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庄道元

　　摘 要：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市民化；中小城镇
　　中图分类号：F302.5；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096-05
　　引 言
　　农民工逐步市民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并且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具体目标，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村转移人口的主体，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技能，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强烈的渴望[2]，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3]，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当前我国推进人口城镇化重要内容[4，5]。大城市较高的房价及生活成本常常把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拒之门外，而定居中小城镇成为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的选择[6]。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及特色小城镇，增强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因此，如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是各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如何？影响因素又是哪些？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许多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夏显力[7] 及聂洪辉等[8]从工作、婚姻、储蓄、参加社会保险、原居地经济水平、个人收入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张笑秋[9]从理论上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及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及风险偏好，认为心理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正向影响；Fugate[10]、Ronaldet等[11]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受个体供求、个体素养及就业能力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成果并不多见，郑永兰等[12]基于推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市的趋势进行分析，认为大城市资源稀缺、生活成本高及“排外情绪”等对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推力，而中小城市逐渐完善的基础设施、较低的生活成本及与农村方便的对接功能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拉力作用，而且随着中小城市户籍逐步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业、定居已成为趋势；李练军[13]通过对江西省的调查，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现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经过文献研读发现，多数研究是以定居城市为目的，而针对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研究不多，而且现有成果中对土地流转、社会保险等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考虑不够。安徽省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为其他省市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来源、模型选择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及特征
　　1.数据来源。课题组利用农民工春节返乡的有利时机，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本次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25份，有效率达89.3%，样本遍布在皖南、皖中、皖北多个地市，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样本基本特征。调查数据表明，样本平均年龄24.5岁，男性占新生代农民工的63.4%，女性比重仅为36.6%；小学以下占5.5%，初中文化占47.3%，高中或中专32.1%，大专及以上14.1%，已婚人员占总数的58.8%。70.6%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地务工，多分布在上海、苏州、广东等发达省份，在本地务工比例仅为29.4%，平均在外务工年数达5.8年；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的比例分别是26.4%和36.5%，22.3%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其他行业占1.2%；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不高，月收入2 000元以下占11.2%，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的仅为15.3%。调查数据样本特征与相关研究相接近，说明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3.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情况。调查样本中定居中小城镇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51.7%，其中选择定居在地级中小城市的占33.3%，准备定居在乡镇所在地的占18.4%。其中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比例为60.3%，远高于男性；已婚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差异不大；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较大，20岁以下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比率达到63.9%，远大于21～25岁及26岁以上的比率。学历越高定居中小城镇意愿越强，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比例达到57.1%，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达到67.9%。月收入在3 000～4 000元的意愿比例最高，而低于3 000元或高于5 000元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比例有所下降，原因是较低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承受购置住房的费用，而较高收入的人往往倾向于在务工地或当地大城市定居（见表1）。
　　（二）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选择模型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分析。用Y表示因变量，用虚拟变量1，0表示选择结果，Y=1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有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Y=0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在中小城镇定居。用P（A）表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概率，1-P（A）就是未选择定居中小城镇的概率，我们把定居中小城镇的概率看作是自变量Xi的线性函数，即： 　　（三）变量选取及研究假设
　　借鉴前人研究经验及统计结果，本文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人特征变量、家庭变量、务工因素及其他因素4个部分，各变量具体内容及影响分析如下：
　　1.个人因素。（1）性别。男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会有更多的机遇，在就业方面更有优势，但由于要承担结婚买房的义务和责任，对城镇房价往往会望而却步，而女性除了靠自己能力能够定居城镇外，还可以通过在城镇找到配偶的途径定居城市，为此，本研究假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定居城镇比例更高。（2）婚姻。不同学者对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存在争议，本研究假设婚姻对定居中小城镇的影响不能确定。（3）年龄。年龄越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越陌生，但是对城市生活越是渴望，因此，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呈负向作用。（4）受教育程度。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越容易融入城镇生活，定居城镇的意愿越强烈，调查数据也显示，大专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比例高达67%以上。
　　2.家庭因素。（1）家庭人均收入。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靠自己力量难以在城镇生存，常常需要来自家庭方面的帮助，因此，笔者假设家庭人均收入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会更有能力在城镇定居。（2）人均耕地。新生代农民工对耕地有兴趣的已经不多了，因此家庭耕地规模对他们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3.务工因素。（1）务工年限。务工年限较长的新一代农民工会积累更多的资金，因此更可能定居中小城镇。（2）务工收入。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有能力融入城市，本文假定务工收入对定居中小城镇意愿有正向影响。（3）工作稳定性。本研究用换过两次以上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定义其工作不稳定，并假定其对定居城镇意愿影响不能确定。
　　（4）其他因素。（1）是否与配偶在同一地点务工。笔者认为，与配偶在同一地点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会对城市生活产生更深的感情，而且也更有经济实力在城镇定居。（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逐渐可以达到在异地就医及报销的要求，因此，是否加入新型合作医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影响不大。（3）土地流转因素。家庭土地转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切断他们回乡的后路，因此他们定居中小城镇的意愿会更强烈。
　　二、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7.2软件进行实证分析，软件运行结果见表2。
　　从统计检验结果看，似然比统计量为33.83，其对应的概率为0.000 7，说明在0.01显著水平下，所有斜率系数同时为零的假设被拒绝，也就是说所有变量一起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回归模型对各初始假设的检验结果具体如下：
　　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性特征中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分别在5%、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研究假说相一致，从而证实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意愿比男性更为强烈，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定居中小城镇；是否已婚与新生代农民工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2.家庭因素中的家庭收入变量系数在10%水平下通过显著检验，与研究假设一致，证实了家庭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有显著代际影响，家庭收入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定居城镇；而家庭人均土地规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人均耕地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意愿影响不大。
　　3.务工因素中的年限和务工收入两变量均为正值，说明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有积极影响，这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工作是否稳定变量系为负，可能的原因是频繁换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思维较为活跃，具有更高的生存技能，从而更有能力在城镇定居。
　　4.其他因素中土地流转变量系数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研究假设相一致，从而证实了土地流出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镇有积极影响；是否与配偶在同一地点务工及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安徽62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个性特征、家庭因素、务工因素及其他因素4个方面12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和拥有较高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定居中小城镇，家庭经济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土地流转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有积极意义。因此提出以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政策建议：
　　1.努力提高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融入城镇生活已经成为她们外出务工的一项主要目标，但她们普遍存在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低及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情况，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一是要加大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培训的投入，围绕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切实提高她们就业技能；二是公共服务部门要加强女性就业岗位信息的收集与发布工作，为她们就业提供更多选择渠道；三是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提高她们融入城镇生活的信心。
　　2.大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在城镇生存和发展，对我国的城镇化贡献也就越大。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努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科学规划农村学校的撤并工作，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二是建立健全城镇教师到农村的支教制度和轮岗交流制度，加强校际联盟，促进优质教师资源的城乡共享；三是增加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3.千方百计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受代际经济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家庭总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有能力在城镇中购房定居。一是要提高农民工工作技能，增加工资性收入；二是推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的退出补偿机制，让他们获得财产性收入；三是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业补贴比例，努力提高农业收入。 　　4.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而且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免去进城后的后顾之忧。一是要推进土地承包权的确权工作，让农民消除流转以后不能收回的担忧；二是搭建土地流转平台，及时发布土地流转供求信息，协助办理有关流转手续；三是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确保流转农户的利益。
　　5.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经济，提高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县城与中心镇离家近、房价低，不仅可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愿望，而且可以较好地解决子女上学及父母养老的难题。各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产业、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力度，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及就业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6.优化中小城镇创业环境。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下，各中小城镇加快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提供平台；二是要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在注册、融资、服务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的后续发展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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