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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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铃响了一下，我走到窗子边看看是谁。
　　“别理它，”我父亲喊了一声，“大概是传票来了。”
　　“星期天他们不送传票的。”我说着，小心翼翼地拨开了窗帘。
　　“无论如何都别理它。”我父亲走进了客厅。他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收账的人。他们一吓他，他就满口答应，认真付款，绝不拖延，他们总是来纠缠他，向他撒泼。他一个人在家时，从不搭理门铃的响声。他甚至绝不去看看是谁。门铃在他头顶上叮咚地响着，他只管在餐厅里看报纸。我父亲单独在家时，即便是邮递员来了，前门也不会打开。
　　门铃又响了。“怎么回事儿？”我说，“只是一个小老太太。她大概是卖东西的。我们可以把门开开。”
　　“为什么？”我父亲问了一句，“我们不能买东西。”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门打开了。门一拉开，那个小老太太吓了一跳。她的手抖着，手很胖，也很小，手肿肿的，没有戴手套。“我是夏皮罗夫人。”她说着，翘首以待。
　　我也等着。她努力笑了一下。我一脸严肃地等待着。陌生人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绝对不是朋友。虽然我只有17岁，但我知道，按我们门铃的人很可能是爱迪生电器公司的，或者是布鲁克林区煤气公司的，不是想要断电就是想要关气。
　　夏皮罗夫人掀开她破烂的小大衣。“我有第二份抵押合同。”她说。
　　我仍然等待着，很严肃。又是一个敌人。
　　她把手伸出来，冰凉冰凉的，胖乎乎的，向我恳求。“也许，我想和你父亲说说。”她说。
　　我父亲躲到了厨房看《星期日时报》，他不希望前门发生任何事情，不要把他拉出来弄出个一塌糊涂的新闻采访。
　　“爸！”我喊了一声。我听见他叹了口气，唏哩哗啦地放下了《星期日时报》。夏皮罗夫人进了屋，我把门关上了。我父亲走出来，擦着他的眼镜，渴望回到厨房。
　　“爸，这是夏皮罗夫人，”我说，“她有第二份抵押合同……”
　　“是的。”夏皮罗夫人急不可耐，满怀希望，愧疚地等了一会儿。她走进了屋子中间。她又肥又小的长统袜上有几处都抽丝了，脚上的鞋样子也很难看。“我来是因为……”
　　“是的，”我父亲装得一本正经的架势说。他总是用这种架势对付收账员，人家一吓他，他便蔫了回去。“是的，当然。请等一下……我妻子……我妻子在这上面懂得比……啊……海伦！海伦！”
　　我母亲从楼上下来，整了整头发。
　　“夏皮罗夫人，”父亲说，“第二份抵押合同……”
　　“情况是这样的。”夏皮罗夫人说着向我母亲走来，“1929年，我……”
　　“请坐吧！”我母亲指了指椅子。她瞟了我父亲一眼，噘着嘴巴。我父亲因为对我们家的财产占有分配不公而向财产代理人提出挑战的那些日子里，我母亲总是对我父亲不屑一顾。
　　夏皮罗夫人坐在椅子边边儿，身子前倾，两腿并拢。“第二份抵押合同是八千美元，”夏皮罗夫人说。我们都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夏皮罗夫人被这种默不作声弄得心灰意冷了，但她没有停止，面色苍白的圆脸说话时表情急切。“八千美元是一大笔钱。”她说。
　　我们没有搭她的话茬。
　　“1929年，”夏皮罗夫人说，“我有八千美元。”她遗憾地看着我们的脸，对我们非常羡慕，对我们的一切都很羡慕，我们坐在那儿面无表情，不动声色，显示出有钱人的架势。“八千美元啊，我干了一辈子才挣到的。我开了一个蔬菜店。现在卖菜赚钱很难。菜都很贵，还要烂一部分，总有买便宜的人比你……”
　　“是的，”我母亲说，“菜都非常贵。昨天我买一个小菜花都花了二十美分……”
　　“夏皮罗先生死于癌症，耗了两年时间才死去，”夏皮罗夫人继续说着，极力想博得我们对她的怜悯之心。“我有八千美元。我得了风湿病和高血压，不能再照应商店了。”她又一次看着我们的脸色，乞求我们的一点点同情。“我从银行里取出八千美元，到了梅耶先生那里，我说，‘梅耶先生，你是个实力很强的人，信誉也非常好，我把一个寡妇一生的积蓄都交给你，为我投资，以便我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我不要很多，梅耶先生，’我对他说，‘直到我死，一周只要几个美元就够了。’我说：‘就几个美元。’”
　　“我知道梅耶，”我父亲说，“他现在经营得很不好。那个信托公司正处于破产在管状态。”
　　“梅耶先生，”夏皮罗夫人气愤地说，两只拳头放在瘦弱的大腿上不住地颤抖，“是个无赖！他拿我的钱进行第二次抵押。八千美元换回了一张第二次抵押合同！”
　　她停下不说了。片刻时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今天，即便是第一份抵押合同也没有用处。什么都不顶用了。”我父亲说。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夏皮罗夫人眼里充满着泪水说，“我从抵押合同中没拿到一分钱，一分钱都没有啊……八千美元就拿到了一张第二份抵押合同……”她掏出一块小手帕擦着眼睛，“我去找梅耶先生，他让我等。我能等多长时间？我现在连饭都没有吃的，这像话吗？我能等得比那个时间还长吗？”她哭得涕泗滂沱。“现在梅耶先生连我的面都不见了。人家告诉我，我去过他那儿后他就消失了。到那儿去毫无益处。”她停止不说了，不停地擦着眼睛。我们如坐针毡。
　　“我准备去我拥有第二次抵押的那些房子，”夏皮罗夫人说，“房子倒是很漂亮，都……像这间房子似的，带地毯，带窗帘，带暖气，炉子上可以做饭，你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我有这些房子的第二次抵押合同，可我没有东西吃……”她的眼泪浸湿了整个一块手帕。“行行好，”她哭着说，“行行好……给我点帮助吧。我不要八千美元，只要个帮助。那是我的钱……我孤身一人。我有风湿病，我的房子里没有暖气，我的鞋上满都是洞。我光着脚走路……行行好……行行好……”
　　我们设法制止她，但她停不下去，哭喊着。“行行好……行行好……只要一点儿帮助，一百美元。五十美元。我的钱……”
　　“好了，夏皮罗夫人，”我父亲说，“下个星期天来。我给你钱，然后……”
　　眼泪停止了。“啊，上帝保佑你，”夏皮罗夫人说。突然她猝不及防地扑过去，跪到我父亲面前，抓着我父亲的手疯狂地吻起来。“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她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我父亲紧张地坐在那儿，极力用另一只手把她的手拿开，以乞求的目光看着我母亲。
　　我母亲终于忍无可忍了。“夏皮罗夫人，”她说，打断她一遍又一遍的“上帝保佑你”。“你听着！停止亲吻！请你停止！我们什么都不能给你，下个星期天或者任何一个星期天！我们没有一个子儿。”
　　夏皮罗夫人放下了我父亲的手，跪在他的面前，在我们客厅的中间像陌生人似的四处乱看。“可罗斯先生说……”
　　“罗斯先生胡说八道！”我母亲说，“我们没有钱，我们不会给你一分钱！我们希望把你从这座房子里轰出去，就现在！我们不会给你一分钱，夏皮罗夫人。”
　　“那么下个星期天……”夏皮罗夫人极力想提醒我母亲现在她不指望得到钱了，再过一个星期也不指望了。
　　“我们今天不给，下个星期天更不会给了。现在我们家里只有八十五美分，夏皮罗夫人！”我母亲站起来走到夏皮罗夫人跟前，她还在地下跪着。我母亲还没来得及碰她，她便像一个麻袋似的“咚”一声倒在了地上。
　　我们花了十分钟时间才使她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我母亲给她倒了一杯茶，她默默地喝着。她喝完茶，准备走了，好像不认识我们似的。她告诉我们，她两个月里像这样的昏厥已经是第五次了。无论如何她似乎有点自惭形秽。我母亲给了她一个医生的地址，看医生的费用由我们来付。夏皮罗夫人走了，她走下台阶时，肥大破烂的长统袜竟然从腿上掉了下来。我和我母亲望着她一步一颤地走到街上，走到拐角消失了，我父亲回到厨房，拿起了《星期日时报》。
　　第二个星期天她来了，后来又在两个星期天后来了，按了按门铃，我们没有开门。每次她差不多都按半个小时的门铃，但我们全都静静地坐在厨房里，等着她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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