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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化传播:对新媒介文化的批判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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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媒介技术取得了不同于传统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其以交互性、即时性和小众化等特点拉开了与旧有技术的距离。既有研究多从中观和微观视角切入,认为新技术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它与传统媒介技术背景下的“大众文化”有着质的差别。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提问方式和分析路径的根本差异,本文中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社会批判理论的宏观视野,考察“技术”与“理性”的内在勾连,分析内置于两者间关系的三重维度,并以之为逻辑出发点来探问新文化在实践与技术层面的可能性,尝试对新媒介技术支撑下的媒介文化给出另一个层面的回答。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8556507.htm
  关键词:媒介;技术;理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179-13
  作者简介:李 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35)
  一 、文化的概念与研究的视野
  与现代媒介技术形式勾连在一起的文化,依据由技术所决定的传播方式的差异,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称为“大众文化”和“新媒介文化”,以此来强调传播方式以及信息内容的不同。倘若前者有着老套、陈旧的意味,仿佛后者便天生裹挟了“新鲜”气息:小众化、内容个性、风格多元、互动便捷……但是,倘若我们尝试用“新鲜的”“民主的”“创新的”等描述来概括与“大众文化”拉开距离的“新媒介文化”,必须对如下问题谨慎分析:文化,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是关于人的生活的精神形式和行为的结果。1因此,对媒介文化的讨论,根本上是对媒介技术与人之关系的讨论,它关涉到技术之变迁对于人的精神样态的影响。诸如,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作为技术使用者和信息接受者的“人”,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有的、旧媒介技术下的、“被动的”受众,是否在新技术中获得“解放”?总而言之,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媒介技术激变、数字电视和移动传播充斥我们生活空间的时代,技术之“新”是否意味着文化之“新”?我们该如何看待技术变革中的文化生产?
  回顾传播学领域关于技术变革与文化变迁的既有文献,根据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的不同,研究主要从中观和微观视角的两大层面四个层次分别展开(见下图):
  我们看到,在微观研究层面,技术层次的积极媒介使用,以及文本内容层次的抵抗式阅读,两者皆为微观研究所给出的较乐观倾向的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中观层面的研究中,由于“人”,是被置于社会实践的丰富场域之中,在多元力量的权衡与较量中,相对于积极的技术使用来说,更容易发现人被媒介技术所捕捉的一面。我们发现,不同的研究结论,取决于对要素的具体理解和研究视角,我们在如何切入“媒介技术”,是从文本还是技术的层次?如何理解与媒介相互作用中的“人”,是作为技术的使用者1还是信息的受者2?再者,把技术与人的互动环节置于相对单一的情境之中,还是放置于几个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因此,不同的研究结论并不构成真正的矛盾,而是对研究对象的多视角多层次的丰富呈现的结果。
  不难发现,当下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观与微观层面,宏观视野缺席。我们知道,不同的视野决定了不同的提问与回答方式,而对研究对象展开全面考察,必然要求观察视角的全面性,一旦微观角度与总体性视野之间发生割裂,研究的缺陷自然不可避免。诸如英国文化研究的受众研究范式可谓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拨,莫利的“主导性解码”之积极受众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背道而驰。相悖的两种媒介文化研究理论,描绘出两幅全然不同的受众图景,而它们的差异并非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不同的研究视角下所给出的评判差异。诸如关于莫利的受众范式,尼克・史蒂文森指出,莫利割裂了微观语境和宏观语境,未曾提及取决于阶级和性别的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另外,莫利和其它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一样,过分强调媒介内容的影响方式,而忽略了媒介本身就构建着社会生活,媒介所制造的休闲意识形态不可能在文本中找到。1我们看到,对宏观视角的忽视必然会影响研究的整全性。补足媒介文化的宏观视野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
  倘若我们从西马之社会批判理论2中汲取养料,以之作为宏观视野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对基本要素“媒介技术”和“人”给出这样的基本理解:首先,文本和技术两个方面不足以囊括对“媒介技术”的分析,很重要一点是,技术注定是与资本的联姻,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世界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无论是作为使用者还是接受者,他们都是作为技术之对象的“人”,马克思和韦伯等都对之做过深入阐述:当技术与资本联姻的方式被应用,它将自成系统并获得自我合理性,技术不再从属于人,反过来站在人的对面,并迫使人为了进入和顺应系统不得不放弃大写的“主体性(Subject)”。在这样的社会批判视野中,人与技术的关系亦是人与技术体系所表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间的关系,它要探问的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将以怎样的方式面对技术?技术变迁的意义,最终坐落于对社会系统中的人的存在样态的思考。
  �P于新媒介文化的研究,前文引用了西美尔(Georg Simmel)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关于人的生活的精神形式和行为的结果。在这样的人本主义视野下,媒介文化自然是立足于“人”而展开的对技术与人之关系的讨论,它体现在诸如英国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批判对“人”的关照中,即当“人”被置于微观的媒介使用情境或中观的社会场域时,在对文本意义积极阐释的过程或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媒介对人的影响。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当然也是社会批判理论3的精神内核,社会批判理论更加鲜明的强调,文化研究所内置的反思维度不容忽视。西马社会批判理论代表人物阿多诺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并不仅仅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它同时还对支配人的僵化关系提出反抗,因而予以人类尊重。但是,当文化被全部同化并整合进这种僵化关系的时候,人类就再一次遭到贬低”4。我们看到,在阿多诺那里,文化所关照的不仅是为了应对“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而给出行动的小写个体,而是把人推至大写主体的高度,即“文化”的考察必须把人本身作为目的,从而对社会系统合理性的批判性研究是绕不开的环节。在这样的视野中展开媒介文化研究,意味着人必须保有与技术系统之间的张力,对技术系统之“工具理性(instrument reason)”进行深度剖析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内在支撑。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要探问的是:相对于“旧”媒介技术的“新”媒介,它是否可能给出“新”的文化形式?是否可能超越旧有技术所滋养的文化中的“人”的状态?社会批判理论对旧有技术语境中的大众媒介文化,给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经典判断。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充满悲观论调的文化工业理论已经过时,它不再适用于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交互性媒介体验,“消极受众”身份在“交互性”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中被突破,并获得“积极的技术使用者”的新面貌,从而做出了新媒介技术带来全新文化形式的判断。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如果我们只是把“文化工业理论”划归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生产主义范式;把社会批判理论中的受众研究概括为“白痴观众论”;把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霍尔、莫利简单对立起来;把法兰克福学派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质主义反思,那么,关于文化工业理论过时、新媒介技术带来新文化的陈述便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知道,社会批判理论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根本上是对“技术所带来的人与人之关系”的反思。更进一步说,它是建立在对生成和维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工具理性”的层层剖析的基础之上的,“工具理性”是媒介技术批判的“关键词”,它要拷问技术在工具理性膨胀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工具理性”这个概念通过韦伯1和哈贝马斯2的著作为人们所熟知,也由此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媒介和文化批判中;但不能忽略的是,“工具理性”概念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其所具有的丰厚内涵超越了韦伯和哈贝马斯的陈述,而技术批判和文化批判正是建立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两者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联。因此,对“工具理性”的深度理解,是回答“新媒介技术是否可能带来新文化?”的重要理论工具,只有在此基础上,新媒介技术与理性的关系才能真正展开。
  二、 工具理性与媒介技术批判:结构性的内在支撑
  工具理性是理性的内容之一,但工具理性吞噬掉理性的内在反思性而从使理性走向自我异化,我们不能绕开启蒙来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明确指出,启蒙拉开了理性自我毁灭的序幕。《启蒙辩证法》为我们描绘了理性的运动轨迹;从前史诗的古老神话的时代、到蕴含了启蒙精神的史诗时期、再到由培根和康德所开启的现代启蒙,直至�F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一方面与权力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又促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关系的变迁。如果抛开对工具理性之复杂维度的解析,仅抽取碎片化概念做媒介文化的讨论,丧失理论基础的研究将成为“空中楼阁”,并可能导向危险的误读与刻意的概念偷换。3
  1、媒介技术与理性批判维度一:数学化的世界、大数据中的文化产品
  工具理性的第一个维度,是思想的数学化对世界的切割和占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数学的步骤成了思维的仪式。启蒙理性在今天不再向真理持续敞开,而是相反,事先就宣布了最后的真理,即对世界的真理给出事先的判定。1我们知道,从康德强调知性理性从而给出“人为自身立法”的论断,到费希特的“对思想的思想(think the thinking)”的箴言,都点明了思想的价值在于为自身的实践提供方向,因而有着对既有规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这是不能被思想本身的先定程序所替代的。我们看到,理性内在的反思维度在古典社会中曾灵光闪现。然而,现代数学化的实证主义逻辑将对象世界进行切割整理,思想的自我反思性遭到毁灭,思想由此下降为纯粹的工具,理性沦为工具理性。
  数学化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思想不再是对既有规范的反思,它的“将要展开”变成“预先设定”,理性遂成为工具般的机器。“数学”意味着所蕴含的规则是“已经在那里的”;而“数学化的思维”则意味着是对“已经在那里”的规则变成为人们所能理解的。重要的是,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为了把世界进一步数学化;不是人模仿自然,而是生活模仿人对数学的理解。生活本来具有的永恒超越性和不可穷尽性由此消失殆尽。2换句话说,生活中活生生的、具体的对象已不再直接与理性发生关联,而必须经由数学的方法整理加工,现实的事物才变成特有的事物,以数学为根本的人的知识遂通达了关于生活的全部道路;人从达到生活的全部真理的理性出发,再反推导出整个生活,理性与生活之间呈现出“完美同一性”。
  我们知道,社会批判理论之所以是“社会批判”,在于研究者们不满足于在形而上学的维度进行纯思辨的推论,而是要对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做批判性的反思:技术所依托的工具合理性,总是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运作的,因而技术合理性的背后必然是对支配合理性的拷问。这也是西马之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所在,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在这样的“社会批判”的视域中,与思想的数学化捆绑在一起的媒介技术理性,在文化工业产品中表现为“图式化(Schematism)”,揭示出理性与生活之间“虚假同一性”的逻辑:在康德那里,人通过知性的先天范畴,以想象力之图式为中介,来把握感性的杂多表象,从而可以对感性直观进行先行处理。3这种由“普遍”到“感性杂多(Complex)”的处理机制,同样出现在文化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图式化”机制。如此这般的“图式化”意味着,那个对丰富的感性杂多进行整理和消化、并赋予其意义的主体化(Subjectivity)过程已然不在,取而替之的是被事先计划好的、整齐划一的文化生产。它可谓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未企及的梦想:凭靠知性理性来创造经验内容的梦想在文化工业中得以彻底实现。具体来说,从理性到内容、从知性到杂多的过程,在文化生产中被直接打通,两者之间的进程已不再需要由主体来完成,文化工业的受众不再与丰富生动的感性杂多发生关联;这个主体的处理过程被生产阶段所涵盖了,受众所接受的只能是已被事先齐一化了的感性杂多。我们看到,一旦主体化的过程缺席,受众的行为自然只能在“被迫”的层面得以完成。在这里,“被迫”不能狭隘的理解为一种意愿上的强迫,而是“主体的抽离”内嵌于“理性/知性(Understanding)―内容/杂多”的结构性之中的必然结果。由此我们看到,媒介文化批判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它一针见血的揭示出由媒介技术所支撑的理性,与生活之间的关联实质是抽象和虚假的,而这正是实证主义逻辑对思想侵蚀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社会权力的秘密运作机制。因此,研究者对媒介文化产品之欺骗性和虚假性的讨论,绝不能仅停留在文本层面,而必须触及媒介技术所依赖的社会环境,新技术造就了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新媒介技术与工具理性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如前所述,新媒介技术若可能带出新媒介文化,则要求新技术将必须有消解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图式”机制的可能,即还原出真正的、作为“作品(work)”的“内容”。当文化产品的“内容”与其“形式”之间发生着真正的冲撞,它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内容”的不断参透和理解;具体表现为,受众所接触到的媒介技术所呈现的生活表象,是对生活的真实复制,没有经由“图式”“过滤(filter)”1;面对这样的文化产品,受众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才没有被阻碍,他们面对的是未被“整理”的生活,而非被动接受的结果。只有在这样的“受众――媒介文化”的关系里,才有真正的“主体”:受众与自己的生活真实的发生关联,而不再经由内置了“规定性图式”的文化产品的中介。只有这样的媒介文化,才可能被称作“新媒介文化”;但与之同时,这样的文化所呈现的生活,必定会带给受众不适感;轻松的“阅读”只属于被加工整理后的文化产品。诸如不追求收视率的某些艺术电影:当贾樟柯的《小武》把未曾咀嚼过的、细碎平淡、冗长并充满矛盾的生活真诚的放置在观众眼前,能够接受、体会、理解它的永远只会是小众,它给观众造成的“不适感”注定要放下对票房的追求;而这样的媒介文化,是有“人”的文化,那个“思想着”的“主体”存在。这也是本雅明对电影情有独钟的原因,他的赞赏源于他对于电影技术可能激发受众之革命与批判能力的评价。因此,他与阿多诺等人的争执其实并无本质冲突:他们所批判与赞同的,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
  问题是,这样的“新媒介文化”出现了吗?新媒介技术改变了受众与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吗?电脑技术与电影电视的结合,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变革,3D技术使得画面变得从未有过的逼真,受众很容易就卷入甚至陷入场景的情节之中;但这样的新技术却进一步强化了“图式化”效果,让受众“更自觉”的接受了预先处理的结果。而这种“温顺的”接受却常常被蒙上“主体性”的面纱:受众总是认为是由自己在给出见解,却不知所谓“开放性”的文本总是有其必然的底线,所有的抗争都被有效收编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再者,今天耳熟能详的大数据应用更是技术与工具理性内在勾连的最佳表现方式。我们知道,大数据技术的关键意义,不仅在掌控庞大的数据信息,更在于对这些数据所进行的“加工能力”;通过这样的“加工”所实现的数据的“增值”,才是大数据产业化的根据所在。大数据所加工整理后的数据信息,已不再是生活本身,而是一种经由既定的数学逻辑对符号体系化了的生活的“翻译整理”;这种被翻译整理后的生活,受到社会和商业多领域的重视,因为它是被数学化的逻辑所拣选的、有价值的对象,最终再反过来被当做根据来给出“真实的”生活;由此,生活遂成为了人们对数学化理解和模仿的结果而被再次呈现。技术的媒介化,或者说技术应用对媒介产品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看到大数据技术对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现代传媒业的推动:运用大数据对人们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和加工整理,进而有效的预测受众对媒介内容和产品功能的相关偏好,从而生产出给符合“需要”的文化产品;大数据技术为媒介文本和传播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生产依据”,工具理性又反过来推出整个真实的生活,行动根据便坐落在对象世界的“规律”之中了。因此,这样的新媒介文化自然是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维系和推动。
  2、媒介技术与理性批判维度二:自我保存理性、类人化(generalization)的文化
  理性的“自我对象化(self-objectification)”是另一个重要维度,霍氏等人承接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我们知道,人之“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能力,原本对每一个小写的个体而言,理性是个体行动的根据,是联接个体与对象世界的中介,决定自己的生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人若不通过合理地依照自我持存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就会倒退到史前时期……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每个个体的社会劳动都是以自我原则为中介的”1。生活在这个层面上,是属于每个个体的;个体相对于自己的生命,具有主体性。
  但问题恰恰在于,现代社会中,行动失去了行动的性质:其根据不再在于个体对对象世界的理性使用,即理性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我能认识什么”、“我可以确定什么”,而成为“我要看清楚对象世界是怎样的。”认识理性跌落为工具理性:只在于把握对象世界本身的“规则”,它被当做外部世界的“理性”并由此成为人之行动的根据。也即是说,理性不只是思想或概念,还是社会现实。自我保存理性意味着,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落实为每一经验个体谋求自我保存的手段,康德意义上认识的先验主体,作为主体性的最后根据,也被其自身毁灭了,理性沦为对机械化的规则(norm)起反应的工具理性,2它最�K带来的是对现行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护和人的普遍的自我异化3。因此,自我保存理性仅成为对既定世界运转的理解和维系,主体性在这样的进程中丢失了。当每一个“小写”个体独立于无法掌控的社会系统的“规律”,就只能把“规律”认作理性。这种对“规律”承认的过程,也是把自我塞入社会系统的过程。失去了主体性的小写个体,变成了与社会进化规律和自我原则相对立的单纯的类存在,他们在强行统一的社会关系中彼此孤立4。
  理解了“自我保存”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媒介技术与之的关联便清晰起来。媒介技术使得生活不再是转瞬即逝的,它可以被保存并将其间的“规律”向人们完美的呈现出来。媒介文化产品提供了另一种生活,它彻底不需要承担对加诸于身上的生活之反思的责任5,反过来可以推开个体所无力应对的真实生活,这意味着与真实生活发生断裂。“对于经常看电影的那些人来说,生活变的很简单,电影告诉他们,就照原样生活就对了,不需要再多尝试什么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事。”6由理性主体自身所给出的那个“行动(action)”,已伴随着主体的消逝而丧失了行动之为行动的根据,剩下的只是对系统的遵从。我们看到,媒介技术推动、加速、顺畅了自我保存理性对系统的承认进程,并反过来让个体“心甘情愿”、“愉悦地”把自身搓揉成系统“真理”所需要的样子,再填塞进去。媒介文化产品把自己造就成蛊惑权威的化身,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面对工具理性之“自我对象化”的后果,卢卡奇看到,要么承认接受,要么就被抛出系统;文化领域也完全一样,“要么就顺从妥协,要么被边缘冷落”7。文化工业产品“抛开了人们对它,以及对它所客观复制出来的生活世界的所有责难。”8媒介技术所复制出的对象世界似乎是无立场的、客观中立的,它显得无比真实和可信,“系统复制了人们用自己的生活所亲手造就的生活的样子,而不是抹去人们的生活,这使得系统本身被赋予了意义和价值。只要人们不断投入到系统中去,就会为系统的盲目性而辩护,甚至为它的固定不变的属性而辩护。”9   自我保存理性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让渡,换来的是与他人无差异的、同样被嵌入这个系统中的个体,工具理性从而被落实为“自我对象化/异化(self-objectification)”。个体只是一个复制品,媒介技术推进了这个“把人作为类成员”的进程:作为一个人,他是完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1人之“类化”,丢失其个体性的前提是,接受并承认系统的规则。这在媒介文化中,被表现为“娱乐(entertainment)”。我们很熟悉对文化产品“娱乐至死”的批判:通常的做法是,把“娱乐”与精神麻痹联系起来,它使得受众顺从的交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丧失思考的能力。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以放松(Amusement)为目的的文化形式早已有之,在媒介技术尚未发达的前现代社会,它就与代表严肃文化的“高雅艺术(serious art)”相伴相生。换句话说,追求自由与真理的高雅艺术从来不可能在社会中独自存在,“轻松文化(light art)”成为甩不开的影子,永远跟随。但是,即使它是自由与真理的“恶知(bad conscience)”,却并非一种颓废的形式2,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轻松文化与“娱乐”的媒介文化产品之间才拉开了根本性的距离。
  那么,它们的差异在哪里?何为“娱乐”?这是必须厘清的理论要点。
  传统社会中的严肃文化与轻松文化的区分背后的机制,在于“劳动承担者”与“从劳动中得以解脱者”之间的根本的社会对立,也是劳动与权力、劳动与思想、劳动与财产的根本对立。因此,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的高雅艺术绝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与轻松文化如影相随,因为艺术绝无可能带来对社会前提的改变,两者在艺术作品中的和解也不可能完成。然而在文化产品中,“娱乐”的效果意味着之前在原则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艺术与庸俗以彼此都面目全非的方式达成了和解:媒介文化产品,已经是被“理智化了的娱乐(intellectualization of amusement)”。在文化产品中,“轻松(amusement)”与“艺术”的要素被一并吸收;而同时,轻松艺术的“无意义(meaninglessness)”与高雅艺术的“有意义”也一起消逝了3:艺术不再是艺术,因为真正的艺术必然是以对“美”的追求为至高原则的;但在文化产品中,只有对同一模式的不断复制,即使“无内容的内容”4之细节设计精致至极,可它只是同一性图式规定下的永恒复制。“图式化”是唯一的原则,古典艺术所追求的“和解”意义上的“美”之内在的否定性价值已彻底背离。5在媒介文化产品牺牲艺术的同时,以“放松(amusement)”为目的的娱乐也同样被牺牲;它不再能够满足劳动者暂时逃离劳动的需求,而是反过来发挥着“警醒机制”(fully alert),用“图示化”调动起受众的“积极反应”。“图示化”,根本上是对社会所给出的要求的遵从和反应,它“无真实内容”通过事先植入的、精细计算过的工作模式,从预先信号的发出到自动反应的结果,一切都是对社会系统的顺应和再次投身于其中的训练,这当然与轻松目的的“逃离(escape)”背道而驰。6更重要的是,这种“警醒机制”宣告了人与外在社会系统之间的最内在的张力已被彻底清除:当属“人”的最自然、最内在的“反应”,恐惧、笑、紧张、满足……都被预先规定,当自然性沦为社会性,原有的内在张力也消失殆尽。自我保存理性吞噬了理性的全部,而媒介文化又促成了它的扩张。
  文化产品里总有很多倒霉蛋,他们不断遭遇打击,而这正是让人们接受生活的“惩罚”的训练。当受众以“被娱乐”1的方式心满意足的、笑着去观看角色的遭遇是,如此笑声中的“快乐(laughter)”便与真正的“幸福(happiness)”截然不同了:“幸福”总是作为一个结果”的“幸福”2,人们要不断去面对和理解生活中的不合理与苦难,并只有在化解了痛苦之后才能拥有。它是充满斗争的一个过程;而发出笑声的“快乐”的人们,似乎代表了强大和优势的一方,但实际上只有生活系统才是最强大的暴力。这根本上是角色偷换与颠倒的娱乐,它造就了人们对强力的承认和屈从。我们看到,社会批判理论对技术的分析的深刻性,就在于它道出了“娱乐”机制背后的秘密:媒介技术推进了“自我对象化”的完成。
  “新文化”的概念越来越明朗了:对如此这般“娱乐”机制的剔除成为应有之意。那么,新媒介技�g提供并实践了这样的可能吗?新技术造就了媒介文化产品的新形式,姑且不说“创作”层面的电影电视文化产品,即便是最为“真实”的新闻和纪实类节目,也可以在技术的影响下让人耳目一新:诸如用3D动画的方式来陈述事件的“动新闻”以及加入了动画叙述的纪实类节目,它们都因更生动、丰富的情节表现而变得更像是“讲故事”。新技术丰富了表现手段,新闻的外延得以扩展;但其内涵也被悄悄改写:“趣味性”变得越来重要。“娱乐化的”书写造就了对外部生活进一步的理解、接受和妥协,社会系统自身的合理性愈加坚固。
  3、媒介技术与理性批判维度三3:理性、权力与“自由”表征
  在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中,理性与权力的盘根错节充斥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理性自发端之初,具有除“工具性”之外的“反思性”:理性总是为既定的权力提供普遍性和正当性的合理支撑;但它又反过来对权力进行约束。因为理性必须是普遍性的,而权力注定是排它的,权力寻求理性作为支撑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普遍性权力对它的限定。权力由此就不能只是简单的强权,它必须被赋予有意义的、具有普遍形式的社会和生活秩序。霍克海默等指出,“理性化的要素在统治过程中有着与之相反的一面,它本身内置了对统治的批判……思想是作为批判的工具而出现的”4。这是可贵的、内在于理性的自我反思的维度,但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大道上,这种理性的自我反思性被彻底丢掉了:理性下降为守护权力的单一的“工具理性”。现代社会中的“自我保存理性”完成了对权力的守护:工具理性让渡掉个体的主体性,感性从而失去了对象世界的内容,只得接受“被提供”的齐一性,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对象性的形式,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它与个体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距离,表现为生活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合理化。   媒介技术以“狡诈却强大的”方式推进了合理化进程:不再是简单的、权力关系一目了然的意识形态灌输;相反,文化产品的大观园中充斥着对权力的“抗争”、对机械化生活的“自主的抽离”的积极图景,以及“悲剧”5所裹挟的“力量和勇气”,作为社会系统支撑的权力关系被有效遮蔽。这是社会批判理论与庸俗还原论的区别:它拒绝把文化现象还原为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反映。如阿多诺所言,“批评的任务并非去�ふ页惺芪幕�现象的利益集团,而是去辨认总体的社会趋向,这一趋向乃是表现在这些现象中并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文化批评应成为社会的观相术。”1这意味着,媒介文化批判并非要去寻找、揭示主体性的阶级意识形态,因为“自我保存理性”所认同的系统,已超出了阶级的范畴,它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现代社会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看似对自然有着强大的掌控力,但它并未真正支撑起人的自由,而是反过来强加于人群内部的成员身上,这是“荒谬”(absurdity)的逻辑。2因此,重要的是,从媒介文化中去辨认总体性的作为系统规则的社会趋向,以之去揭示所谓抵抗、勇敢、抽离的“幻象”背后的逻辑:对系统必然性的认同和妥协。
  媒介文化产品中有各式各样的“反抗”:雇员对老板的反抗、个体对强权的反抗、学生对体制的反抗,以及充满愤怒或厌倦的音乐……“反抗”似乎总是充满自由的力量,而批判理论却指出,媒介文化中的“反抗”是对“需要”的满足。人们需要释放在系统中生活的不适感,这样的需要本身,正是系统制造出来的:“今天起决定作用的是系统最为核心的、最根本的东西,即永远不对文化工业的受众们松懈,一刻不停的让人们相信他们拥有反抗的可能”,3“反抗”带来的效果,是让人们更深刻的理解和承认系统的“真理”。屏幕上呈现的那些“现实中不幸的家伙们总是忍受着生活的一记记重拳,受众在观看他们的同时,自己便也学会了去接受生活的惩罚”4。所有的反抗都必须回归到系统之中,要不就是被系统排挤出去,“不服从系统,意味着经济上的无能,并扩展至精神上的软弱”5,被排除出系统的人,很轻易的被认定为一个失败者。因此,“自由的幻想”安抚了屈从带来的不适感,反抗只是作为一种被预先设计好的情节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系统的程序和规则,通过文化符号被给出,文化批判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媒介技术如何切断了理性反思的通道:“抓取社会支配权的基础是建立在技术之上,而技术本身又为社会中占据经济绝对优势地位的那群人带来权力。今天的技术理性已然沦为支配理性,它造就的是社会的自我异化。”6这与“娱乐机制”和“图示化”所揭示的理性之自我保存理论的演变是一体两面的。同样,新媒介技术若有可能带来“新”媒介文化,就要求对合理性的“反抗”能够经由技术被真正坐实。而我们知道,漫漫路程,何其艰难。
  4、新技术与新文化:一种可能性的讨论
  技术与理性的内在勾连,通过对理性内在维度的剖析变得一目了然。媒介文化的内在有限性也被揭示出来:技术总是坐落于现实的社会结构之中,理性下降为工具理性是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体现,而技术往往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如此困境,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文化”实践之艰难,但仍可以追问,这种尚未被广泛实践的“新文化”是否具有之存在的可能?
  新媒介技术在传播方式和内容生产上都带来了重要的变化:网络技术降低了信息生产的门槛,信息发布多元化。社交性媒体的互动(博客,微博和微信等),弹幕形式的对文本的即时评论,非专业机构或个人的媒介文本制作与发布(网络春晚、微电影等),低成本的媒介文化产品发布(网络小说,网络歌曲等);技术也推动了内容上的变化,小众和分众传播越来越精细。那么,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新”文化形式在什么层面可能获得“新的”文化意义?它们是否可能唤醒理性的自我反思性?
  前文谈到过,媒介文化批判根本上是对技术与工具理性内在关联的批判,技术的暴力表现为对人们反思能力的切断。反思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会使得“内置了”社会系统规范的媒介文化产品的内部结构,分崩离析。1而新技术带来了新的互动形式,使得“打碎了元文本的垄断性”、嘲讽、质疑和意义的多元解读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其中,“弹幕视频”颇受关注,因为它以最为直接和高效的方式实现了文本解构的理想,“受众的狂欢”被坐实。我们在此对之展开讨论。
  “弹幕”作为一种崭新的新媒介技术互动形式,以即时文本添加的方式取代了之前的网站视频留言评论功能,速度和形式上的创新把受众的互动体验推送至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观众即时书写的文本像一颗颗子弹,不停穿梭在页面的上方,甚至以铺天盖地的满屏方式严重遮挡了正在播放的视频文本,原文本垄断地位的完整性在“弹幕”的袭击下被割碎,弹幕形式下的视频,已经被改写为一个全新的文本,原有的意义受到减损、修改或抵制:我们发现,女主角的落泪原本可能会引发观众的伤感、回忆或感叹,而如今却可能因为戏谑、讽刺或空洞无意义的弹幕文本,让这种事先精细“设计”好的伤感瞬间消逝。文本的即时添加,的确可被看做承载了“受众的狂欢”,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图示化”的“否定”成为可能。在前文对工具理性的分析中,我们谈到过个体(self)与对象世界之间的虚假的“完美同一性(unity)”,这种“同一性”彻底阻断了“有内容的否定”,正如它在讽刺片中的灵光乍现是多么的短暂2。而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文本互动,却为这种“解构”提供了可能性,不断更新的新媒介技术为亚文化的颠覆与对抗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但在承认受众主动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做更多审慎的思考。具体就“弹幕”来看,可以从使用的受众构成、互动的文化特点、使用者对元文本叙述中角色的认同程度,以及弹幕视频的源文本之字幕组几个角度展开。“弹幕视频”最初出现在日本的动漫网站,引入中国后很快得到认同。中国目前的两家最大的弹幕视频网站是Acfun和哔哩哔哩站(A站和B站)。弹幕不仅是一种新的网络即时评论功能,其背后的人群使用的文化意义更不容忽略,有研究者指出,弹幕文化有着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特征,弹幕文本裹挟着大量的游戏、动漫缩写和典故,成为文化隔阂使得弹幕的推广始终在小众的圈子里打转。3弹幕一方面是使用者对视频文本的评论,另一方面也是使用者之间意义分享的一场盛宴,对于弹幕使用者来说,网站具有归属感的精神家园的意义4,使用者们宁愿少看甚至不看视频的内容,也要用大量的字幕来布满屏幕,青年族群文化通过弹幕的形式进行意义分享从而获得身份认同。另外,由于弹幕视频的高速流动,以及评论字幕在瞬间大量涌出,弹幕语言必须言简意赅,游戏缩写与典故因此成为家常便饭。“弹幕视频的即时反馈效率伴随着反馈质量的浅薄视频内容的娱乐性及弹幕字数限制,使弹幕内容多局限于受众间的浅层次交流,少有理性深刻思考” 5,这些弹幕特征限定了受众“去中心化”的深度,使得以嘲讽、无意义语词、剧透等诸多“智慧的”方式编织的青年亚文化文本受到自身内在有限性的羁绊。   其次,弹幕使用者对元文本角色的认同程度也是考量文化意义重构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者对B站播放的日本某动漫片的三千条评论做定量研究发现,在以“英雄一反派”为故事叙述结构下的日本动画片中,受众对不同类型角色的态度倾向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是对“英雄”的喜欢和对“反派”的厌恶。1弹幕视频的文本重构很难带来对元叙述文本的意义颠覆,尽管戏虐和娱乐式的抵抗不容忽视,但它尚未能够真正撼动现代文化生产的精细布局。有研究者指出,这种亚文化抵抗更重要的目的是自我表达,青年亚文化群体借由主动表达自己所喜欢的而实现对不喜欢对象的区隔,并以娱乐的方式消解主流文化对青年文化的影响,从而实现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与逃离。2而这样的“反叛”被自我有限性困在仪式的层面,“逃离”也难逃娱乐的再次收编。
  再者,作为弹幕视频源文件的字幕组投稿,也对弹幕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弹幕网站的视频来源大多依靠投稿者,因此字幕组与弹幕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字幕组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信息抵抗的意义,它通过个体的自我动员绕开了制度层面的文化审查和高额成本支出,资本与权力的双重逻辑得到有效抵制。字幕组并不简单是文化传播的新形式,更是新媒体技术下的文化解放,受众群体试图通过媒体技术,把内容流动更好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意在争取参与权,以便掌控自己生活中的媒介信息流向,字幕组使得受众对出版商和发行商的需求降低,产生了“去中介”现象,影视公司以及国家对跨国传播的控制权被削弱了3。“受众的狂欢”与之内在相通。但有研究者通过对日本动漫字幕组的经验性研究发现,字幕组的动漫传播起到了降低文化折扣与培育市场的作用,促使人们认同动漫文化并购买正版碟片,这也正是日本动漫商从未以版权为由阻止并鼓励字幕组的原因;同时,字幕组成员积极、主动、自愿、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字幕活动中来,这正是资本所需要的,受众的主体性再一次被资本所征用4。新媒介技术为受众的自我解放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而“新文化”的生成又不断受到内在有限性的强烈阻挠。在新媒介技�g环境中,主体的积极抗争与文化之工业化的强大钳制力进行着持续的较量,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具体的经验性材料为我们勾勒出技术、资本与意识形态之张力下生动的“主体”面孔。
  弹幕视频是从受众的角度切入,另外,从文本生产的传播者一方来看,媒介新技术使得文化生产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向具体特定文化趣味和社会属性的“小众”,面向“小众”的文化产品在传播内容上与“大众”产品相区分。如果说大众传播是以僵化和空洞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受众主体性的剥夺,那么,新技术支持下的小众传播,将为这种僵化模式的突破提供可能。诸如很多微信公众号都有清晰的定位,语言表述、逻辑分析、风格趣味和主题选择等都与其目标受众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密切相关,这使得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对媒介促成的“同质化文化”5的分析,显得不够全面。这样的小众文化生产使得严肃文本或精英文本的传播成为可能:我们看到,经典艺术文本的专业解析,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有着严密逻辑性和理论性的深入探究等原本只能在极狭窄的专业渠道内探讨的问题,如今可以以更活泼生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关注,扩大传播范围。媒介文化产品所必须遵从的模式束缚,在新媒介技术中获得了解放的可能,艺术与文化的自主性回归也获得技术上的支持。但这种传播内容上的变革是否可能突破“小众”的疆域,扩大到“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中?新媒介技术是否可能打破受众的碎片化浅阅读,让具有反思性的文本生产获得“普遍性”?这显然极其之艰难,“新文化”在媒介的技术层面支撑之外尚未被实现。
  结 语
  在本文中,我们以西马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社会批判理论所关注的,是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技术所依托的工具合理性的运作方式,其背后是对支配合理性的拷问。这是西马之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所在,即马克思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从西马文化批判理论的路径来考察新媒介技术的文化问题,可以把宏大抽象的文化问题具体分解和落
  实为: 1、媒介技术与理性的内在勾连有几个维度?2、“新文化”必然意味着对原有的维度的突破和解放之可能,那么这种“新文化”是否存在?
  技术与理性的内在勾连主要表现为:以数学化思维所带来的“虚假同一性”、理性沦落为“自我保存”以及理性对权力的守护三大维度,在媒介文化产品领域则分别表现为“图示化”、“娱乐”和“虚假抵抗”。我们看到,对于诸如“娱乐机制”等现象的媒介文化分析,倘若离开了技术与理性之内在勾连的理论土壤,就难免会流于对现象本身的浅层解读。再者,对理性之内在三重维度的分析,是思考新媒介技术是否可能带来“新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我们看到,新技术一方面加重了现代个体对于社会系统的进一步承认与妥协;另一方面亦为“新文化”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得受众的自我表达和文化抗争成为可能。但它尚未带来真正的“受众的狂欢”,“去中心化”受到其内在有限性的束缚。
  阿多诺指出,文化批判研究由于其所探问的种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而受到压制,至少被排除在传播社会学(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的边缘,研究者们被指责钻在自负而深奥的学问里1。这样的指责显然是对西马文化批判研究的误解,艰深的学问本身从来不是目的所在,对现代人所身处于其中的文化困境发问,并尝试回答,才是研究的起点与终点。媒介文化现象可谓枝蔓交错,但我们可以潜入媒介文化所深嵌于其中的技术合理性的内部,去探问技术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勾连(当然,这样的探问过程是艰深复杂的),从而使得作为“结果和现象”的文化问题迎刃而解。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的逻辑路径是由“流”入手,那么西马文化批判研究则是从“源”展开,两者在研究视野与研究路径上各有侧重、相互补足。然而,后者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为新媒介文化研究提供新视野。
  (责任编辑:李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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