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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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生活中禁忌很多，春节的禁忌就更多了。
　　禁忌应当是源于一种对外界的某种现象认知不够而形成的敬畏和恐惧，禁忌的目的是为了好，为了获得期望中的吉利。春节需要的吉利和祝福就太多了，这些东西都通过禁忌，通过约束来获得，这也形成了我们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
　　禁忌包含内容太多，泛泛而谈似乎没有太多意义，还是落到一些具体的地方去。
　　
　　一、不干活
　　
　　不干活是我们最喜欢的事。
　　有一种鸟叫布谷鸟，它们在春节后初春的田野上，响亮地叫着“布谷布谷”。但实际上，大人们常常给我们解释它们的叫声为：“小娃好过，老倌挨饿。”意思不言而喻，借助鸟的声音给我们上一些基本的人生观课程。但效果并不明显，有时我们也把意思反过来，就变成了小娃挨饿，老倌好过，形成一种有乡间趣味的对抗。这种对抗是具有柔软温情的性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玩笑。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小娃就是小孩子的泛指，老倌就是老头子的泛指，并不具体到某个个人。更多的时候，这样的称谓排除了身边亲近熟悉的人，比如，我在山上碰到了一个放牛的老倌，那说明我不认识那老头，如果认识他，我则一定有个尊称：比如公公、大爹或者老祖什么的，决不可能出现那个“老倌”的说法，那是不敬的说法，也是不允许存在的。所以说，老倌和小娃，是民间泛指中的幽默指称，别有意趣。
　　布谷鸟叫声的本意被提前到春节期间来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过春节是六天，从初一到初六都不用到田地里干活去了，所要做的就是玩乐、吃饭或者喝酒。年三十可以去田地里去转一转，把需要做的小事提前做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都在做这些事。也可以到菜园里浇一浇水，拔一拔草。说实话，要在平时闲下来六天，那绝对是过于奢侈的事，不是一般的人家能挺得住的，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心理和身体能挺得住的，因为长时间不干活，会使心理难于忍受，也会使身体难于忍受。我们本质上就是长在田野中的某株庄稼，离开了田野和阳光，当然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以上是对成年人来说的。
　　对于作为小孩子的我们来说，一年不用我们干活，都会有自己的快乐。但这种想法当然不可能，反之，我们一年到头大都有劳动，每天除了做饭、洗碗这些基本的小事之外，还要找猪菜剁猪菜煮猪菜喂猪，还要割牛草喂牛水放牛，很繁重的任务，我们之所以好好读书并喜欢读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太重。因此，大人教育孩子好好读书的事也很少发生，读书不上进你就回家种田。对我们来说，学校是快乐而轻松的地方，当然愿意在学校。过春节的六天，我们几乎不用做任何家务事，这也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劳动中我们也有快乐。我们的生存并不像成年人所说的那样：苦一年，要休息几天了!“苦”就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状态，具体一点，表示一种持续的无始无终的劳动状态，可见“苦”是有其深刻内涵的。居于这种“苦”的长期持续，所以就要在春节期间不劳动，目的当然在于希望这几天的轻松会换来一年的轻松，尽管这只是一种奢望，但我们为什么不姑且拥有一些奢望呢?
　　于是，我们碰到那些还没过完年就到田地里去劳动的人时，会说：“这龟儿子，还想苦出个金娃娃来?”
　　
　　二、不说孬话
　　
　　“孬”这个字在我们生存的地方读“pie”(音：撇)，但是不是“孬”这个字我无法考证，它的本质意思是不要说脏话、坏话、骂人的话，从这一点来说，倒与“孬”具有相同的意义，我姑且用它。
　　“孬”是一个有意思的字。如果我们形容一个人“太孬了”，就表示这个人不成器，或不怎么样，主要是指素质方面，不是指品质方面。如果形容一片谷子长的孬，那说明它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收成。如果说你爱说孬话，那么就说明你说的话不合时宜，犯了禁忌，使人不喜欢，或者至少是使人不习惯。
　　孬话和脏话之间有一个递进的关系，脏话表示比孬话还难于入耳。当一个人会燥(音cao；与骂同义)人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人品质道德可能有问题。说脏话和燥人，按照成人们的理解，并不会使被骂的人受到损害，反而使自己折寿，就是使自己的寿命减短一天两天的，可见是吃亏的事。更麻烦的是，这种行为会使周围的人瞧不起你，而被燥的人则反而增寿，解除了一些罪过，真有意思。
　　乡间的那些矛盾和纠纷怎么来处理呢?人们需要讲道理，照我们的说法，要摆得出道理来。而道理会有许多人来主持它们的，道理几乎无处不在。
　　说孬话最多只是朝“坏”的方向出了点格，有时候连格也说不上。我们在春节禁忌的一些词汇，比如：去(死)了、得痨(病)了、掼(摔)着了……如此众多不吉利的词汇，即使它们本来就存在，比如李某的公公死了，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话，而只能说过去了或者走了这样的话，可见禁忌是一种心理的畏惧，畏惧什么我们就回避什么，担心说什么就招来什么。我们的口头常说的不是说曹操曹操到，而是说鬼鬼就到。
　　居于这些原因，我们在春节的快乐日子里，一些朴实而直接的词汇当然就得少用或者不用，因为我们随便一张口，就会招来一声责备：
　　“又说孬话了?”
　　
　　三、不串门
　　
　　不串门仅适用于年初一，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禁忌。在我们生存的村寨里，如果一个人家连续两天没有人来串门或者没有去别人家串门，那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事。实际上，我们的每一家当然无法独立存在――除了我后来见到的一些独处在山里的人家。
　　我们需要串门交流的事太多了，从早到晚都是如此。借东西、聊天、请人等等，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细节。一个人家不可能什么物件都有吧，于是一整天都有借来还去的实用小物件，比如腊月里炒蚕豆，要东家借箩筛(专用的铁箩筛)，西家借铁沙。比如做豆腐，要李家借石磨，张家借筐子。总之，有无穷多的交换和交流。还有吃的，李家种了大片的菠菜，张家没种，李家自然送点过去，张家种了花菜，自然也砍两个过去。今天我家杀猪了，自然要送点肉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先享用一下，过几天他家杀鸡了，端一碗过来，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如果有盖房子、讨媳妇或者栽秧这样的大事，人们之间走动就更勤了，因为人们需要相互之间的帮忙。人们都生存在一种虽艰苦却温情的礼与情之中，要不然，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样和谐的人际交流下，有不串门的禁忌似乎说不过去。不过还好，时间很短，也就是从年三十每一家门框上贴上封门笺开始，直到大年初一，年初二这个禁忌就被解除了，而且还要更热闹地来往。这样的禁忌本来的目的应当是将旧年的不利的方面都封在门外，不让进到新的一年的屋里来。这也是封门笺和门神发挥作用的极好时候，他们新装上阵，威风凛凛地站在门上，赶走主人家不需要的，迎接需要的。与此相关的，春节期间的门一般都关着，尤其是大年初一，目的当然也是使门神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样的禁忌也产生了另一个美好结果，那就是绝大部分或者所有的人都在年初一

到外面去玩乐了，于是晒场上、村巷里、秋千场、草垛里，无处不是人们快乐的身影，也算是把人们无意中推向一个更广阔的更有深度的交流舞台和境地了。
　　
　　四、不扫地
　　
　　年三十晚上，放过鞭炮吃过年饭之后就不允许扫地、泼水了，直到到年初三或初四才能做这些事。更早一些的时候，这个禁忌持续的时间更长。
　　这个禁忌的意义据说就在于，那些灰尘和水在这个时段代表着去年留下来的财富，与腊月二十三开始扫尘的“灰尘”的性质正好相反，扫尘的时候扫除的是不需要的东西。同样的尘土，不同的价值判断，也可见价值观念的有趣和矛盾之处。
　　这个禁忌也使我们很明白无误地将金银和尘土通过世俗而现实的方式联系起来。有的人视金银如尘土，那当然是因为有足够的生存资源来支配，金银和尘土在他们面前也确实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他们才能站在尘土和金银之上来审视我们的生存。呵呵，他们真伟大呀!我们倒没有发现他们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金银如果真做了尘土，能扫到我们的面前多好。
　　我们没有金银，只好将尘土权当向往和想象中的金银或财富，在新的一年的最初几天，当然不能随便地扫出去，关在家里，留作他用。
　　
　　五、不动刀
　　
　　不动刀实际上表示的是一系列活动的禁忌，也就是在至少是年初一不做新的饭菜，意味着在这个日子我们要吃隔夜饭。饭菜的工作在年三十晚上就做足了，米饭蒸了很满的一甑子，菜式也做了很多，尽管每个人都敞开肚皮吃，但肚皮终归容量有限，终归都在计划之内。
　　我们的年夜饭都是在占据了大半个堂屋的碧绿、干净、松软、芳香的青松席上享用的。席地而坐，享用美食，这应当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对我们生存的具体地方来说，这个习俗还适应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我们在长满翠葱松树的山间生存，松毛当然是我们最直接利用的物品，它们甚至被人们创造性地利用了。年夜饭的时间有早有晚，早的下午四五点钟就吃了，晚的要直到半夜三更。有的人家起得早，半夜三更就起床了，所以整整一夜都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过年的那些天并没有月亮，村子一片黑暗，年三十当然也没有人出去玩，只有年初一的晚上，那各式各样的鞭炮才会展示出它们的光焰来。
　　吃过的年夜饭菜并不收拾到橱柜里去，而是用各式各样的碗以及锅盖之类的盖起来，它们就那样摆在青松席上，格外地适眼。年初一或直到年初三，我们都在享用这些留在青松席上的饭菜。
　　针对这一习俗，人们创造出了很有特点的食品保存方法，首先是利用春节期间寒冷的天气，有些年还下雪呢(或者这一习俗就是对气候的充分利用)；二是利用了清凉的青松针的降温或保温作用；三是创造了一些独特的吃法，比如米饭就要捣散，把热气散去，实际上有的地方还晒干米饭。
　　不动刀的禁忌也有本质的目的，人们将“年年有余”的期望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有点绕，目的却是相同的。在这样的期望之下，新年初一就动刀，就做饭，岂不表示去年吃的食物已经没有了?
　　我喜欢吃这样加热的饭菜，原因固然有长青菜之类的独特味道，还在于这样做减少了人们的劳动，也使我们吃得更方便，几下扒拉完了，跑出去玩乐，有何不好?但大人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我们像他们一样慢慢地吃饭，认为这样才有过年的味道，才有舒展富足的体现，他们常常说：“吃慢点!吃慢点!”生怕我们吃快了，明年就会没有吃的了。
　　
　　六、不上腌菜碗
　　
　　腌菜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走到哪里，它们就陪伴到哪里，它们的地位可以和水烟筒相比，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水烟筒。
　　我们的生活是腌菜拌出来的。
　　关于腌菜这个大概念之下的具体细节，我们当然可以写一本书，这是后话，但在春节的青松席上却缺了它们，有时使人觉得不近人情。平时，腌莱碗在我们每一家的饭桌上都会出现，即使我们进入县城读书或者到其他地方工作，它们也一直陪伴着我们的饭碗和味觉，它们厚实的味道从没有消失过。
　　不上腌菜碗也是对的。因为人们在这个时节有一个很大的期望，期望来年的饭桌上不再有腌菜碗了。腌菜碗虽然重要，虽然调节我们的生活，但在有其他更好的食品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忘记它们，或者有意识地忘记它们，好比一些农村的孩子进了城就想方设法要抹去自己关于农村的记忆那样。从这个角度来讲，腌菜碗只能默默地做贡献，却不能得到荣光，只能装点人们的平静，却不能破坏人们的热闹。它们受了委屈。
　　某些春节我们的口腔淡了，想起了腌菜碗，说掏点酸菜来吃吧?大人们会反对说：“有这么多菜你不吃，吃什么酸菜?”仿佛我们在春节时吃了酸菜就预示着以后的日子只能以酸菜相伴了。
　　
　　七、不洗脚
　　
　　不洗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禁忌。
　　其实我们是不喜欢洗脚的。小朋友中，有的脚上有厚厚的一层泥或者其他什么形成的一个黑亮的壳子，即使赤脚走在痒痒刺上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对此种功能，我们当然惊奇，但也不至于向往，因为我们的脚也泥里来泥里去的，相差不到哪里去。鞋子也是可有可无的，即使有，也往往并不能包住脚掌，脚趾头全探出头来，有时鞋底坏了，鞋面仿佛一个套子套在脚上，谁管那么多呢，反正大家都一样。
　　但冬天还是要穿鞋子的。穿了鞋子我们就更不喜欢洗脚了，用那种温乎乎的水正襟危坐地泡脚，确实有点不符合我们快乐的生存状态。我们向往夏天的日子，从田地里回来，在小河里快乐地冲洗一下，套进并不常用的鞋子里，是很符合我们的身份的。
　　年三十晚要认真地洗脚，目的也是把身上那些不干净的事物留在旧的年份里，还有一个理由，或许有新鞋子穿。但新年的最初几天至少是年初一却不能洗脚，理由也很简单，脚上留下来的就是财了，不能在新年随便洗去了。可见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矛盾，同样的脚垢，同样的水，年三十晚上洗去的就是不好的事物，年初一如果洗，嘿嘿，那宝贝洗掉了。
　　不洗就不洗吧，乐得呢。
　　
　　八、不熄火
　　
　　对火的崇拜以及偶尔产生的复杂感情，使人们对火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禁忌，如果仔细深究，确实大有深意。比如有的地方有迎新火的传统，某个主要节日要把旧的火在火塘里灭了，然后歌舞，然后以隆重的仪式迎接新火。为什么?因为有时旧火会带来灾难，而新火则带来光明和希望。
　　我们生存的地方已经不使用经年不熄的火塘了，而是使用了叫做“锅洞”的灶台以及挖在地面下的“火笼”。灶台好理解，全国人民都在使用这个实用却有趣的事物，火笼则不好理解，实际上它们是传统火塘沿着时代的山路往前迈了两步：它们被挖在地面以下，并分成了两层，可以透气、掏灰、扇风以及透烟，本质上就是火炉的地下安装，只不过透气和扇风的口拐了一个弯，开在地面上。不使用时，用一块板子一盖，就又成为地面了，并不影响到什么，可见它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火笼不烧柴，而是烧煤。
　　无论灶台还是火笼，工作完成之后，都在当天被熄灭，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承担火塘的照明功能了，所以夜与它们无关，光明也与它们关系不大。
　　但在年三十的晚上，燃起来的火笼或者炉子(灶台除外)，原则上是不完全熄灭的，第二天只需用钩子搅一搅、掏一掏，透透气，再加上一点松明或者松球，再加上一些煤球或焦煤，用扇子扇一扇，它们就燃起来，完成旧年度向新年度的薪火传承。
　　春节是快乐的，也是充满禁忌的。还有无数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禁忌，说不完。
　　没有禁忌的快乐是不充分的，是不彻底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禁忌的门槛，快乐是关不住的，它们全都扩散到空气中去了，无形无踪。
　　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充满禁忌，充满快乐。
　　
　　张家荣，1972年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199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法律系，同年入伍，现转业，居湛江。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农耕年代》(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图文读物《植物的策略：诗意传承》《植物的策略：智慧生存》(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云南街子：徘徊在传统集市的边缘》(中华书局，2011年)等。
　　
　　责任编辑：周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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