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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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雷
李云雷
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天下》杂志（武汉）特约副主编，《今天》杂志（香港）评论编辑。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等，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到世界格局与国内形势，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处于一种剧烈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幅度有时会超越我们的想象，让我们的现在与过去之间充满了断裂，现在的我们几乎难以理解从前的自己了。不仅作为个体的个人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世界也是如此。
我们眼前的中国是陌生的，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们，仍然会习惯地将中国想象为落后的“弱者”，但是新世纪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正在变成一个“强者”，我们正在实现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同样在国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环境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不断涌现，有时让我们难以想象，让我们感到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国度越来越陌生。
这个世界也是陌生的，19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但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美国，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了其本性与内在的危机；中国也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正走在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上，只是不知道最终将走向何方。
面对这个陌生的“自我”，面对不断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我们的文学能做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批评又能做些什么？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种剧烈的变化揭示出来，描绘出我们这个社会各个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中国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疼痛、撕扯，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史”。
在韩少功的《日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知青一代40年的生活变迁史，40年，他们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国内走到国外，从少年走到中年，从为人子女走到为人父母，他们置身于时代变化的剧烈漩涡中，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已无法回到最初。这部小说从一个长时间的跨度，在历史、回忆与当下现实的细密交织中，勾勒出了那一代中国人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的变化，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辨认出时代的精神烙印。
高建群的《大平原》，为我们描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祖父一代的逃荒经历，父亲一代的下放经历，以及“我”经历的乡村正在城市化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近百年的变迁，以及生活在“大平原”上那些人的苦难、辛酸与血泪。如果说祖父、父亲的命运仍然与传统乡村及其生活方式密切相连，那么“我”所面临的则是更加剧烈的变化，在“我”的面前，传统的乡村消失了，“家”也消失了，在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不再是树木与庄稼，而是一片片楼房。
在魏微的小说《胡文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文青不同的身份及其剧烈转折，他小时候是个众人交口称誉的“好孩子”，在中学时曾组织小组学习《资本论》，后来他成了风光一时的“造反派”，后来他又成了被人歧视的“三种人”，后来又成了第一批下海的小商贩，后来他又成了成功的国际商人，可以与外国元首谈生意，最后他成了一个佛教徒。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30年中，他的身份不断在变化，在他不同身份的转变中，很难建立起内在的统一性，比如说在“好孩子”与“造反派”之间，在学习《资本论》与成功商人之间，在成功商人与佛教徒之间，都充满了“断裂”，我们很难将作为“造反派”的胡文青与作为“成功商人”的胡文青联系在一起，很难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正是他的转变及其转变的速度，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
刘继明的《启蒙》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偶像破灭的故事，小说中的“我”是1980年代的文学青年，也是当时著名作家蕖伯安的崇拜者，在20年后关于蕖伯安的一桩诉讼案期间，“我”通过与相关各方的交谈，拼贴起了对蕖伯安的整体认识，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失望的过程。“我”发现，蕖伯安并不像他小说中所表现或者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为人民受难的人，事实上，他不仅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且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自私自利甚至不负责任的，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这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环，走向了民众与人性的反面。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想象世界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我们不仅需要揭示这些变化，也要揭示这些变化的内在关联，以及在这些变化之中文学自身的变化。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整体格局，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需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些变化做出分析与研究，做出我们的解释与回答。这就需要我们能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需要我们具备更加敏锐的艺术感觉。——而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要解释文学，也是要面对我们内心的困惑：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在一个既往经验都难以依傍的时代，我们该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该如何面对“自我”？我们该如何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该如何才能安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整体性问题，而我所做的，只是以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方式去面对这些问题，做出一点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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