此可见,他同样反对“俪偶章句”之文。梁肃则认为:“文本於道,失道则博(一作传)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 [5 ] (5261)由此可知,古文先驱者在文体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反对六朝以来骈俪之文,并对偶章俪句进行批评,同时赞扬和欣赏先秦、秦汉散体文。
  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及追随者李翱等也都提倡散体,反对雕琢矫饰文风,同时他们又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古文作品,真正使“古文”代替了骈文,推动古文运动走向胜利。韩愈虽然并不绝对否定骈文,但他仍然反对骈文那种过分雕琢的风气,在《答李秀才书》中他就曾说“不以琢雕为工” [11 ] (725)。当然,韩愈的最大功绩在于以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古文”创作冲击了骈文的统治地位。其论说文格局严整,层次分明,说理透辟,理足气盛;其传记文高屋建瓴,条理分明,迭宕起伏;其抒情文感情真挚,融叙事、抒情为一炉。柳宗元也反对形式主义倾向,认为:“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以为能,不亦外乎?” [7 ] (886)批评 “骈四俪六,锦心绣口” [7 ] (489)的创作风气,要求文章写作要“本之《书》以求其质” [7 ] (873)。柳宗元也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其中山水游记尤为出色。李翱追随韩愈,致力于“古文”创作。曾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将文与道结合起来。又反对文章尚异、好理、溺于时、好难或者好易。 [12 ] (44)李翱“至今行世的100余篇文章大部分是推行古文的产物,他的文章神似韩愈,但却独具一格,呈现出自然、朴实,重事实、少虚浮的特点” [12 ] (前言4)。
  韩愈、柳宗元不仅反对骈体风气,提倡散体质仆的文风,而且在创作中还不断向史传学习。韩愈的碑志文就大量继承了史传的写法,方苞说:“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叙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其义法。” [15 ] (615)钱基博也说:“韩愈碑志之文,可大别为三,有豪曲快字……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有奇字拗语……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 [16 ] (135)柳宗元为文亦本经而参史,“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参与《国语》以博其趣”,“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7 ]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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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校: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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