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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女情结与人生悲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霍蓉光 任丽娟

  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自发表以来,围绕玉米这一女性形象研究者做了许多探讨。许多论者认为玉米人生悲剧的根源在于她的“唯权意识”与“权力崇拜”,比如有论者指出,“玉米用一种封建愚昧的‘唯权主义’思想去自我麻痹、自我束缚、自我奴役,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这就是玉米悲剧的根源”[1]。还有论者认为:“毕飞宇深刻而细致地书写了乡村女性在命运织就的巨网中借助权力去实现欲望却致使人生异化的生存悲剧。”[2]客观地说,玉米的人生悲剧原因是多重的,其中既有权力的扭曲、也有社会伦理的桎梏,本文试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解读毕飞宇笔下的玉米形象,以玉米的长女身份为突破口,分析玉米长女情结的具体表现,探讨长女身份赋予玉米的家族权力与精神桎梏,以此寻找玉米人生悲剧的社会伦理学根源。
  关于长女与长女情结赵德利是这样描述的:“她们与中国传统的嫡长子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在她们身上,较少女儿的天性流露,更多以修身,齐家,躬亲仁悌为主要责任,在家族长子 ‘缺席’的情况下,践行着长子的身份和义务。为维系血脉亲情,振兴家族谱系而躬亲齐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别和青春。我们把这类女性称为长女,把她们以长子身份所显示的文化心理称为长子 (女)情结。”[3]仔细研究《玉米》三部曲,可以发现玉米正是在长女情结的支配下,由一个普通的乡村少女,转变为家庭的实际掌权者,最后为家族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与婚姻,令人可悲可叹。
  生活环境与长女情结的产生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里,身为家庭的长子或长女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角色,他(她)们往往被寄予厚望,被要求成为家庭成员的表率与楷模,孝敬老人、扶助弟妹、绵延香火、振兴家业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随着时代的变迁,宗法家族制度逐渐消亡。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及儒家“三纲五常”伦理价值理念的影响,宗法精神凝结为一种民族心理,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文化潜意识之中。
  小说主人公玉米所生活的环境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这个时期的王家庄仍然带有农村宗法社会的烙印。宗法社会的特点是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远近区别亲疏关系。王家庄便是这样,这个村庄只有两个姓,一个张姓、一个王姓,以姓氏为纽带形成两个家族,他们的势力此消彼长,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却争斗不已。连玉米也深谙此中道理:“表面上再风平浪静,再和风细雨,再一个劲地对着王姓喊支书,姓张的肯定有一股凶猛的劲道掩藏在深处”,因此她对张姓人家格外客气,不是一家子,才要像一家子对待。宗法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看重香火的繁衍,因为血缘种系的繁衍传承关系到家族和宗族的兴衰存亡。小说中写到了王连方和施桂芳连生七个女儿、不生儿子不罢休;施桂芳没儿子前的沮丧和生儿子后的轻松两相对比;柳粉香不能怀孕的痛苦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玉米所生长的坏境仍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乡村社会。
  如果说家族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构成了玉米成长的社会环境,那么父亲的荒唐、母亲的慵懒和家中长子的“缺席”则构成了玉米成长的家庭环境。父亲对于一个传统家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父亲是大家庭的主导,无可置疑的权威。然而玉米的父亲却不能为这个家庭遮风挡雨。王连方身为村支书的身份曾经赋予了这个家庭特殊的权力,但他放荡不检的行为最终成为这个家庭颓败的诱因。他那些层出不穷的艳史与丑闻,最终让他从高高的权力台上坠落,更让他的家庭堕入无底深渊,最后也葬送了玉米的爱情。赵德利曾指出:长女的审美文化价值的实现往往有着前提条件,那就是长子的缺席。施桂芳一连生了七个女儿,家中没有男孩,这一直是王家的一块心病,也是别人嘴中的话把子。虽然后来施桂芳终于生下了小八子,但这个尚在襁褓中的男孩是如此孱弱,难以担当家族社会“长子”的重担。而母亲在生下了小八子这个男孩后,自认为大功告成,整个人也成了“散了黄的鸡蛋”不再管家了。照顾弟妹,操持家务都是作为长女的玉米在做。父亲的浪荡与母亲的慵懒,加上年幼的弟弟,使得玉米的家风雨飘摇,身为这个家庭的长女,玉米过早地成熟了,为了家族的地位与振兴,她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
  长女情结的体现
  (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
  毕飞宇在《玉米》中指出:“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就拿和玉米年龄最接近的二妹三妹来说,“二丫头玉穗只比玉米小一岁,三丫头玉秀只比玉米小两岁半,然而说起通晓世事,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玉穗玉秀比玉米都差了一块。”玉米生活的环境、家族文化的熏陶以及她在家庭中的长女地位,使她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她有负担家人生活的责任,有光宗耀祖的使命,有振兴家族的义务。她无条件地为家人做其所当做之事,尽其所尽之责,而不期望对等的回报。
  玉米是村支书王连方八个孩子中的老大,也是王家实际上的“主心骨”。玉米自强好胜、果敢坚定,她想要通过自己的勤奋持家争取家庭和自己的幸福。玉米在小说中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母亲生下小八子时,“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她的袖口挽得很高,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然而玉米还是满怀喜悦,因为母亲在生了七个女儿之后,终于生儿子了,王家有了香火,再也不会留给别人话把子了,“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这份喜悦是那样地深入人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此后,玉米更是主动帮她把小八子揽了过来,不声不响地替母亲带孩子、持家,把劳累全包了。通身洋溢着一个小母亲的气息,面对母亲的慵懒,玉米没有抱怨,这个早熟的长女, 她那稚嫩的肩膀担负了过多本不应由她担负的义务与责任。
  对其他姐妹,玉米也是尽其所能地给予提携、帮助。在《玉秧》中,出嫁后的玉米又一次出现在王家庄,这次是因为妹妹玉秧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学校,玉米亲自掏了腰包,专门为玉秧办了两桌酒,请来了村里的领导和玉秧的老师,为王家为玉秧挣足了面子,过后又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粮票交给妹妹作学费。这笔钱在那个时代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了。在《玉秀》中,玉米回到王家庄之后,给家中每个人都做了一身新衣裳。玉米还跟总是和自己作对的三妹玉秀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玉米说:“玉秀,弟弟还小,她们几个一个都指望不上,姊妹几个就数你了。你怎么能不知道大姐的心哪?啊?还这样妖里妖气的?啊?还和大姐作对,啊?”“玉秀,你要出息。一定要出息!给王家庄的人看看!你可不能再让大姐失望了。”“你的心里怎能没有家?啊?——不是这个家,是我们那个家。”可见,即使是出嫁后的玉米,作为家庭长女,她心里口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王家的兴衰荣辱。   (二)拟长子的身份追求与权力意识
  长子长女们拥有高于一般家庭成员的权力。只不过,长子的权力是家族社会“嫡长子”的制度赋予的,这种权力无须解释,毋庸置疑。而长女权力的获得则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机,特别是在家庭中父亲与长子“缺席”的情况下,长女才可能以“拟长子”的身份披甲上阵,成为家庭的实际领导者。反观玉米,她持家权力获得前提正是由于父亲对家庭的游离与长子的“缺席”,对于权力,玉米是这样认识的:“权力就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力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
  王家姐妹七个,性格各异,玉米懂事,是老大的样子,玉穗憨,玉秀妖,玉英乖,玉叶犟,玉苗嘎,玉秧甜。虽然玉米身为长女,平时妹妹们喊她姐姐,但心里究竟不服她,因此玉米第一次掌权就选择在家庭的饭桌上。玉米给母亲炒好了葵花籽,吃饭前也提好了洗碗水,然后学着母亲以前的样子向妹妹们发令:“你们都快点,我要洗碗的,各人都快一点”。玉米似乎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懂得使用平衡的手段,她先是用家长的威严惩罚了不听话的玉秀,接着又在处理妹妹纠纷的时候帮玉秀说话,当着所有妹妹的面把玉秀叫做“三姐”,这样一推一拉,干净利落地在姐妹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此后,玉米又以她的沉稳、凌厉、威严告诫父亲的情人们;摆平了妹妹玉叶在学校的打架事件,树立了她王家长女的权威。凡此种种事件使得玉米的长女形象有一种雄化的趋势,以至于父亲下台后,全家人都要仰仗玉米的庇护与威严。就连一直对玉米心存敌意的三妹玉秀也不得不心生敬意:玉米为什么是个女的呢,她要是个男的,变成自己的大哥哥该有多好哇。这也正是玉米一直不自觉地追求“拟长子”身份的结果。
  (三)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长女玉米的心中,“家”的分量是很重的,作为长女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让她极力维持着家族的稳定与尊严。如果家族利益需要她牺牲个人幸福,玉米也会义无反顾。
  身为村支书的长女,玉米几乎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爱情婚姻同家庭的兴衰连在一起。玉米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叫彭国梁的飞行员,彭国梁长相不好,不仅瘦还有些老相,眼睛小,门牙前倾。但玉米还是越过了他长相上的不足,“恨不能一口就把这门亲事定下来”。这并非出自于两人真心相爱,更多的是男方飞行员的光环效应,因为玉米知道这门亲事在那个年代足以让王家光耀门楣。王连方被免职后,玉米想的是:只要国梁在部队上出息了,她的家一定能够从头再来。然而这种建立在门当户对基础上的联姻,最终因为王连方的倒台而终结。
  在王家面临衰败、两个妹妹被人欺侮、彭国梁抛弃玉米之后,玉米主动向父亲提出给自己找个婆家,并且要求:“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最后玉米嫁给了大自己几十岁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作填房。玉米固然是为了权力嫁给郭家兴,可是玉米为何爱权?她婚姻的出发点还是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玉米是在利用嫁人的机会把家里的脸面挣回来。知女莫若母,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描写到玉米出嫁之前母亲施桂芳的心理活动:“要不是王连方被开除、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玉米和飞行员的恋爱肯定还在谈着。就算飞行员那一头吹了灯,凭玉米的模样,哪里要走这一步?玉米一定会利用嫁人的机会把家里的脸面争回来的。”这处描写也告诉我们玉米的婚姻其实是一次自我的牺牲和对于家庭的救赎。
  长女情结的反思
  作者毕飞宇曾经在《玉米》后记中写道:“我爱玉米么?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怕她。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如果玉米是我的母亲、妻子或者女儿,这么说吧,如果玉米是我的领居或办公室的同事,我将如何和她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呢?这个虚空的假设让我心慌。我对玉米一定是礼貌的,客气的,得体的,但我绝对不会对玉米说,你的围巾颜色不大对,你该减肥了。”的确,对于玉米这样一个救赎型的长女形象,我们欣赏她的勤奋、坚忍,感动于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却又不得不敬畏她的威严,哀叹她的愚昧。
  美国女性主义者安德丽安·里奇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男性对女性的权力统治,“女性从一出生就以男性的思想为思想,并以此为行为的准则,她们的思想意识被男性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支配,内在化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走卒”[4],玉米只读了小学三年级,正经八百地识字只有两年,文化程度偏低限制了她的视野与思维,使得她缺乏反省精神,保留着对父权制的绝对忠诚。对于父亲的荒唐,她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反而去警告侮辱那些被父亲欺负的乡村女人,她抱着小八子一家一家地站、一家家地揭发。父亲因为和秦红霞通奸被开除,她没有怪父亲,却对秦红霞愤恨不已,“她还有脸回来!河面上又没有盖子,她硬是没有那个血性往下跳。” 为了家族的名声,玉米一手破坏了妹妹玉秀与郭左的爱情,是她亲口告诉郭左:“玉秀呢,被人欺负过的,七八个男将,就在今年春上。”后来又自作主张将玉秀生下的儿子送人,那种冷酷残忍堪比张爱玲《十八春》里的顾曼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父权社会的环境中,作为一个早熟的长女,玉米怎样生成了一种长女情结,并在在这种长女情结支配下去追求一种“拟长子”的社会身份和家庭担当。在家庭颓败之际这种长女情结又衍生出“救赎”的种种行为,然而这些行为也导致了玉米精神的异化与爱情的悲剧。由此,可以说,玉米的悲剧根源是多重的,不仅是权力欲望控制下的悲剧,也是一种社会伦理下女性不能自省自救的悲剧。
  参考文献:
  [1]牛春梅.玉米啊,你当自救——读毕飞宇的《玉米》[J].名作欣赏,2005,(16):76-77.
  [2]王英晓.欲望、权力与异化—评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玉秀》、《玉秧》[J].青年文学家,2011,(22):24-25.
  [3]赵德利.20世纪中国小说长女形象的文化心理透视[J].社会科学,2012,(10):177-182.
  [4](美)安德丽安·里奇.强迫的异性爱和莱斯缤的存在[A],荒林.两性视野[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87.
  作者简介:
  霍蓉光(1980— ),女,河北邯郸人,讲师,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任丽娟(1975— ),女,河北正定人,副教授,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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