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近代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史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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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近代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发源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需求中，是从走出国门的学科教育以及普通高等教育中分化出来的。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都成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代我国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伴随中国近代社会摆脱蒙昧、开启民智的全过程，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史学贡献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4-0066-05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学东渐”的风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近代中国开始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西式兵操是近代海军学校和陆军学校的教育内容和训练项目，与西式兵操演练相依存的“西方教育思潮”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洋务运动的军队训练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传人我国的开端，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以后，掀起了改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维新运动。清政府发布了几十条除旧布新的命令，其中关于教育的指令包括：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维新派从进步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及传播。
　　“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民主主义者提倡民主与科学，军国民教育思想走向没落，兵式体操逐渐遭到否定，兵式体操在形式、内容与思想上的单一刻板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体育的形式，也阻碍了学校体育的发展。此时，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传人，带来了系统的体育理论与方法，人们开始从生理、心理、社会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综合研究体育，效仿日德的兵式体操是一大进步，也代表了当时体育发展的趋势。
　　近代体育学科研究生留学教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探索中国社会救国图存、强盛发展的双重目的下，从近代走出国门的各学科教育以及普通高等教育中分化出来并发展壮大的。
　　一、我国近代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1.近代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运动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1875年，清政府共向美国派遣了4期共120名留学生。晚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896年开始，1899年之后，留日学生中已经有专门选修体育专业的学生。早期留日体育教育家徐一冰所著《二十年来体操谈》中所述：“丙午丁未间（1906年至1907年间），留学日本大森体操专校毕业者，每归国任学校教科”。大森体操专校（又称大森体育会）是同盟会在日本兴办的一所速成体育师资学校。设立体育学、教育学、生理学、解剖学、音乐、徒手体操、器械体操、兵式体操等专业课程。1901年至1906年间，中国留日的1.3万名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曾到这里学习体育专业。“时徐君筑夫人汤剑娥女士，亦归自日本，因即创办女子部（即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另据《上海东亚体专简介》所记：“创建人博朗斋（留美学生）、庞醒耀（留日学生）二人都是专攻体育的”。可见当时留学生出国学习体育，已非偶然现象。
　　至1915年，美国成为接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国家。据统计，1909年至1925年，清华派出了1031名学生留学美国，其中5.04%的人专门学习教育。清华大学校史资料记载：“截至1925年，清华留美归国学生约620人，从事工程实业的占15.8%，从事新闻工作的占0.64%，从政的占14.28%，从商的占11.09%，从医的占2.24%……从事教育的比例高达33.78%”。
　　2.近代官方力量对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推动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公布了《教育部官制》，确立了教育部组织制度。其中，设置了专门教育司，下设“留学科”，专门分管留学生事项。同时，中央政府对省级教育机构也进行了改革，设置教育厅，厅下第三科专门主管留学教育事务。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两级教育行政机关，均设有留学教育主管部门，为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推进留学教育的发展，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各省教育机构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留学派遣政策，鼓励和规范了留学生派遣。其中之一就是特别官费留学政策，主要涉及三项内容：一是稽勋局派遣有功于民国的人员留学政策。该计划于1912年开始实施。二是海军留学政策。政府沿袭了清末海军留学政策，对海军留学生给予特别官费。三是派遣优秀教员出国留学进修政策。为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18年决定每年从大学和各类高等专门学校中选拔优秀教员赴欧美各国学习。
　　除了政府特别留学经费支持外，民国政府还制定了一般公费留学政策。该政策以选派省派留学生为主，中央对各省派遣公费留学生规定具体名额，各省根据名额进行选拔，经费自行划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超额。较早制定政策派遣留学生的省份有湖北、广西、河南、江苏等，这些省份大多从1913年前后开始制订留学计划并派遣研究生。
　　1908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的法案，将庚子赔款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中国学生留美学习基金。自1924年起，美国将退还的部分庚款主要用于设立中国教育文化基金，推动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庚款对于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推动表现在留学准备和留学支持两个方面，从1909年到1949年的长达40年时间里，庚款退款一直支持着中国留学事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泰斗、改革中坚、体育教育专家多受益于此。1909年10月，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共47人赴美，拉开了清末民初留美运动高潮的序幕。第一位出国留学取得体育专业博士学位的张咏就毕业于庚款筹建的清华大学。与宋美龄同期同校学习、交往密切的黄丽明1929年赴美留学也得益于金陵女大体育系的良好教育背景。金陵女大为美国庚子赔款所援建。有美国基督教会的背景，校长吴贻芳。取得硕士学位后，受吴贻芳邀请，回国出任金陵女大体育系主任。 　　3.近代民间组织对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推动
　　基督教青年会（Yo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1851年被介绍到美国后，逐渐从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spiritual、mental、physical、social）四育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机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于1885年，在1912年青年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明确了分部办公制度。体育部是其中之一，以“提倡国人注重体育训练、体育专门人才研究、体育最新学术组织、体育比赛集会，借以辅助各地方青年会体育之进行，造成国民健全之身躯，强盛之精神”。我国近代杰出体育家马约翰认为“基督教青年会推动、促进和培养了体育，而中国体育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部分要归功于基督教青年会”。用
　　青年会在上海青年会举办健身班、运动队、团体比赛、体格检查，组建体育干事培训班，为各地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培养人才。培训班开设课程有生理学、解剖学、显微镜解剖学、生物化学、运动生理学、细菌学、体操教授法、运动教授法、青年会内部卫生、公共卫生、学校卫生学、生殖学、改良身体学、按摩学、体育史、体育部用品研究、演说术等。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体育教师，培训后继续回青年会和学校任职。
　　通过开展培训和组织体育活动，基督教青年会提高了民众对体育的认识和参与度，推动了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为体育学科研究生留学奠定了人才基础。徐元民在总结张汇兰教授的体育思想渊源时指出：“接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专业教育的培养，奠定了她踏入体育界生涯之基础”。
　　此外，基督教青年会还将更有潜力、更有发展的体育人才送至美国春田学院留学。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前身是青年会北美协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培训学校，于1885年正式开始招生。包括一些知名体育教育家和教练在内，近代中国在春田学院接受过体育研究生教育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段留学生涯，开阔了视野，获得了专业素质，成为中国体育的奠基人和领导人。
　　二、我国近代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史学贡献
　　1.传播体育教育思想
　　我国最早一批体育学科研究生出国留学是在19世纪20年代，当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1919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冲击和一大批教育家的呼吁与实践，促使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公布，正式把“体操课”改为“体育课”，从此我国的体育教育思想实现了从效法日本到效法美国的历史性转变。
　　美国国内进步教育理论从1916年起步，1919年达到高潮。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于191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伍德和赫塞灵顿等人提出，后经威廉士的发展，形成一整套“自然体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自然体育思想以机能心理学、实用主义教育学为理论基础，强调体育要达到文化教育的目的，侧重于社会的、道德的发展和文化娱乐生活的目标，而不重视体育对生理的作用，提倡适应学生兴趣和需要的自然活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自然体育思想突破了军国民教育的束缚和限制，带来了体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自然体育思想影响下，中国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初具规模，其中一些理论观点，如强调体育的教育作用、为生活服务、注意学生个性发展等，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也对中国学校的体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启迪作用。
　　在以进步教育理论为主导的宏观时代背景下，留美中国体育研究生都受到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影响。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等近代体育家师承威廉士。因此他们的体育思想直接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一脉相承。20世纪末期，当留美的体育研究生纷纷归国后，当他们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时候，当他们在高校里教书育人的时候，当他们著书立说、专注科研的时候，自然主义体育思想通过他们得到了系统而广泛的传播。
　　2.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发展
　　我国早期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归国后都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巨大热情投入到各类体育学校的创办和建设中。1935年秋天，在广东省教育厅的支持下，许民辉创办了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兼任校长，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师资人才。马约翰先生协助创建清华大学体育部并成为第二任体育部长。吴蕴瑞先生于1952年受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之邀筹建了新中国最早设立体育院校之一的上海体育学院。在归国体育研究生推动下建立的体育专业院校，为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后备人才。
　　在体育学科建设方面，袁敦礼、吴蕴瑞、方万邦等体育家继承了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宣传以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学人文体育观，成为学校体育学科建设的先驱，带动和促进了体育学科朝科学化方向的发展。
　　我国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中的许多学者均在归国后谋得教职，他们广泛参与和组织学校体育活动。马约翰于1926年获得春田学院体育学硕士学位，从1914年起在清华执教52年，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清华早期先后成立的运动代表队有足球、篮球、网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水球、长跑、游泳、滑冰、拳击等十多种，多由他担任指导，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校运动会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金陵女大体育系主任黄丽明在国内还没有普及女子运动风气之时就四处奔走，组织女子网球赛、篮球赛，设法筹集体育经费，鼓励学生多锻炼，提高身体素质，还带领学生打网球，做自由体操，练习跑步、跳远。融合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首倡的现代舞，黄丽明改进了自由体操动作规范，使之更适合女生练习。她主持的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当年以自由体操、篮球和现代舞享誉国内，也受到欧美体育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3.推进体育学术教育研究
　　体育研究生留学归国后，除了身体力行参与到体育教学和活动实践中，还将国外先进体育思想和科学技术融会贯通，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吴蕴瑞于1927年回国后，在长期的体育教育实践中，著有《运动学》《体育教学法》《体育原理》（与袁敦礼合著）《体育建筑及设备》《田径运动》等多部体育学术著作。袁敦礼是一位优秀的体育家和教育家，先后获芝加哥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他最早向我国体育界译著了《奥林匹克》一书，与吴蕴瑞先生合著的《体育原理》一书，对我国30、40年代以至后来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曾发表《体育究竟是什么》《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于我国体育的影响》《谈谈“体育”一词如何解释的问题》《身心关系与体育》等一系列关于体育教育的学术论文来阐述西方先进体育思想。方万邦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于1926年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专攻体育，获得体育学士、体育硕士学位。他治学严谨，努力教学科研，主要著作有《体育原理》《新体育教学法》《青年体育》《健康教育》《欧洲体育史》《师范学校教科书（体育）》《简易师范学校教科书（体育）》《课外运动》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了《巴甫洛夫学说在体育教育上的应用》等一系列论文。张汇兰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体育专业人员，是我国近代推动妇女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著《和缓运动》一书，体现出她正视男女在身体机能上的差异，主张要区别对待女子体育与男子体育不同的目标、教材教法、测验标准等观点。马约翰所著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全面详尽地论述了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强调从各学科、各角度积极地推进体育学术化，体育的学科教育和学术研究价值，融合了国内外先进体育思想及科学体育教育理论，开拓了近现代中国的体育基础理论、体育教育理论和科学研究新篇章，为中国体育尤其是体育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意义深远的基础。
　　4.开展体育教学实践活动
　　马约翰从1914年开始在清华执教，在多年体育教学实践中，根据中国人的体质情况和特点，研究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国内外经验，编制出近百套不同内容的徒手操和拉力器训练法。许民辉是中国排球运动最早的开拓者，他积极开展和推广排球运动，并发明了低网排球，使广东女子排球较早地兴起。舒鸿先在1930年浙江省筹办第四届全运会时，就被任命为场地设计建设处处长，并领导制订竞赛规则，还积极参加省篮球业余裁判培训并担任全国篮球联赛裁判长等工作。张汇兰、杜隆元两位女子体育倡导者，将国外先进的经验运用于天津女子体育教育，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开辟了女子体育运动的试验田。
　　5.培养体育教育工作者
　　虽然早期出国留学的体育研究生人数不多，但他们是我国最早接受西方体育专业训练的一批人，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我国体育专业教育的领导者、实践者，对培养体育专业人才以及对我国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敦礼、吴蕴瑞等老一辈体育家十分重视教育人才的培养，亲自指导青年人才的教学、科研，热诚提携青年教师，推荐和输送优秀者到国内外进修、深造。除此以外，他们亲自编写教材，培训校外体育骨干，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体育人才。在女性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张汇兰、黄丽明执教的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成立之初，就以培养高标准的女子体育专业人才为目标。从金陵女子大学各系毕业生的数量来看，体育系的本科毕业生有52人，专科和简易科毕业生达到103人，是学校中的第二大系，对体育系如此重视的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在西方受过系统体育研究生教育的归国人才功不可没。
　　我国近代体育学科留学研究生教育是以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为历史背景和出发点，从出国留学的各学科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中分化出来。它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增强国际交往的产物，留学教育培养的归国体育研究生又成为我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开拓者、引导者和最早实践者。正是他们将留学经历之所见所闻融合中国本土之所思所感，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雏形和发展路径。近代体育的发展演进成为近代中国摆脱蒙昧、开启民智，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一点看，体育教育的域外之花正是由一星微芒成为薪火相传的燃燃火炬，恰恰是近代中国文明前进的缩影。
　　（责任编辑 陈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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