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区域价值链：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利益基础与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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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江林
内容提要 如何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如何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利益基础，是新时期中国需要面对的地区性难题之一。作为解决方案，本文提出应积极构建由中国主导的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地域范围的大区域价值链。不同于传统的亚洲区域生产网络，大区域价值链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运行体系，该体系将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外在表达，也将为中国推行对外战略奠定微观基础。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 区域 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21-08
相比于沿海地区，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①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时期。如何支持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如何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利益基础，是新时期中国需要面对的地区性难题之一。本文提出应积极构建由中国主导的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地域范围的大区域价值链，以此推动中国内陆省区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也为中国未来发挥地区主导性作用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
自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之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价值链的关系。有的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要将内陆省区和国家带到全球价值链中，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雁型发展模式。②也有的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亚欧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应构建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以中国中西部地区为“枢纽”、以中亚五国及俄罗斯为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打造工业价值链，走工业协同发展之路，同时该工业链能够延伸至包括南亚、西亚、蒙古、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辐射至包括韩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③上述文献已明确观察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引领沿线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潜质，并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设想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认同上述观点的同时，从区域价值链角度出发，探索中国内陆省区和经济带沿线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发展问题，以转变中国内陆省区与沿线国家传统的经济增长思路。
一、大区域价值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价值实现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内陆省区和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其核心价值在于改变内陆省区和内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通过“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将这些省区、国家与沿海地区、与世界连接起来，参与国际分工，以此创造内陆省区或国家全新的发展模式。一些研究文献虽然充分表达了上述特征和趋势，但是如何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还需要我们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本文认为应积极利用中国发展经济的资源优势（包括市场、技术、产业等），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地域范围，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大区域价值链，以此作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价值的主要路径。大区域价值链是介于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地区层面的价值链，将以中国和部分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国家为最终消费市场，以投资和贸易为纽带，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借助各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提高“人”这一生产要素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而带动区域内各国制造业发展，促进各国之间的产业联系，以此形成地区层面的产业发展体系，创造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的价值链条。
大区域价值链的目的在于提高“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创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也因此造就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的国家依靠自然资源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极容易受到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干扰而使经济增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的国家既缺乏自然资源又人口较多，长期处于增长的低水平状态。可以说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共同问题是忽略“人”这一具有价值创造的增长源泉。所谓价值链，无非是“人”这一生产要素在产业链条中对产品所附加的新价值，如果附加的价值低，则一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上，反之处于高端位置上，我们看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反映的是一国“人”在产业增殖过程中份额的大小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分工关系。因此，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价值链的建设重在提高“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创造，改变长期以来沿线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
不同于传统的亚洲区域生产网络，大区域价值链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运行体系，与传统的地区大国引领区域发展的思路和做法有较大的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带领东亚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由此形成著名的“雁型模式”，并创造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东亚奇迹”。不过，这一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对外部市场的依附性，形成的是东亚生产与外部消费的模式，显示出结构性的脆弱。目前诸多亚洲国家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努力激活内部市场或者建立地区层面的市场，以此建立不依赖于外部需求的经济模式。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运行体系，大区域价值链将以区内为最终消费市场，克服雁型模式“先发展生产后培育内部市场”的内在缺陷，实现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共同发展模式。
大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不排斥区域各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大区域价值链构筑的是一个开放系统，经济带沿线国家既可以参与区域价值链，也可以借助区域价值链参与全球价值链，两者互不相斥，反而相互促进。已有研究指出中亚和西亚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区域价值链来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毕竟区域价值链使这些国家成为近邻，更接近地区价值链中心。Richard Pomfret and Patricia Sourdin， “Global Value-Chains and Connectivity in Developing Asia -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Central and West Asian Region，”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o.142， 2014.事实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外部国家或地区建立的经济关系多于内部之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16年2月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为94个，其中沿线国家之间生效的为34个。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大区域价值链走向封闭发展的可能性。而大区域价值链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区域和国内三个层面的考量。 从国际层面看，新兴发展中大国正在成为区域价值链构建的主导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以发展中大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正在从微观层面重塑世界经济发展系统。过去全球价值链的终端市场主要定位于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长，新兴市场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终端市场方向，为发展中大国构建由自身主导的价值链提供机会，部分改变全球价值链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研究表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正在努力成为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区性领头羊，⑥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Development and Emerging Economies，” UNIDO/UNU-MERIT， no.47， 2015.南非通过投资在非洲南部地区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某些产业区域价值链。
当然，发展中大国领导全球价值链的时代还未完全到来。发展中大国的资本规模、技术实力以及制度质量还不及发达国家，受限于收入水平的消费潜力还未成为现实，只能将自身的影响向周边国家或一定区域范围的国家延伸。
从区域层面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迫切期待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参与区域价值链成为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新的政策选择。谋求经济发展的愿望成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突破自身市场有限性的缺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手段。关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好处在国际组织的报告中被普遍提及。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有：提高当地价值、创造就业和收入，促进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等。而一国在全球或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当今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程度与获益来源的主要标志。经验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世界部分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东亚国家的发展就是明显例证。有的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已不再以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作为一国发展战略的选择。R. Baldwin，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Globalization’s 2nd Unbundling： How Building and Joining a Supply Chain are Different and Why it Matt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17， 2011， p.716.原因很简单，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尽可能回避国际交易，将其经济资源仅用于服务国内市场，不仅不能实现物尽其用，也难以获得从国际交易中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参与全球或地区价值链的国家通过参与国际交易，使原本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生产系统也部分地服务于国际市场，使本国生产系统获得新的增值，显然这一发展思路与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路是不同的。应该说，全球或地区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新路径。近几年联合国贸发会、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多以全球价值链为主题或报告中的关键话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给予特别的关注。
但是受限于“自然”因素，如地理位置、人为因素和政策制度等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多数国家如南亚和中亚国家长期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或参与水平很低，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4 Update， “Asia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DB， 2014.参与全球价值链还远未成为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径。在沿线国家缺乏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前提下，区域价值链无疑可为他们参与价值链创造机会，既适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要求，也有利于减少来自全球和价值链上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一些研究指出参与区域价值链可有助于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增长。Bhatia指出区域价值链是国内和全球价值链之间的桥梁，其作用是可扩大市场并增强价值链条的延展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综合优势。Ujal Singh Bhatia， “The Globalization of Supply Chains-policy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eborah K. Elms and Patrick Low，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Fung Global Institute （FG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2013.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和开发银行也将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价值链确定为投资规划的新焦点。⑥
从中国层面来看，国内价值链外移并升级为区域价值链将成为新趋势，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也具有战略上的意义。近些年中国大量的产能需要向外转移，一方面表明中国国内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部分产业受国内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得不向外转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交易成本上升走势与沿线国家跨界交易成本下降趋势所形成的成本落差推动中国部分产能的外移，实际上为中国将国内价值链向经济带沿线国家延伸提供良好的时机。从战略上说，区域价值链也为大国推行其对外战略构筑微观基础。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高低决定其获益的大小，也充分体现一国的技术水平、劳动力技能以及政策水平、制度质量等等。能够作为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或国家，即价值链的创建者也必定拥有影响他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处在价值链高端位置上的国家或企业也必定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影响产业发展走向甚至左右地区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区域价值链密切与区内其他经济伙伴关系，从而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双重利益。
总之，大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提供有效途径。大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在经济带上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与消费链条。大区域价值链本质上仍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主要依托经济带中的大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建立新的经济增长体系，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二、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可行性
目前中国已具备将国内价值链推向区域化、初步构建大区域价值链的能力。
一是中国正处于价值链快速升级的阶段，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70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总量比重约20%，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还在加深，同时多个行业发生重构。参见田文、张亚青、佘珉：《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调整》，《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3期。有能力通过产能合作在地区范围内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础的区域价值链。研究表明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逐年增加，同时也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世界经济》2014年第2期。具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特征的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化学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机械和设备制造业在亚太价值链上的地位均有明显提升。华晓红、宫毓雯：《中国制造业在亚太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基于增值贸易数据测度》，《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12期。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内陆地区也成功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且国内省区间附加价值的分布越来越扁平化，表明中国国内价值链地区结构在不断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全球价值链的全面参与。Bo Meng， “Domestic Value Chai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Linkages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in Yuqing xing， eds.， Uncovering Value Added in Trade： New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5.当然，国内价值链仍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为大区域价值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已有许多文献在积极探讨国内价值链的提升方向。这方面的文献有：有的提出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参见杨书群，汤虹玲：《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中国发展》2013年第1期；有的认为应将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模式与中国国情和优势结合起来发展国内价值链，参见张少军、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1期；有的提出要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参见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也有的提出我国企业应逐渐依靠国内市场优势，建立自有品牌，参见孙军、梁东黎：《全球价值链、市场规模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机理分析》，《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
二是中国属于迅速成长中的消费者，能够向地区提供一定的市场，以此有利于沿线国家参与价值链并保证获得相应的利益。中国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进口规模逐年上升，从2005年的10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近5000亿美元，年均增长18.3%。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三是中国向地区提供多种发展经济的“资源”和条件，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中国有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地区提供互联互通建设。同时中国也在加紧构筑全球自贸区网络建设，现已经同经济带沿线国家签有自贸区协议的有中巴自贸区；正在商谈中的自贸区协议有4个，即中巴自贸区升级版、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中国-印度自贸区、中国-尼泊尔自贸区。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也在加紧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建设，如欧亚联盟的成立等。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截至2015年底，由中亚、南亚国家签署且生效的自贸区协议有96个，签署但未生效的有22个，商谈中的有30个。
四是地理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多属于离全球价值链中心较远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天然地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不过这些国家却距离中国构建的区域价值链较近，中国所具有的地缘优势为美国、日本所不具备。
当然，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市场方面，中国都还属于成长中的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中国构建区域价值链的能力。有研究指出，尽管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关联最多的国家，但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其他经济体产生的影响还较小。张咏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及其动态演变――基于国际产业关联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根据经合组织的测算结果，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行业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特别是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里竞争实力较强，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实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且行业分布不均匀。丁学东：《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全球化》2015年第7期。
影响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因素也在左右着参与大区域价值链。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来看，大区域价值链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有：
一是经济带沿线国家制造业水平较低，短期内尚难以造就一个有延伸性的制造业价值链。制造业是参与全球价值链或大区域价值链的重要部门。表1显示，沿线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处于中低阶段，特别是制造业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国家低于中国的人均制造业水平。一些国际组织也指出西亚和中亚国家出口中的外国附加值较低，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为主，这就限定了外部参与该国出口的投入，南亚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出口的“产品”有差异，主要以服务业出口为主。加上经济带沿线国家中较大的经济体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生产能力用于出口，因而经济带沿线国家普遍以出口价值链条较短的具有前向联系的产品和服务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参与区域价值链建设。 二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分工水平较低，相互之间经济联系较弱，客观上不利于区域价值链的构建，甚至有些国家存在“去工业化”的趋势。2016年版的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指出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国家存在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前下降的趋势。零部件贸易是显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重要贸易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沿线国家对世界出口总计为18868亿美元，其中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为55%，零部件出口占比为4.2%，资本品占比为5.5%，消费品占比为12.6%。中国与沿线国家零部件贸易规模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014年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规模为2531亿美元，其中中间产品进口占比高达95.3%，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占比合计为2%，零部件进口占比仅为0.8%。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的规模为3030亿美元，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为35.2%，零部件出口占比为11.5%，消费品出口占比为30.8%，资本品出口占比为21.3%。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如此小的零部件贸易规模表明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缺乏深度的经济联系。
三是经济带沿线国家硬件设施不完善，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完成“道路联通”，而基础设施建设欠缺是影响沿线国家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联系的重要因素。目前沿线国家多数难以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供沿线国家之间贸易、人员等往来，极大地限制了沿线国家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物流绩效指数（LPI）排名显示，沿线国家LPI指数排名均较靠后（见表1），亚洲开发银行计算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运输效率仅相当于欧盟的60%～80%，多数国家在欧盟效率的65%左右。ADB，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5， p.158.因此，物理上的互联互通是经济带国家参与大区域价值链的首要前提。
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参与区域价值链的制度成本较高，需要多方努力才能完成“贸易相通”。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见表1），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跨界贸易障碍排名更低，甚至一些内陆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贸易障碍，Roman Vakulchuk and Farrukh Irnazarov， “Analysis of Informal Obstacles to Cross-Border Economic Activity in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o.130， 2014.这显示经济带沿线国家在参与区域价值链时还需要做出较大程度的政策调整。
五是政治风险较高。政治风险对经济带沿线国家参与全球或区域价值链的影响非常突出。经济带沿线国家有的甚至就是战争发生的热点地区，加上政局动荡，使得价值链构建工作难度很容易被无限放大。
三、推进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路径与政策作用方向
1推进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路径
依据上述现实，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路径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国内价值链区域化，即通过加大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对人口众多的中低收入国家进行产能转移，同时加快本国主导产业建设步伐，将更多国内高成本的零部件生产转向经济带沿线国家，推进国内价值链向经济带沿线国家延伸。在推进过程中，应结合当地优势，实行有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方向：
一是以资源深加工为主，提升自然资源产品的附加价值含量。由于沿线国家多以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为主，其产业结构也主要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初加工基础之上的，大区域价值链应以提高自然资源的附加价值含量为主，可考虑联合世界发达国家共同向这类国家进行以提升技术含量为主的投资。
二是加大对化工产业以及支撑重化工业的装备产业投资。这类产业具有较高的前后向产业联系，可以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的部分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装备产业、重化工业的制造能力。
三是适度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发展。由于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是构成全球价值链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在全球市场中存在较高的竞争水平，对于缺乏自然资源同时人口又比较多的国家可考虑适度发展这类产业，同时也有利于这些国家未来参与全球价值链。
四是加大对沿线国家消费品产业部门的投资，提升当地消费品制造能力，在满足其国内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促进消费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2推进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政策作用方向
构建大区域价值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设计一个能够为多数经济带沿线国家所接纳的制度框架体系。为有效保障大区域价值链的未来运转，这里可考虑以“五通”为框架，鼓励经济带沿线国家定位于大区域价值链的建设，Gereffi等指出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Gary Gereffi and Timothy Sturge， “Global Value Chain-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y： the Role of Emerging Economies，” in Deborah K. Elms and Patrick Low，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Fung Global Institute（FG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201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物理基础设施以及总体投资环境改善等政策改革力度，相关政策可参见OECD and World Bank Group， “Inclusive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Options in Trade and Complementary Areas for GVC Integration b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Prepared for Submission to G20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Istanbul， Turkey， no.6， 2015.全方位提升参与价值链的政策水平。可考虑的对策建议有： 一方面，为推动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化，今后应着力于以提升国内价值链为方向的政策支持力度，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制定定位于区域价值链为导向的区域产业政策，逐渐形成以“中国需求+技术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同时大力发展针对区域价值链的服务贸易，使中国逐渐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引领者、区域产品的采购者和专业化的引领者。服务贸易在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OECD国家服务业，如商务服务、物流运输的价值创造占到全球价值链的50%以上，中国服务业占到30%以上。OECD，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Synthesis Report， 2013， http：//www.oecd.org/sti/ind/interconnected-economies-GVCs-synthesis.pdf.
二是推进中国产业技术升级，以技术构筑制造业强国地位，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目前中国已发布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推动国内制造业向高价值环节发展。未来要重视发展前后向联系较深的主导制造业与主导服务业，带动经济带沿线国家参与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
三是加快大区域自贸区建设或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贸区建设，降低成本和整合地区市场。有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政策内涵，要求以边界措施和市场准入问题为核心的传统贸易政策转向以边界内措施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盛斌、陈帅：《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亚洲展望报告2014》更新版也认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物流和运输基础设施等措施将使亚洲国家继续受益于全球价值链。为此，中国应积极推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地域范围的自贸区建设，将区域价值链与自贸区建设同步进行，消除大区域价值链的制度成本、政策成本等人为因素，整合大区域市场，更好地助推大区域价值链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可将进口、对外投资和人民币走出去作为联动手段，鼓励沿线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优势，共同参与大区域价值链构建。
一是中国需要加大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力度，使大区域价值链能够真正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价值创造者和福利创造者。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产品过度集中于中间产品，与理想中的中国主导的价值链中的贸易结构呈逆向状态，中国应以沿线国家为需求市场，而不是反过来，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消费品达932亿美元，而从沿线国家进口的消费品仅为35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未来需要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大量投资来促进结构的转变。
二是加大中国对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以及能够带来区域产品需求的产业发展。通过产能合作，使经济带沿线国家有效地参与到经济带的建设中来，使大区域价值链能够发挥应有的效应。
三是推进人民币走进经济带沿线国家。加大中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人民币互换规模，在经济带沿线国家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贷款中心和未来的金融中心，使人民币成为大区域价值链的结算货币或至少部分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币种。
四是将目前已有的合作机制向经济带沿线国家倾斜。加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基础设施贷款，特别是一些重点领域的贷款，用好丝路基金，使其服务于大区域价值链的建设。加快金砖国家银行的建设步伐，同时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大区域价值链的打造。
五是加强民心工作。大区域价值链将为经济带沿线国家民众创造新的收入增长源泉，同时一些重大项目也需要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为此，有必要加大提高当地劳动力的技能、鼓励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等政策支持力度，以助推大区域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室
责任编辑：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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