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风格与心灵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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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万 越
艺术风格是艺术家创作成熟的标志,也是艺术家鲜明创作个性的外在标志,体现的是艺术家创作思想的内在灵魂。而艺术家与艺术对象之间的心灵感应则对艺术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艺术讲究的是个性而不是共性,艺术创作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艺术的无尽魅力就在于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法国博物学家、批评家布封把风格简洁地概括为:“风格就是人本身。”黑格尔在布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诠释:“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总之,艺术风格是艺术家不断探寻艺术规律而最终形成的个人独特的艺术语言及表达方式,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家创作成熟的标志。
艺术家创作艺术的过程就是不断跟艺术对象交流的过程,这种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情感的交流。这种交流过程中心灵上的呼应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灵感应”,心灵感应在心理学中又称“心电感应”或“传心术”,指思维的传递。心灵感应对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当然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艺术家的生活阅历、艺术生涯、思想情感、性格禀赋、个性追求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但在这众多的因素中,艺术家与艺术对象之间的心灵感应尤为重要,艺术家对艺术对象的正确把握与准确理解是艺术创作成功的基础。
姜澄清先生曾经说过,外国画家喜作肖像画,画要能表现被画者的形态与个性;中国画家是把“物”当作肖像来看待的,径可称之为“自画像”,他们是把竹、兰之类当成自己来画的。画梅,画竹,说是“拟物”,实则倒是拟人――拟自己[1]。中国艺术美学中素来讲究“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把艺术家与艺术对象之间情感心灵的相通性强调到极点,所以才有中国绘画史上百画不厌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图等,这些题材不禁让人想到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梅的耐寒,兰的清幽,竹的挺直,菊的傲霜”,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艺术家赋予艺术对象的优秀品质,他们把自身与艺术对象混同一体,把自身的情感灌注到艺术对象身上,又借艺术对象来抒发情感与感悟,这在中西方都有类似用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构成自然界的美是使我们想起人来(或是预示人格)的东西。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2]这在西方叫做“移情”,在中国叫做“比德”。“移情”也好,“比德”也罢,都是基于艺术家与艺术对象之间的心灵感应,有了这种心灵感应艺术作品才会产生情感,而情感正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基石,情感的缺失将导致艺术品内涵的匮乏空洞,毫无生命力。科学是以理服人的,而艺术则是以情动人的。情感因素是艺术形象具有感染力的首要因素,艺术作品所传达出的情感能引起欣赏者的心灵共鸣,从而达到艺术品熏陶与审美的作用。
由此我们知道艺术家与艺术对象之间心灵感应的第一步是产生强烈的“情感”,艺术家在面对创作对象的时候所产生的强烈而真切的情感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步,所谓“以情动人”。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之所以会感动整个中国,不仅仅是画面中“父亲”那逼真的枯黑、干瘦的脸和干裂、焦灼的嘴唇,而更是这个雕像般的“父亲”所传达出的情感与思想内涵,他是整个中国农民的画像,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坚忍和不屈,正是这种情感激起了广大欣赏者的共鸣,撼动了我们内心共同的情感,而《父亲》之所以有撼人的情感则首先在于艺术家罗中立对创作对象产生了强烈情感。在第一步的情感基础上,艺术家通过准确把握与传达艺术对象,从而形成最终的艺术作品。
艺术家与艺术对象之间心灵感应的过程是微妙而复杂的,水平相当的艺术家在面对同一艺术对象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心灵感应,由此也就产生不同的艺术风格。同样是古代诗歌大家,杜甫的诗沉郁顿挫,苏轼的诗豪气充溢,辛弃疾的诗英雄豪迈;外国绘画史上见得最多的无过于“圣母像”了,各个时代几乎都有大量的圣母像面世,这些圣母像虽然都出自共同的题材――圣经故事,但每个画家笔下的圣母却都不不尽相同,绘画之父乔托笔下的圣母似人间母亲,亲切自然;米开朗基罗笔下的圣母充满力量感;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有着仙女般的纯情和超然。艺术家面对艺术对象所产生的不同的心灵感应使他们产生不同的创作意念,由此形成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
中国绘画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绘画样式――文人画。文人画集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于一身,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它的独特不仅仅在于寥寥几笔书写万千情状,也不仅仅在于一墨容万彩之变,它的独特更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和寓于淡墨疏笔之中的深厚的精神内涵。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是敏感而多情的,这种敏感多情灌注于“逸笔草草”的绘画就成为了文人画,一切的艺术表现都是艺术家精神之外现,而文人画尤甚。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拥有渊博的知识、精深的思想和坚定的道德操守。(《孟子・尽心上》)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处世哲学,中国古代官场多黑暗,也就造就了历朝历代许许多多半隐半仕或干脆抛却一切隐遁山林的特殊群体,称之为“隐士”。
隐士们在普遍排斥政治的同时亲近大自然,并且把书画艺术作为消遣和修身养性的手段。萧瑟的湖岸水汀,简陋的茅屋土垣,萧条的瘦枝疏叶是文人画家们钟爱的艺术创作对象,这些大自然中极不起眼的甚至是被一般人所鄙弃的东西在文人士大夫那里却引起了共鸣,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创作情感。文人画家在这些萧条景物中看到了真实和本原,他们相信禅宗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于是他们的作品中是满眼的空白和不食人间烟火味。只有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才能对这些萧条和颓败产生这样的心灵感应,也只有他们能准确地传达这种情感意蕴,于是文人画这种独特的绘画艺术样式产生了。
艺术风格,歌德将它誉为“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它是艺术家艺术创作个性化的外在标志,体现的是艺术家创作思想的内在灵魂。不同的艺术家面对同样的创作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艺术家与创作对象心灵感应的过程,作品能不能打动人很大一部分在于这种心灵感应深不深和真切不真切。不同的心灵感应产生不同的风格作品,反过来,当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具有了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时,说明他与艺术对象的心灵感应是独特和深彻的,其艺术创作的状态也就进入了一个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姜澄清.中国绘画精神体系[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2]生活与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作者简介:万越,天津职业大学艺术工程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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